長期以來，美國聯邦政府一直在應對技術經濟方面的挑戰，包括在南北戰爭中為北方提供武器，在二戰中建立“民主軍火庫”以擊敗軸心國，以及在蘇聯人造衛星發射後努力在創新和生產上超越軍事對手蘇聯。事實上，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在研發上的投資超過了整個世界（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門）的總和。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兩黨在立法和行政方面展開了強有力的努力，以應對日本（和德國）的技術競爭。（里根總統在1987年國情諮文中說：“ 我們保證政府將盡一切可能提高美國的競爭力”。）現在，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聯邦政府必須再次加緊努力，這一次是為了應對美國面臨的最大經濟競爭者：中國。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美國是否能作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因為與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不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現在主導著美國的政策制定。確實，就好像美國誤入歧途自食其果，轉向了為前共產主義國家提出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結果是，廣泛而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致力於建立由七個關鍵方面組成的意識形態框架，這導致政府方面的被動消極的態度：
- 一個國家生產什麼並不重要（“薯片，計算機芯片，有什麼區別？”）；
- 只有公司競爭，而不是國家，參與競爭；
- 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而不是國家的經濟福利是最重要的；
- 美國應專注於市場所揭示的自然比較優勢；
- 市場力量本身就足以確保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
- 任何對部門進行優先排序的嘗試都會導致保護主義或低效的“裙帶資本主義”；
-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成為相互競爭的私人利益中的“裁判”，而不是支持和指導這些利益的“教練”。
因此，在常規情況下，產業戰略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有可能造成損害。聯邦政府這次還沒有采取行動，也就不足為奇。
某些迴避核心的自由市場觀點的人願意承認政府的一些作用，只要它不針對關鍵行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只是擴大對科學，K-12教育，工人培訓（通常聽到諸如“我們需要裝備美國工人以在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之類的言論）和實體基礎設施的公共資助，他們向我們保證，所有這些都會變得很好。儘管這些“要素投入”政策雖然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卻不足以在推動美國經濟和軍事未來的最重要行業中，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有一種產業戰略越來越被接受:專注於“綠色產業”，“綠色新政”等提案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擁護者。提倡者甚至認為，這種方法將使美國能夠出口清潔技術產品，從而解決美國工業競爭力的整體困境。但是，即使美國能夠在全球範圍內主導該行業（疑似大多數其他發達國家也都瞄準了該行業，而中國已經在太陽能光伏，風能和電池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該行業的規模可能不足以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更令人煩惱的是，清潔能源競爭力雖然已成為美國未來國防能力的組成部分，但不足以確保強大的軍事能力：美國人無法憑藉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贏得戰爭。這並不是說美國不應該在支持清潔能源創新方面做得更多，它應該這樣做，但認為這可以替代國家產業戰略的想法是錯誤的。
美國就像飲鴆止渴般轉向了為前共產主義國家提議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
再加上意識形態上對行動的偏見是事實，二十年來的高度全球化削弱了美國公司對強有力的國家競爭力戰略的承諾。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上一輪全球化浪潮興起之前，許多商界領袖，例如惠普首席執行官約翰·揚和英特爾首席執行官安迪·格羅夫，都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來鼓勵華盛頓採取行動。事實上，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頒佈的一系列有效的先進工業政策中，領導發揮了關鍵作用。英特爾的羅伯特·諾伊斯就是一個例子，他是第一個集成電路的開發者。
他的倡導促成了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這是一個公私合營的聯盟，幫助恢復了美國半導體行業的競爭力。如今，儘管沒有其他任何原因，但大多數美國大公司如今已面向全球，企業領導力雖然沒有消失，但肯定沒有那麼活躍。此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當美國商界領袖公開反對日本不公平的產業政策時，他們幾乎沒有受到日本政府報復的風險。
第三，美國政治黨派之爭的本質不僅在國會而且在政體上，這意味著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熱議的，分裂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對競爭力沒有影響（例如，墮胎，槍支，身份，醫療保健，低技能移民，收入不平等，彈劾等），但是很難在較少涉及黨派的問題上達到共識，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相當普遍的，例如競爭力。
第四，預算赤字的爆炸性增長（由於必要的COVID-19經濟支持計劃而使情況變得更糟），以及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的大規模退休潮，使情況明顯惡化，政策制定者為支持國家產業戰略而進行必要的直接和間接投資的財政空間相當有限。
最後，任何國家產業戰略都需要重新平衡當前對個人權利的極端關注，更多地關注美國人的責任和忠誠。約翰·肯尼迪在就職典禮上的那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其實並不那麼大膽。那時的美國，尤其是在與蘇聯冷戰時期以及20世紀60年代個人主義興起之前，是一個平衡個人與社會的社會。可以肯定的是，當時許多個人和團體的權利被邊緣化了。但是正如邁克爾·林德指出的那樣：“如今，以權利為基礎的哲學很難使民族國家合法化，使其成為一個可以要求其會員國忠誠和犧牲的共同體。”然而，更好地平衡權利和責任是使一個國家產業戰略有利於政治所必需的。
“要素投入”政策雖然必要且有用，但對於在為美國經濟和軍事未來提供動力的最重要產業中建立全球競爭優勢而言，卻遠遠不夠。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我們仍有必要記住丘吉爾的格言：“在美國耗盡所有其他可能性之後，你總能指望美國做正確的事。”最近，一群年輕的經濟學家，加上一些著名的學者，一直在挑戰令人窒息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正統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競爭的影響比經濟學家讓我們相信的還要糟糕，因此有必要採取產業戰略措施。
而且，越來越多的公司和行業協會呼籲聯邦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措施來支持競爭力。鑑於民粹主義對企業乃至資本主義的反抗日益加劇，部分原因是人們擔心企業利益不再符合國家利益，因此，即使僅僅是為了減少對企業的反對，也可能會有更多的公司出來支持強有力的國家產業戰略及隨之而來的國內政策（例如貿易保護主義，國有企業，公司對工人的控制條例，新型公司章程等）。
此外，COVID-19危機給許多美國人敲響了警鐘，讓他們意識到美國是多麼依賴中國，尤其是在關鍵的醫療供應方面。這促使人們呼籲採取行動，提高美國的生產能力。
最後，兩黨越來越多的民選官員呼籲採取更積極的聯邦政策，以刺激先進產業競爭力。這種想法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意識到中國不太可能，至少短期內不太可能，轉向民主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而是希望擴展其威權主義和重商主義模式，以挑戰美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可能還有軍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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