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重慶，這座名聞遐邇的歷史名城，位於四川盆地東南部的華鎣山南麓，地處嘉陵江與長江的交匯口，是長江上游的水運樞紐。重慶，古稱"江州"，"州"指水中之高地，"江州"，意為江中小島。因重慶地處兩江交匯之處，三面環水，一面雖不近水，卻猶如鵝項，故而得名。
今天又把它稱作"山城"，因它地勢險要，多丘陵、低山，而少平壩，其整個地勢大致由南北向兩江河谷傾斜。登高極目，但見長江南岸群山巍峨，嘉陵江北緩丘迤邐，兩江滔滔流水蜿蜒穿梭於崇山峻嶺之間，合抱著山城重慶，景色蔚為壯觀。那麼古代的重慶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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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慶的打怪升級之路
隋唐以前的重慶：蠻荒之地的崛起
早在跨入文明時代之初，生息在重慶地區的最早先民——巴人就在江州（今重慶市）建立了國都。公元前316年，秦國大將張儀、司馬錯率兵入川，攻滅巴國，在重慶地區設巴郡，郡治設在江州。兩年之後，出於防衛的需要，張儀在江州築城，重慶成為秦王朝統治川東地區的軍政中心。至此，重慶開始成為一座有城垣的封建軍事堡壘。到了三國時期，群雄逐鹿，漢室宗親劉備割據四川，偏安一隅，重慶的地位日益突出。都護李嚴率重兵駐紮江州，大興土木，築大城，方圓達16裡。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春秋戰國時期的巴蜀兩國
隋朝統一後，實行州縣兩級制，因嘉陵江古稱渝水，所以把重慶稱作"渝州"，這就是今天重慶的簡稱"渝"的由來。隋唐300餘年，重慶地區未經戰亂，經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區域開發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突出地表現在廣大丘陵地區開始得到開發，內地大量置縣，到唐晚期，共計有巴（今重慶市）、江津、石鏡（今合川）、銅梁等24縣。
重慶：宋朝的夔州路，抗蒙前線。
北宋代是巴渝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丘陵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梯田被開墾，水稻已廣泛種植，在沒有水利灌溉的丘陵和山區，已開始利用水塘、池堰等灌溉稻田，紡織、井鹽、瓷器和冶金等手工業也得到了發展。農業的進步和手工業的發展，使重慶地區的商業開始繁榮，重慶的地理優勢也有了用武之地，成為四川東部的交通孔道和商業貿易中心之一。宋代重慶城的轉口貿易十分興盛，城區一帶"兩江之商販，舟楫旁午"，沿江地區逐漸發展為商業功能佔有相當比例的商業區。這表明重慶城的功能正在變化，逐漸由一個高壘牆深的單一軍政中心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發展的城市演變。
不久金兵南侵，北宋覆亡，宋高宗趙構逃到臨安（今杭州市）稱帝，史稱"南宋"。南宋的第二個皇帝是宋孝宗，他的第三個兒子趙惇被封為恭王，藩封恭州。後來，趙惇當了皇帝，按照宋王朝潛藩升府的慣例，於1189年9月18日升恭州為重慶府。此後，重慶地區的轄境雖時有伸縮，但地名再無更改，至今已800餘年。南宋末年，宋蒙對峙，四川戰事吃緊，重慶一度成為四川省軍政中心，著名的釣魚城保衛戰就發生在重慶地區。
但是連年的征戰使重慶地區的社會生產力再度遭受極大破壞，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隋唐時期設置的州縣大量被省並，重慶地區的經濟開發進程再度中斷。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宋朝的夔州路，治所就是今天的重慶。
明清時期的重慶：繁花似錦
元統一後，由於元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以及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內部爭鬥，加上自然災害頻繁，終元一代，重慶經濟未能有所發展。元末紅巾軍的一支在明玉珍的率領下攻入四川，明玉珍在重慶稱帝，建大夏國，廢除元代苛重徭役，採取措施恢復生產，才使重慶地區社會生產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被廢棄的州縣也漸次有所復置或新設。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湯和、傅友德分兵兩路取蜀，夏政權覆亡，四川遂歸於明朝統治。這個時期，重慶地區的經濟繼續向前發展，到明代中期，重慶府的耕地與人口已佔全省的1/3，重慶地區已成為四川糧食的主要產區之一。明萬曆年間四川的田糧額數，成都府31州縣為157729石，重慶20州縣及5土司則為344497石，重慶府已超過成都府達1倍以上。在《明史·食貨志》記載的全國工商業比較發達的30餘個城市名單上，重慶已是榜上有名，成為中國的一個著名城市。
明末清初，四川又逢戰亂，重慶地區的經濟開發再次受到沉重打擊。重慶城雖為四川總督駐節之地，但"哀鴻稍集，亦不過數百家"，更遑論其他。清統一後，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鼓勵湖廣、江西、陝西、福建、廣東等省無地少地的農民入川開墾荒地。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重慶地區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耕地面積迅速擴大，經濟作物如蠶絲、苧麻、柑橘、桐油、甘蔗、竹木等產量也大量增加，井鹽、礦冶、陶瓷、製茶、製糖等業也皆有發展，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
商品經濟的活躍帶來商業的繁榮，這使重慶這個川江航運的樞紐煥發了盎然的生機。長距離販運貿易得到很大的發展，通過長江及其主要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以及渠江、涪江、烏江、綦江、赤水河，使滇北、黔北及省內的主要糧、棉、糖、鹽產區的外運商品得以匯流而下，集中重慶再轉運長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區。同時，通過長江交通主幹道與全國範圍的商品流通網絡相聯繫，全國各地的商品沿長江溯流而上，彙集重慶再轉運四川各地及滇北、黔北等地。如清代乾隆以來的"川米易蘇布"就是通過重慶這個口岸開展貿易的。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乾隆時期的重慶府
乾隆初年，重慶城已是一個"商賈雲集、百物萃聚"的商業性城市，"九門舟集如蟻"，往來於重慶的各類船隻不下50種，重慶城內的商業行幫已有25個，各業牙行也達150餘家，經營著棉花、棉紗、土布、絲貨、食鹽、紙張、書籍、藥材、山貨等各類物資。廣東、福建、
浙江、湖廣、江西、江南、山西、陝西等省商賈也經營往來於重慶與當地，並於乾隆年間陸續在重慶設立會館，旨在保護各省間往來販運的商賈和寄居外省人員的一般權益。民間驛傳業也在重慶出現。清代重慶城市規模比明代有所擴大，府城內街巷達240餘條，"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攘攘者肩摩踵接"，尤其是沿江一帶商業性用房鱗次櫛比，突破了城牆的限制。工商業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結構也有了較大變化。
到清代中期，重慶的商業人口比例至少在某些街區已超過了官僚、地主、軍隊、僧尼等人口的比例。這一變化表明重慶城的經濟功能已相當突出，初步改變了經濟落後、功能單一的狀況。到1824年，重慶府城的城市人口已達65286人，加上江北廳的人口，估計當在8萬人左右，人口結構開始由以消費人口為主向非消費人口為主的方向發展。重慶成為長江上游最大的以轉口貿易為主的商業都會，並一躍趕上了川西的成都，與之並駕齊驅，是四川省內的雙子星座。
二 重慶：先天不足的山城
在古代漫長的歲月中，重慶始終作為川東地區的軍政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重慶同時又是一個經濟落後、功能單一的封建軍事城邑，城市的工商業很不發達，這與重慶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期落後有關。重慶多丘陵、山地而平壩較少，這一惡劣的地形特徵使得重慶地區的廣大山區腹地長期得不到開發，榛莽草萊遍地，地廣人稀，與同時代"沃野千里，五穀豐登"的川西平原相比，猶如天壤之別。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內，重慶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要說遠遜於川西平原，即使與川北的嘉陵江中游地區相比，也是望塵莫及。經濟上的落後帶來文化上的荒漠，自隋唐到宋代以前，重慶地區一直是朝廷貶謫流放罪犯的場所。這一切都嚴重影響著重慶城市的發展，與川西平原的成都相比，重慶的城市化進程起步嚴重滯後。
儘管重慶有這些缺點，但是在近代，重慶卻成為西南中心，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重慶地形圖，多為山地丘陵。
三 近代：重慶的黃金時代到來的原因
四通八達的水運交通
老天並沒有虧待巴渝兒女，它賜給了重慶一個無與倫比的瑰寶，那就是重慶得天獨厚的為四川其他各地所不能及的地理優勢——地處長江上游的水運要衝。
重慶地控川江（長江上游宜賓至宜昌段），向北通過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與川北的合川、南充、遂寧、廣安等地和甘南、陝南發生聯繫，沿長江順江而下，在涪陵接納馬江與黔北相連，上經江津接納綦江，經瀘州接納沱江，經宜賓接納岷江，與川東南的涪陵、黔江地區，川南的瀘州、宜賓地區，川中的自貢、內江地區，川西的成都、雅安地區都發生了聯繫，沿金沙江（長江上游一段）下游直抵滇北，成為溝通四川盆地以及滇北、黔北、甘南、陝南的水運樞紐。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豐富的的水系
同時，重慶又位於長江——這條中國商品流通主幹道的上游，順流而下，中經"九省通衢"的武漢，與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連接，溝通了橫貫整個中國的經濟大動脈，成為四川乃至西南各省與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進行商品貿易的起點。眾所周知，四川地處中國內陸，與全國主要經濟區東障巴山，西屏邛崍，南踞苗山，北倚秦嶺，僅長江一線與外相通。這種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卻使得重慶這個位於長江上游的水運樞紐更加奪目耀眼，在近代四川乃至整個中國西部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長江水系，綠色就是重慶。
近代以降，由於上海經濟的崛起，重慶以其自身商業和貿易上的獨特地位緊跟上海，使重慶城市的發展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
清末重慶開埠：華西的上海
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軟弱的清朝開始大肆簽約，以此來換取和平。1890年11月4日，重慶海關首任稅務司英國人好博遜、英國駐重慶常任領事富爾富德以及倫敦佈道團的達文波特同時抵達重慶，並於1891年3月1日正式設立了帶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重慶海關。不久，重慶海關在萬縣設分關，英國人阿斯克爾為首任代理稅務司，至此，重慶海關控制了四川境內的全部川江。不言而喻，在國家軟弱的情況下，重慶被洋大人欺負掠奪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同時可以看到，單純的從開埠來說，無疑對重慶發展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重慶的開埠，賦予了這座古老的山城一個近代化的契機，封閉的大門被打開，重慶被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這使得重慶這座自古因商而興的美麗山城的巨大潛力得以發揮，城市的經濟功能日顯突出，並開始取代政治功能成為重慶城的主要功能。重慶，在鳳凰的涅槃中得到新生，由一個區域性軍政中心逐步演變為四川乃至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一個近代化的城市。
洋貨入川，重慶對外貿易量（包括省際貿易）劇增，從1891年的648.1萬海關兩（海關兩亦稱"關平兩"，近代中國海關曾經長期使用的一種計算銀兩單位，1海關兩相當於1.1069兩）猛增到1931年的7539.2萬海關兩，其中1930年最為突出，貿易總額達8664.5萬海關兩，使重慶在全國對外貿易的地位，僅次於上海、漢口兩埠而居第三位。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開埠後的重慶，英國商船在重慶。
抗戰陪都，地位上升。
八年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重慶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譜寫了最為悲壯和光輝的篇章。日寇步步進逼，國土大片淪喪。炮火把國民政府趕到了重慶，炮火也將沿海、沿江工業、人力、財力趕到了重慶。災難與機遇同行，災難與興盛同在。重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賜予，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為聞名遐邇的國際名城，中國戰時的首都。
Comment by 집착하다: 1940年美國攝影師卡爾拍攝的陪都重慶
川政統一後，國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由西北轉向西南，開始考慮對日抗戰時的後方根據地。1935年3月2日，蔣介石飛抵重慶，即在總理紀念週講演時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同年10月6日，蔣介石在成都出席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週講演時又說："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
重慶由一個內陸城市躍升為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大城市，被舉世公認為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三大城市並駕齊驅的民主世界堡壘，為全世界所矚目。
結語：
如果說近代中國歷史必定要創造出上海這一中國經濟中心的話，那麼近代中國歷史也必然會為四川和內陸地區創造出另一個"上海"——重慶這一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承擔起長江流域經濟鏈條上東西結合的重要一環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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