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開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對古史系統進行了辨偽考證，顧氏提出了“層累的古史觀”學說，認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國確切紀年的開始，在此之前的歷史，都是後人附加上去的。春秋戰國以後，年代越遠，古史的時間就越長。但20世紀以來的現代考古成果，特別是殷墟（Yin Ruin）的發現，證明史書中的商朝是確實存在的，從而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歷史觀點。對於《史記•五帝本紀》的歷史真實度問題，李學勤先生2005年4月19日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指出，早在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認為所有的傳說裡面一定存有史實的素地。通過多方論證，李學勤先生認為，黃帝傳說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司馬遷在作《史記》時，根據古代正式的文獻，以高度的技巧和科學的精神寫出了《五帝本紀》[1](P393)。在討論上古的農業生產活動的歷史記載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必要的說明。事實上，從世界範圍內的現代考古成果來看，我們通常說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也就是一萬年左右的歷史時期，是完全客觀的歷史認識。
黃帝
一、野生稻馴化與栽培的最早文獻記載及華夏先民的“五種”
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類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第二部分農業革命中指出，人類曾有長達250萬年的時間靠採集與狩獵為生，在大約1萬年前開始投入全部精力操縱著幾種動植物的生命。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間馴化了這幾種植物：小麥、稻米、玉米、馬鈴薯、小米和大麥。在過去2000年間，人類並沒有馴化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動植物[2](P75)。赫拉利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大部分的動植物其實無法馴化。我們遠古祖先所狩獵採集的成千上萬種物種中，適合農牧的只有極少數幾種。這幾種物種只生長在特定的地方，而這些地方也正是農業革命的起源地。在漫長的遠古人類由採集向穩定的農耕生活演變的過程中，野生稻和野生小麥廣泛分佈在全球傳統農業區。《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在舜時，命大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3](P38)。”這種稱為“庶稻”的水稻可以種在地勢低窪和溼潤的地方，說明先民們熟悉水稻的生長特性。水稻在大河平原低溼窪地生長，人們收穫稻種，春天的時候再用稻種撒播在適宜生長的低溼地區，到秋天收穫，以此來獲得更多的糧食供給。考古發掘表明，中原大地上，多個地區發現了先民種植水稻的物證。比如江西萬年的水稻種植，據科學測定，時間可以追溯到13000年前。
《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3](P3)”宋代裴駰集解（筆者注：《史記》三家注是指宋代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簡體字本前四史《史記》即以三家注為註釋。）雲：“蓺，樹也。詩云‘蓺之荏菽’。《周禮》曰‘谷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這說明華夏先民主要馴化栽培的糧食作物是黍、稷、菽、麥、稻五種。
二、從主要農作物的馴化栽培中獲得的“農時”觀念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3]（P5）。”集解註釋“時播百穀草木”之“時”，“時，是也。”意思是按照百穀草木生長的正確時節。正義疏通這句文意則說“言順四時之所宜而布種百穀草木也。”索隱解釋“淳化鳥獸蟲蛾”之“蛾”，“蛾一作豸，言淳化廣被及之。”正義引《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正義解釋“節用水火材物”一句：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
黃帝的統治範圍包括黃河的大部分流域，長江流域的一部分也在其統治範圍內。先民從“黍、稷、菽、麥、稻”的馴化栽培中懂得了季節時令的重要，“時”本作“蒔”，從字形就能夠看出來，這是指草木的準確生長時間。萬物生長遵循一定的時間規律，特別象先民所馴化栽培的五種主要糧食作物，它們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從種子發芽到結實，有一定的週期。《史記》在記載顓頊帝時，提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3]（P9）。”索隱解釋“養材以任地”，“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解釋“載時以象天”“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履亦踐而行也。”這段話強調了先民按照天地運行規律，結合農作物的生長時間週期來踐行他們的農業生產活動。
到了帝堯時，已經開始派遣專門的人員對天時曆法進行準確的觀測，形成科學認識。“帝堯者，放勳。……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3]（P13）。”羲、和為堯時掌天地曆法之官，以歷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規律，以敬授人時。正義引《尚書考靈耀》雲：“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
三、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形成層級型的社會結構
正如《人類簡史》在“農業革命”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馴化了水稻和小麥等農作物的同時，人們也被禁錮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和勞作。古代部落的人們守著土地而生存，為了爭奪土地進行戰爭、搶掠、征服，由此建構了層級型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的建構持續了幾千年的時間。上古時期的氏族統治，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就是要有足夠的食物，以維持部落人口的生存和發展。
雖然現存的對於我國上古時期歷史面貌的記載不多，但從《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中，仍然可以管窺到，上古時期，黃帝氏族已經建立了嚴密的統治秩序和政治結構。《史記》記載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修德振兵”是為了“威震內外”，保護統治區的部族的土地安全、生產安全和生存安全。為了達到統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需要具備相應的財力基礎。除了人工栽培五種主要糧食作物獲得穩定的糧食供給，對於自然界的各種資源，均需要統治階級加強管理。《史記•五帝本紀》對每個帝王都記載了他們的管理措施。如黃帝要求對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3]（P11）。”“取地之財”說明先民知道土地是生存的依賴，從而要節用其財。又教導人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這樣才能獲得持續的利益。這充分說明先民的部落政治是以農業為基礎。
為了進行更好的管理，勢必需要在管理手段上進行分工。到舜時，形成以大禹為首的管理骨幹，並且要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考核，論功行賞。“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蒔）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從功咸興[3]（P30）。”正義解釋“惟時相天事”：“相，視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職，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此二十二人鹹成厥功：……益主虞，山澤闢；棄主稷，百穀時茂。……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3]（P32）。”大禹通過治水，將統治版圖內的山川河流，物產情況都摸清楚了，形成了“九州”的行政區劃，大體上形成了中華文明的主要版圖。《尚書•夏書》第一篇是《禹貢》，詳細記載了大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的歷史。大禹能當上帝王，正是因為他對以農業為中心的政治統治所貢獻的功績。
四、禪讓制：嫡長繼承製之前統治階級內部的選賢制度
對《史記》記載的夏代以前的歷史系統進行梳理之後，我們發現了個有趣的現象，即夏代以前主要是兩個主要的統治氏族：神農氏族和黃帝氏族。從黃帝到夏禹，他們是同一個氏族，只不過這個過程中，最高權力的交接和更替並無明確的規定，而是在內部進行選賢用能。到了夏禹，其子啟繼承父位，從而改變了之前的權力更替模式，從“共天下”變成了“家天下”。而從周朝以後，皇位的繼承採取了嫡長子繼承製。
《史記》記載的五帝的時間跨度來看，從黃帝到大禹建立夏後國，其中世系迭代的時間並不很長。在《史記》夏本紀開篇就記載：“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3]（P37）。”可以看出，從黃帝到夏禹，其間只經歷了四代。以每代帝王在位30年計算，則從黃帝到大禹建立夏後國，時間不足200年，這似乎與上古漫長的發展演變歷程不符。因此索隱引班固《漢書•律曆志》“顓頊五代而生鯀”並作案語云：“鯀即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舜是顓頊的六代孫，根據《史記》記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那麼，從黃帝到舜、禹，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氏族統治時期。
《史記》記載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索隱言黃帝有四個妃子。黃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一名玄囂，其一名昌意。他們一個“降居江水”，一個“降居若水”，索隱言“江水、若水均在蜀地，即所封國也[3]（P9）。”而黃帝本人是生於魯（今山東）的壽丘，長大後成為有熊國的國君，集解言有熊即河南新鄭。說明黃帝的眾多兒子都被分封往全國各地。
而從《史記》記載來看，夏代以前，帝位的繼承並無明顯制度。如黃帝之後，繼承帝位的是黃帝的孫子顓頊高陽，顓頊帝生了兒子窮蟬，但死後繼承帝位的是玄囂的孫子高辛，是為帝嚳。帝嚳娶了二個妃子，分別生了放勳和摯，帝嚳死後，先是立了摯，摯早死，又立摯的同父異母弟弟放勳為帝，即帝堯。
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對舜的功績和德行用了很多的篇幅來介紹，說明其當帝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如帝堯有嗣子丹朱，但帝堯認為其子頑兇不肖，不足授天下。大臣舉薦了遠在帝都之外且生活在民間的虞舜，經過一系列測試，決定“乃權授舜”。《史記》特別記載了一段議論：“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舜也舉薦了鯀之子大禹去治水，並在其功成之後將權力移交給禹。
從黃帝到大禹，帝王的過渡均是通過舉薦同族內部的賢德之人來完成。直到大禹之後從“共天下”轉變成“家天下”。歷史上所謂的“禪讓制”是氏族統治階級內部共同推薦有賢德的人來管理。回到《史記》記載的黃帝之前的情形，不禁讓我們浮想聯翩。《史記》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這是一副天下大亂，暴虐侵伐的亂世情景。那麼，黃帝氏族之前的神農氏族，在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其權力的過渡是通過什麼來完成的呢？這一點，《史記》並沒有記載。但我們是否可以合理猜測，神農氏族有可能就是通過家族的權力進行權力過渡。而黃帝氏族，一直到夏禹，其權力更替是通過“禪讓”即氏族內部的選賢舉能來完成。簡而言之，正是因為黃帝吸取了神農氏族的教訓，才堅決以“共天下”的方式來進行最高權力的更替。當然，這其中的歷史依據留待進一步的史料或考古證據來解開。
結語
以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為歷史文本，對夏代之前華夏民族的農業政事進行梳理，由於夏代以前的歷史記載不可能很豐富，《史記》的記載雖然不多，但可以看出司馬遷非常重視這段歷史，留下了非常珍貴的文字記載，我們對其進行細緻梳理，得出一些描述性的歷史景象。從華夏先民的五種，對“庶稻”的記載，我們可以想象先民們努力地馴化培植水稻的情景；從農時觀念的記載，我們可以想象先民們力求掌握農業生產的科學知識，對時間觀念的重視；從農業政事的記載，我們可以想象先民們對氏族社會的生產勞動進行管理的情景；從禪讓這一權力過渡的運行，我們可以想象黃帝有可能是吸取了神農氏族的教訓，堅決以“共天下”的方式進行最高權力的過渡。撫昔思今，我們看到，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有其穩定性的一面，但是“小康大同”的社會一直停留於儒家的理想，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真正進入了古人嚮往的“小康大同”社會。這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事業能夠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最高權力的過渡，真正實現了“共天下”的要求。我們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都是經過艱苦的鍛鍊，一步步走上更高的領導崗位，國家領導人也是如此。這是一種歷史的巧合還是一種歷史規律？其中的意味筆者覺得挺深長的。
[參考文獻]
[1]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M).商務印書館.2010.
[2]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M).林俊宏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
[3]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簡體字本前四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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