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是高貴和美麗的象徵；刀，是武力和權威的代表。雙重文化源於民族的雙重性格——“性格溫順又好武力，尚禮而又睚眥必報，喜歡新奇而又頑固保守”。這是一個最奇怪的民族了。
我們無法迴避這個民族。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中華文化輻射範圍內重要的一員，創造出了獨特的文明。
在近代，這個國家又憑藉堅韌的毅力和強大的學習能力較早地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剝削。在弱小時仰望強大，在強大時欺凌弱小。日本隨即在一次又一次的實力膨脹中迷失自我，將痛苦帶給了世界，最終自食惡果。
為什麼？日本民族為什麼要這樣、又為什麼能做到這樣？將來又會走向何方？二戰後，美國人在著手對日軍事佔領的同時，也開始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性格進行徹底的“體檢”。著名人類學家魯思的《菊與刀》就在這期間應運而生。
這本人類學著作對中國同樣有著重要意義。一個一衣帶水的鄰邦，人口不過我十分之一，國土不過我二十五分之一，竟能以彈丸之地，發動對世界三十多個國家的侵略戰爭。
不論是以史為鑑，還是防患於未然。我們都應該對日本的國家情感和民族性格有更深入的瞭解。
孕育生命，家族觀念，規則意識
“日本人要孩子不僅是為了獲得感情上的滿足，更是因為如果斷了香火，他們就是失敗者，美國則沒有那麼重視傳宗接代。日本人一定要有兒子，他們想生兒子是想死後有人祭拜，是為了傳遞香火，綿延子嗣，維護家族榮譽和財產。”
魯思將對日本的家庭、兒童問題放到後面的章節來講，我恰恰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家庭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單元，童年是人類性格雛形產生的關鍵階段。
魯思認為，日本雖師從中西，但其有著獨特的“恥感文化”，這既不同於中國的“樂感文化”，也有別於歐洲宗教式的“罪感文化”。這一點，從日本人的生育文化中就能夠觀察出來。在日本，“分娩和性生活一樣私密，產婦絕不能在陣痛時大聲喊叫，因為這樣會讓別人知道。”
規則意識，日本的社交從小就開始培養了，大人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幼兒。“母親工作時把小孩放在床上，上街時揹著走。母親跟小孩說話，給他哼小曲，讓他禮貌地跟別人打招呼。如果母親給別人還禮，她順便晃晃小孩的頭和肩讓他跟別人示意。總之，養小孩就跟教大人一樣。”
魯思發現，日本對於孩子的教育，會採用一些有趣的激將法和哄騙法，往往在孩子吵鬧時，母親會對家中的客人說：“快把這個孩子帶走吧，我們不要他了”之類的話，這一點跟我國類似。
同樣類似的還有強大的父權，父親在一個家庭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父親對孩子有什麼要求，一般只是用眼神表示或者只是簡單講幾句訓斥的話……孩子們一般都會言聽計從。”父親如果不在了，長兄就繼承這神聖的家庭地位。這種從兒時進行的規範教育，會影響人的一生。日本崛起之後，也想當然地用實力把家長制度搬到國際舞臺上，要求東亞諸國“像弟弟對兄長一樣絕對服從。”
同樣被日本在佔領地區推廣的，還有他們從幼兒抓起的精神信仰——神道教。這種宗教有著鮮明的本土自然崇拜特色，又融合了外來的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日本孩子從小就在家中學習參拜禮儀，他們將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融為一體。
這種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在維護本土統治中發揮了不少作用。但是當他們強行對外推廣，卻難以行得通。在東京審判中，偽滿“皇帝”溥儀，就曾抱怨昭和天皇強迫他改變信仰：“我可沒讓他們認我的祖宗為祖宗啊！”聽的陪審團全場大笑。
進退維谷的道德
“日本人的人生觀是通過忠、孝、道義、仁、人情等規定體現出來的。”
在道德觀的分析過程中，魯思教授對比了日本人和美國人評價他人的標準。美國人經常喜歡用一句“那傢伙不正派”來批判一個男人。而日本人在道義層面則條分縷析，他會明確地指出不忠、不孝、不仁還是不義。
但日本人在行為是否合乎道德的標準上，又顯得十分靈活。魯思解釋說：“一個人為了孝而做事是一種方式，而為了仁義做事在西歐人看來又是另一種方式。”他們對於主君的忠誠也是有條件的，所謂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如果主君侮辱了家臣，那麼即使是反叛也合乎道義的，所以在日本戰國時期，人格上的侮辱成為了很多武士隨意倒戈的藉口。
二戰結束之前，日本瘋狂叫囂著本土決戰，全體玉碎。而昭和天皇一旦宣佈投降，“日本人的態度就有了180度大轉變，表示願意與外來者合作。”美國人很細心地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們懂得“以日治日”的精髓所在：控制日本人，就要控制他們的信仰，控制住他們的神，改造他們的天皇，為我所用。
《人間宣言》讓昭和自己下詔否定了自己家族的神性，徹底粉碎了所謂“天照大神後裔”的謊言。我相信，這在日本國民的心中，比一百顆廣島原子彈都有用。
除了忠孝層面的靈活多變，日本對中國儒家的仁觀念也採取了不同態度。書中說：“他們不認為人生就是善與惡的鬥爭。他們認為人生就是一齣戲，在這出戏中，每個領域和每種行為之間要保持平衡，仔細斟酌。
每個領域和行為都是好的，如果每個人都能隨性而行，那麼每個人也都是好的……他們說，日本人不需要那種包羅萬象的倫理戒律。”日本人在道德上的盲目自信，從個人角度看，還可以粉飾為一種禪意式的灑脫。
但如果嚴重的道德失格在國家層面出現，那就不是可怕二字所能形容的了。從這一點來看，日本在二戰中犯下的許多反人類罪行，也就可以解釋的通了。其實儒家學說，仁才是道，是本質。禮只是表，是形式。日本人輕視仁心，即使保留再多漢風漢服也是捨本逐末。
“洗刷名譽”——不可思議的邏輯
“在他們看來，只有道義範圍之外的行為才算是侵犯。只要是維護道義，為自己洗刷汙名，就不能算是侵犯罪，他只不過是公平算賬而已。”
魯思介紹的很清楚了，這又是一個很可怕的邏輯，尤其是話語權掌握在強者手裡的時代。道義、名譽，這種含糊不清的概念一次次被日本強加給世界各國人民。
以福澤諭吉為例，被日本人奉為東方的伏爾泰。他的《脫亞論》就充滿了這種“洗刷名譽”的強盜邏輯，福澤諭吉認為：“假如清國、朝鮮的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也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清國人卑屈而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被掩蓋……”
於是，日本人認為與東亞鄰國為伍是他們的恥辱，為了“洗刷恥辱”，他們才要加入西方列強行列，進而“幫助”東亞國家也邁入所謂的文明世界。後來到了二戰，他們實力強大後，野心進一步膨脹到印度洋、太平洋。日本人就又巧妙地偷換了概念，打著為亞洲洗刷名譽的旗號，向歐美列強開戰復仇。
明治維新，永遠學不好的中庸之道
“明治政治家們根本沒有把這次改革看成是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當做自己的一項事業。他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要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大國，無論是在經濟上，軍事上亦或是政治上。”
魯思分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特點、形成以及影響，而明治維新，則是這一切的爆發點。從歷史的這一刻，日本才真正走上國際舞臺，開始釋放自己的能量。雖然明治維新在《菊與刀》中只佔了三個章節，但是它在全書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日本曾經接受過古中國的很多哲學思想，但學的最差的一條，就是中庸之道。菊與刀，就是哲學上的兩個極端。要麼極度美麗，要麼極度醜惡；要麼卑躬屈膝，要麼恃強凌弱。
從崇拜天朝上國到徹底否定，從閉關鎖國到移風易俗、全盤西化。千年之前，日本譴唐使邯鄲學步般地把中華文化移植回本土。到了近代，他們同樣又不考慮國情承受能力，把不得民心的改革強制推行。
《菊與刀》中給出了統計數據：從1868到1878年，即明治政府成立的最初十年，爆發了至少190次農民起義。一方面，明治政府上層打著“王政復古”的口號，雖然消除了割據分裂，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等級，只是簡化了等級的層級而已。
另一方面，他們又完全不考慮千百年來形成的國情，大肆推行和傳統信仰格格不入的改革措施。矛盾的激化不可避免，最終，他只有一個突破口。
“大部分人認為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鮮的戰爭所帶來的實惠，遠比這些改革措施顯得更有現實意義。”所以說，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畸形的變革，其不顧國民的極端作法對內無法達成妥協，最終只能轉移矛盾，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菊與刀》是一本值得品味的人類學著作，入木三分，又深入淺出。不能說，一本書就寫清楚了一個民族。但是大略地瞭解一下鄰國，也更有助於認清自己，找準我們的定位。
就如同《大國崛起—百年維新》結尾所說的那樣：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可以稱道的意義只是在於，對內，給他自己的人民帶來幸福；對外，給世界帶去和平和安全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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