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前基於我的筆記，寫過一本《反讀書記》，大體屬於雜感性質。此後仍在寫這個系列，今擬陸續選載於此，每次三四則，仍名之曰《反讀書記》，敬請垂注。
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表現了一個拯救的故事，偉大的高尚的故事；波蘭斯基的《鋼琴師》，表現了一個求生的故事，悲哀的卑微的故事。
對《鋼琴師》當然可以作出不同解讀：比如血腥的殺戮通過音樂達成了和解；或者音樂超越於政治之上；甚至，音樂可與暴力共存！
在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中，音樂無疑屬於最偉大、最優美者之一，可是，音樂與暴力共存，也絕非無稽之談。不必說《鋼琴師》裡那個德軍上尉了，希特勒不也愛好古典樂嗎？藥家鑫不也彈鋼琴嗎？《鋼琴師》一方面通過那個始終棲棲皇皇尋求他人幫助的鋼琴家，表現了音樂的脆弱——文化/藝術終究是歷史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又通過那個保護了鋼琴家的德國軍官，表現了音樂的超脫——納粹固然是惡的，但美的東西仍可與惡的東西和解。
在音樂上為我們作出最多貢獻的國度，當數德國和俄國，分別留下了兩個標誌性的偉人：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然而，恰恰也是這兩個國度，在現代史上造成了最大規模的暴力和血腥，分別留下了兩個標誌性的汙點：奧斯威辛和古拉格。
我想，我們不得不承認，音樂確實可與暴力共存：音樂固然美好，卻不足以盪滌邪惡；在暴政之下，音樂既為心靈留下了自由的縫隙，但也為權力充當了風雅的點綴。
儘管如此，我絕不是說，音樂與暴力成了同謀。音樂還是音樂，音樂只是音樂，它的美好仍未因此而變色，這就夠了。
美學（包括相鄰的文藝理論）的風行，可謂八十年代大陸知識界的一大景觀，眾多名流皆曾涉足其間，或者說，眾多涉足其間者都成了名流。李澤厚本治哲學，但因緣時會，以一部《美的歷程》聲名大噪；劉小楓如今儼然專攻政治哲學，但他的“第一桶金”卻是《拯救與逍遙》，是美學；劉東後來主持海外漢學的引進，而他僅有的專著卻是早期的《西方的醜學》，也屬於美學範疇；還有高爾泰也是以美學初露頭角。此外，餘秋雨、易中天早年都涉獵過文藝理論。
現在想來，美學成為學術時尚，並非由一種學術史的“內在理路”所致。經過了文革的中國知識界，一片荒蕪，一窮二白，不論提倡什麼學問，都會應者雲集的。而美學獨領風騷，恐怕是由於它離政治最遠，相對最“安全”，故官方也就自上而下地網開一面吧？同時，在知識分子而言，由美學也可靠攏哲學，多少能作出一點有現實意味的思辨（比如“異化”問題）。
因此，作為學科，當年的美學真可謂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耳！
到如今，美學名目尚存，但已“泯然眾人”矣。而名流們早已舍舟登岸，各奔前程，何曾將美學當作終身事業呢？
擁有婚姻的生活當然未必如意，但婚姻至少有一種馬甲的功能，多少能遮掩生活的實相，使自己的生活看上去是正常的；相反，沒有婚姻，也就沒有了人生的馬甲，自己的不如意就容易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了。
武俠小說往往有一種套路：先出場者的武功往往描畫得天花亂墜，但等到武功更高者出場，即畫風忽變，先出場者頓然顯得微不足道，所謂“米粒之珠，也放光華”，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此可謂一種情節上的烘雲托月之法。
這就如《新約·福音書》，為了顯示耶穌的偉大，就讓約翰自貶：“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的！”
學術史看似高冷，看似不食人間煙火，其實也有著類似的“橋段”。比如，關於陳寅恪，有個著名的傳說：日本近代最有地位的漢學家白鳥庫吉，無法解決某個西域史方面的問題，乃向陳氏請教，即一舉解決；又有個不那麼著名的傳說：法國近代的“漢學教皇”伯希和，曾跟陳氏學習中國史。這兩則軼事的作用，就是要以白鳥、伯希和這兩位牛人來烘托陳寅恪，造成一個“教授之教授”的學術神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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