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巨匠林風眠，歷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中央美院前身）、杭州國立藝術學院院長（中國美院前身）、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學生之中影響中國美術界的大師不勝枚舉。但後來卻深居簡出，醉心於繪畫創作。
他的作品中瀰漫著沉鬱浪漫的氣息，尤其是他筆下的仕女，這一切都與林風眠的童年還有他的母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幼年救母，確立了林風眠的性格基調和行為模式
6歲，對於林風眠是影響他一生的年紀，這一年他遭遇了人生重大轉折，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性格和行為基調。
林風眠的母親嫁入林家之後遭遇了長久的霸凌和歧視。但是母親在他心中卻一直是美麗溫柔的存在，在林風眠童年的親密關係中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角色。心理學家一直在說：童年依戀關係會影響人一生的性格和行為，這一點在林風眠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
林風眠晚年回憶自己的母親，印象最深的就是母親一頭秀美的長髮，自己總是會藉故撒嬌，揪住母親的頭髮不放。林風眠經常纏著母親去村子裡的染坊玩耍，對染坊裡五彩斑斕的色彩流連忘返，久而久之林母與染坊的掌櫃暗生情愫，私奔出逃。林母被抓回之後，村民商議將她燒死，此時被關在自家屋中完全不知情的林風眠似有預感，他感覺到一股巨大的憤怒，持刀衝向村民，高喊誰敢殺他母親，就殺他全家。村民動了惻隱之心，但最終還是決定將林母賣掉，自此林風眠與母親天各一方、再未相見。
經歷此事的林風眠變得沉默寡言，經常跑到山上獨自看風景。他後來自己改名“風眠”，或許與這段經歷關係莫大。嬰幼兒本能地需要依戀母親，而他的母親卻像風一樣消失不見，他的自我心理暗示和慰藉，也只有在“風中安眠”。
自此，林風眠確立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自我是一個反叛者和拯救者；而外界是對林風眠自我需求和安全感充滿敵意和挑戰的對立面。這樣的心理基礎，帶來了兩個行為表現：性格內向；傾向於拯救困苦，對抗陳腐和不公。
林風眠後來的生活都在這種象徵意義裡痛苦掙扎：自我被象徵成拯救者，村民被象徵成“強權”，成年後的教學活動象徵成持刀救母的行為；而“繪畫”就像《寶蓮燈》裡的沉香一樣，是他學來拯救母親的“絕世武功”。這一切都深化到他的潛意識中，決定性得影響著他的判斷和行為。
留學喪妻子：錯失了自我療愈的最佳時機
林風眠晚年不斷向自己的義女馮葉講述第一段婚姻和往事，足見這段感情對於林風眠的分量，這樣的分量來源於第一部分的幾個要素：妻子是奧地利貴族出身，當時歐洲的種族歧視大行其道，兩人步入婚姻殿堂，宣示了林風眠內心深處對抗傳統陋習的一次勝利，而妻子義無反顧地跟隨她，也讓林風眠的反抗獲得了心理上的認可，彌補了幼年失去母親的創痛，大膽猜測一下，林風眠的第一任妻子，在林風眠內心裡，更多代表的是對母親的依戀和彌補。
如果這段婚姻能夠圓滿終老，林風眠的內心和未來道路或許會發生極大轉折。
但終歸造物弄人，林風眠的第一任妻子因為產褥熱去世，孩子也隨之夭折。這第一次摧毀了林風眠的成就感，摧毀了這段婚姻的象徵意義：林風眠自我設立的拯救者和對抗者身份。林風眠晚年赴法國舉辦畫展的時候，特意去到妻子的墓前久久靜坐，他內心的依戀和回憶，可能並不是我們這些旁觀者所能真切體會得到的。
林風眠後來的一段婚姻聚少離多，這段婚姻對於林風眠來講，更準確一些說，是他逃避痛苦的急就章，貌似已經不能對他造成非常深刻的影響。
而他歸國後的社會活動，成為了反覆加強林風眠挫敗感的主要因素。
歸國後的社會活動：幼年意識社會化後的挫折
1925年林風眠從法國回國，在蔡元培“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支持之下，27歲年紀出任北平國立藝專院長一職，林風眠此時的主張是藝術服務大眾，非常入世，這一點恰恰暗合了林風眠的早年價值觀：“拯救愁苦大眾”。但當時的中國生逢亂世，硬碰硬的殺伐爭奪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藝術”或者“文化”在當時的最高權力者心中，那是絕對不能成為他們政治活動的絆腳石的。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林風眠的留法好友熊君銳被殺，他內心的那股對抗情緒又湧現出來，創作了美術史中會經常提到的《人道》、《人類的痛苦》。這些都是林風眠6歲時，心中莫名“憤怒”的延續，這股憤怒已經深深地植入他的潛意識之中，只要碰到類似的“強權”，他的那股倔強就會被激發出來。
在這裡有一個心理學上的詞彙：“退行”，當人處於激烈的心理衝突時，也正是觸發某些童年或者少年創傷記憶的時候，這時人的行為表現都會出現明顯的“退行”，例如表現出與年齡不匹配的憤怒、放縱、攻擊、嫉妒等等。這些幼年時出現比較多的行為，如果在後來的社會化活動中沒有得到改善，類似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會反覆出現。
林風眠退行到幼年的憤怒之中，社會、政治、軍閥、繪畫都是上文所提到的他這段童年記憶的另一種象徵和代替品：大眾是他的母親，社會挫折象徵村民的無情和冷漠，幼年時手中的刀變成了畫筆和教學活動。林風眠既有拯救的成就感、使命感，又有對“權威”的攻擊和憤怒，但更多的是陷入這種使命感和無力感當中的糾結。 林風眠此時悲劇地退行回童年行為模式無法自拔，自此註定了他後來的人生軌跡。
能量耗盡之後的深居簡出
對於林風眠來說，使命感和無力感摧毀了他的內心。他沒有明確自己的“認知邊界”：母親和他的悲劇命運是封建糟粕使然，這讓他產生一種“拯救”心態非常得順理成章，但是當他要“拯救”別人的時候，首先需要自己有一個健全的認知：社會政治活動需要的不僅是理想化的理念，同時更需要社會政治活動的技巧和心態基礎。退行之後的行為模式明顯不會在社會活動中得到好的結果。
林風眠先後在北京、杭州擔任藝術學院的院長職務，都遇到了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現實主義繪畫”和他比較理想化的“情感主義繪畫”的衝突，這樣的理念衝突必然造成學院內的“辦公室政治”衝突。但林風眠把這種衝突和鬥爭理解成了人類的醜惡。這樣的思維邏輯，明顯地出現了偏差。（理解林風眠的教學活動其實可以跳出非常具體的事務，從他的心態基礎和認知方式角度去看，會更加貼切地體會到他的行為活動）。
抗戰期間，林風眠在重慶的一間廢舊倉庫裡深居簡出，終日作畫，生活非常清苦。他說：“人味耗盡，體驗著中國幾萬萬人的生活，才教我真正變成了’人‘”。這時的林風眠與他童年就樹立的敵人——“強權”的鬥爭已經徹底落下帷幕，剩下的只有那個坐在山上獨自看風景的林風眠，自己默默舔舐傷口，同時又把自己象徵成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
與其說林風眠在拯救大眾，不如說他是在拯救自己。這是林風眠一生未能搞清楚的“邊界”。也讓他可能有一部分“聖母心人格”的表現，這類人格的個人，會做出一些不符合社會現實需求和個人實際需要的行動，將自我的能量放大成“拯救者”的人設，但卻意識不到自我的人格其實尚未健全和療愈。
“劈山救母”：自我麻醉和譴責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會更加能夠理解，林風眠晚期的繪畫作品為什麼會反覆描繪“劈山救母”這個主題。林風眠青年時期試圖證實自己擁有像救助母親一樣救助人類的能力，他一直試圖打敗那個害了他母親的抽象模糊的“強權”，但是就像童年時候他的感受一樣，那個“強權”不是他一個人能夠撼動的，這讓他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力感。
此時的林風眠沉浸在“救母”之中，在繪畫世界中努力捍衛和證實自己一生確立的精神支柱，同時也開始轉向自責， 他晚年曾經回憶，如果當時沒有鬧著去那家染坊玩耍，他的母親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命運。此時林風眠的邏輯又出現了偏差，他始終無法分清自我悲劇命運和社會現實的邊界，用自我麻醉和譴責這種錯誤的方式代替了對社會和人類的深層次認知和體悟。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林風眠如何解脫
林風眠的童年創傷，療愈起來會是一個非常漫長複雜的過程。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林風眠首先要分清一個邊界：他療愈自我傷痛的方式不能簡單放大為改造社會的方式。他或許可以將悲痛遭遇轉化為他“個人”對於窮苦大眾的救助行為；同時也必須意識到，社會歷史巨輪之下，個人命運的發生是由一個非常複雜的原因和體系所決定的。僅僅用“救助”這種心態，解決不了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的系統問題。
這樣講，對於林風眠來說很殘酷，卻是一個必須認清的現實。
好在林風眠擁有卓越的藝術天分，也算是上帝對他的一點點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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