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衛報消息，目前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總共有88名囚犯和15名監獄工作人員被檢測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3名囚犯因此喪命。為了防控新冠病毒的傳播，英國政府釋放了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的4000名“低風險”囚犯。那些因暴力和性侵事件被捕入獄，或是對國家安全以及幼兒安全具有威脅的“高風險罪犯”不屬於此列。英國社會正義部門（The Ministry of Justcie）進一步解釋稱，釋放的囚犯身上裝有電子監控設備，如在釋放後對社會造成不良行為，將會第一時間被召回。
由於監獄的條件限制，不少囚犯共用同一間牢房。他們也不得不共同工作、用餐和洗漱，無法保持必要的社會距離。具有高傳播率的新冠病毒一旦被帶入獄中，將會使監獄變成病毒的培養皿。英國政府此舉不僅是為保障囚犯的生命權，還為維護國家醫療系統的穩定，使之不會因為就醫人數過多而癱瘓。
作為邊緣群體的囚犯常常遠離大眾視線。然而當諸如傳染病之類的突發事件發生，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一雙震動著翅膀的蝴蝶，對他人產生影響。學者葉禮庭在《痛苦的正當尺度》一書中寫道，“囚犯的待遇不僅是對政府，更是對社會‘統治力量’的象徵性道德考驗。……任何體制如果能顧及人民的境遇，顧及所服務之人民的利益，它就相應會變得更加安全。”
今天的推送向大家介紹了19世紀英國的一段監獄改革歷史。戰後復員和貿易蕭條使得犯罪人數上升，監獄管理也隨之遭受考驗。在當時的英國改革家看來，犯罪的增長意味著人們在政治和社會上更深層的“離心離德”。而政府作為道德主體的公正性是確保“社會統治力量”公正性的基礎，也確保了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霸權地位。
彼得盧時期的監獄改革政治
譯/趙宇哲
獄中弊病=政治問題？
正如政治審判使得法院容易受到激進派的批判，用監獄來關押政治犯再次將監獄置於激進派的審視之下。1816年12月，倫敦的溫泉原 (Spa Fields)在一次激進派集會之後爆發的騷亂，以及1817年年初一群倫敦人對攝政王的攻擊，都為內政大臣西德默斯子爵提供了中止使用人身保護令所需的藉口。隨後有大約50名重要的激進派人士未經審判就被關進了監獄。他們在請願書中憤怒地抗議自己的待遇，這些在激進派出版的文章裡、在議會辯論裡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他們控訴自己被關在“狹小、陰暗、難聞的重罪犯牢房裡......為吵鬧、殘暴的囚犯所環繞”。其中一人回憶了他被囚禁在曼徹斯特新貝利時的遭遇:
在一間可憎的牢房裡，沒有燭光，躺在一袋爛草上，沒有任何被褥，不能與妻子或朋友交流，用來裝自然之廢料的一口鍋每三天才倒一次，把人燻得半死。在我的故鄉，我的品性一直完美無瑕，我被當成了一個歹徒，被剝奪了一切被當成人看的權利。
一些激進派被迫穿“重罪犯的衣服”，這種恥辱侵犯了他們作為政治犯所享受的權利。
除了政治犯的指控外，政府也有理由擔心一般罪犯的不滿情緒。在1817年負責調查激進派威脅的議會保密委員會的報告中，曾提到倫敦債務人監獄中正在策劃一場起義，而且起義時間要與參加溫泉原集會的東區窮人的大起義時間一致。內政大臣的探子們截獲了一張流入白十字街債務人監獄的劣質傳單。一個自稱“三色旗私密委員會”的神秘組織簽署了一張大字報，告訴囚犯們等待某一天，那時“一個由同胞們組成的強力團體，為此目的揭竿而起”，他們會打開監獄的門，將“你們高聳的巴士底獄”蕩為灰燼。為了給那天做好準備，囚犯們要在他們的帽子上戴一個“三色帽章”。稍晚一些，在1817年3月，內政部獲悉曼徹斯特有一場“分隊攻擊兵營、警察局、監獄、法官和警察住宅以及銀行”的進攻。政府在1817年用這些謠傳的陰謀為中止使用人身保護令辯護。
被規訓的獄中罪犯
由於1815年之後的監獄危機正好與大規模的群眾不滿以及激進派針對法律制度的攻擊在時間上吻合，監獄改革家和本階級中其他人一樣，不禁認為犯罪的增長意味著窮人在政治和社會上更深層的離心離德。與之類似，他們不能只把監獄中的弊病當成行政問題，還需將其看成政治問題。因此，雖說改革者喜歡將監獄改革描述成“不受政治干擾”的中立慈善事業，但他們在衝突期採用階級統治的戰術和戰略。
呼喚政治改革
對於輝格黨（編者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長期掌握權力的黨派，主張有限君主權力和議會權力）反對派來說，彼得盧屠殺（編者注：指發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英格蘭曼徹斯特的鎮壓示威事件。事件中，一隊騎兵衝進要求“改革議會”的人群，造成18死、700傷）既讓人感覺遺憾，也讓人感覺危險。他們認為政府任由自己為激進派恐嚇，採取了違憲的鎮壓方法，使得窮人對法律體制離心離德。巴克斯頓、羅米利和貝內特相信，一套嚴格遵守憲法的整頓戰略應該與一個監獄改革方案相結合，以清除不滿的根源。他們呼籲必須進行溫和的議會改革，做出一種穩定社會的姿態來安撫沒有投票權的中產階級下層。用貝內特在彼得盧屠殺後在下議院演講時表達的意思來說:
他認為自己有義務向下議院諫言，如果下議院想要避免內部紛爭，想避免最嚴重的惡行——讓英國人殘殺英國人——就應該公平而自由地檢討代表權問題，向人民表明，儘管下議院反對一切可能顛覆憲法制度的創新，下議院對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非常關注。
就連威爾伯福斯也覺得一些溫和的改革者應該站出來“將群氓從亨特和西斯爾伍德(Thistlewood)等人手中拯救出來”。
這種對社會戰略的認識也為慈善家的監獄改革事業注入了生氣。威廉•艾倫在一篇刊登在《慈善家》上的文章中，明確說明了如何將慈善作為反革命的舉措來用：“謹慎實施的改革在大多數情況下能預防並對抗革命，任何體制如果能顧及人民的境遇、風俗和品性，也就是顧及所服務之人民的利益，它就相應會變得更加安全。然而，對謹小慎微，持反對意見，認為所有改革都很危險、都是革命先兆的政治家來說，這些都是徒勞的。”
這種對改革的戰略性認識背後隱藏著對司法機構公正性的憂慮。改革者知道嚴峻的經濟蕭條已經迫使很多“體面的”窮人走向了犯罪。雖說他們堅定相信這樣的人必須被關起來，但他們的確意識到了窮人們在質疑“懲罰貧困”是否公正。T. F. 巴克斯頓憂鬱地認識到:
人們可能會為眼前的餬口問題而盜竊。我不是說他們不是罪犯。真正的道德應該教導他們餓死也比搶劫要好，但是為原則而犧牲生命需要英雄般的美德，即便是你們這些不受任何誘惑，高呼要嚴厲而強硬地執法的人，如果在相同的處境下，也很難做出別的選擇。誠實很難拒絕飢餓提出的訴求。
威廉•艾倫的雜誌《慈善家》走得更遠，雜誌裡的文章說:“我國刑法的大多數受害者”都是由於“社會的冷落”才被迫犯罪的。懲罰這些因冷落而受害的人是一種嚴重不公正的行為。
主流觀點的影響
隨著對其軟弱的人道主義的批判變得日益嚴酷，改革者們繼續為囚犯提供必要的用品，堅持認為維護司法機構的道德聲望至關重要。在許多持懷疑態度的治安法官看來，這種冥頑不化的想法非常危險。他們認為，這是在主張政府應該為囚犯承擔它都不曾為自由工人承擔過的義務。
改革者們也意識到了這個顯眼而又讓人感覺彆扭的矛盾。當政府已經放棄監督勞資關係，工資管制和《工匠法》中的學徒條款已被棄置，濟貧法的重要權威公開質疑政府是否有義務濟貧，主流觀點否認政府有權干預市場經濟以保護紗廠中堂區學徒的健康和道德時，他們如何才能為國家對囚犯負有義務的觀點辯護呢? 總之，自由放任學說佔據了主導地位，時局於改革者的觀點不利。
囚犯和獄警
人們批判監獄管教協會的震懾理念有違自由放任的教條，協會因此嘗試向中產階級民眾保證，自己和其他人一樣相信應該維護法律公正的威懾力:
他們[協會]確實認為監獄乾淨整潔，囚犯有簡單、健康和充足的食物是可取的，但他們同樣對近乎感官享樂或無謂舒適的東西感到擔憂，認為應將其完全禁止。
他們依然認為威懾要想保持其效力，就必須被置於嚴格的道德考量之下。
這種有關公正性的擔憂當中包含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設定:囚犯的待遇不僅是對政府，更是對社會“統治力量”的象徵性道德考驗。威廉•艾倫在《慈善家》上的文章印證了這一點，這是改革者立場的核心:
在監獄中，很多人是被......統治者送進來的，他們被生生推進一種註定無法保護自己的狀態中，暴露在各種災禍之 下，還要受到漠視和殘酷的虐待。如果一部分人在掌權者眼皮底下還遭到了這種待遇......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那麼其 他人不就必然會遭受相同甚至更惡劣的漠視?......因此政府在這方面的舉動是它其他方面舉動的縮影。
換言之，作為政府向公民行使的權力中最極端的一種，刑罰能夠檢驗政府在其他不那麼極端的權力場合會如何對待公民。負責監督監獄的治安法官還肩負著維護政府作為道德主體的聲譽的責任。政府作為道德主體的公正性是確保“社會統治力量”公正性的基礎，也確保了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霸權地位。這就是彼得盧時期將監獄改革計劃和階級統治政治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學假設。
題圖源於衛報；
UK prisoners with flu symptoms forced to share cells with those with Covid-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0/mar/31/uk-prisoners-covid-19-symptoms-forced-share-cells
Prisons and jails across the US are turning into 'petri dishes' for coronavirus. Deputies are falling ill, too.
https://www.cnn.com/2020/04/09/us/coronavirus-jails-priso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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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監獄制度如何誕生？
如何界定社會權威的道德邊界？
可與《規訓與懲罰》對照閱讀的刑罰研究力作，
敘寫現代監獄的誕生
葉禮庭丨《伯林傳》作者
漢娜·阿倫特獎、喬治·奧威爾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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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正當尺度：
工業革命中的監獄，1750—1850
（三輝葉禮庭作品系列）
[加拿大] 葉禮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趙宇哲 譯
三輝圖書 |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監禁何時成為懲罰罪犯的主要方式？我們習以為常的監獄制度曾激起怎樣的強烈反抗？哪些有關痛苦的新認識能解釋這種刑罰方法上的大轉型？
在本書中，葉禮庭重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格蘭，探索通過何種方式，人們開始相信將犯人囚禁在單人牢房中，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根據嚴格的時刻表管制他們的生活，並用苦役來“昇華”他們的心靈是公正、合理且人道之舉。他記錄了一種新的階級關係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刑罰哲學——“針對心靈”的監獄管教逐步取代鞭打、烙印、枷鎖和絞刑等“針對身體”的公開刑罰。
本書通過豐富的歷史細節生動再現了一個世紀內監獄生活的變遷，深度剖析了約翰•霍華德、傑里米•邊沁等人的刑罰思想和監獄改革措施，從而解釋了規制監獄內部權力運作的現代化規範是如何產生的。此外，針對監獄權力及其背後的強迫性思想結構，針對權力的道德邊界，葉禮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與我們息息相關。
專題策劃 & 按語寫作 & 編輯：草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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