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作品總是在“記錄”歷史與反思現實中彰顯力量。
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無數人在恐懼與痛苦中歷經劫難，那些關於災難與殘酷歷史的文藝作品，又一次被人們提起或者重溫。
這其中，有兩部中國導演的電影，八年前先後上映的《一九四二》與《金陵十三釵》。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災，一千多萬人流離失所，三百萬人餓死！可惜這一段歷史，隱沒在民族記憶中幾十年，直到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發表，直到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上映，才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中，成為國人瞭解那段幾乎比肩南京大屠殺一般慘痛歷史的窗口。只不過，我們太習慣遺忘，即便馮小剛翻出慘痛的歷史，恐怕沒有幾個人會像猶太觀眾看到斯皮爾伯格拍攝的《辛德勒名單》時那樣詰問：“你為什麼現在才拍，拍得太晚了！”
總體來看，電影《一九四二》主線清晰但線索略顯繁雜，在宏大的歷史敘事與兩個家庭的破敗記錄中，政治家與平民無法實現“對接”，勾連他們的只有歷史與命運。電影一方面暗含了龐雜的歷史信息，一方面又不斷探討人性善惡與政治悲歡。那些虛構的畫面與慘烈的鏡頭，讓人笑的尷尬，哭又無淚。過多的人性之惡可以“虐心”，卻似乎無法將人從沉重與慘痛的心理與印象中引向深深的反思——這種無法深入，我不知道是因為背後夾雜著複雜歷史與政治的糾結，還是宏大敘事中民眾逃荒的現實與官員貪腐無能的割裂感造成的。因為只有政治與官場在災難釀造過程中的映照，而沒有直接的碰撞——政治家和官員們都在辦公室裡謀劃天下，而逃荒的百姓只顧著埋頭為了生存抗爭。如果這兩條線更緊密並且更融洽地交合在一起，或許就會更好。
網絡上曾有評論說，《一九四二》比之前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更有國際範，更具奧斯卡的品相，我倒覺得不盡然。我們沒有必要一有好電影就非得和奧斯卡扯上關係。只就電影本身來說，前後兩位電影導演同樣取材於二戰時期真實的歷史背景，同樣有實力派作家小說改編的劇本鋪墊，同樣有宏大的戰爭場面和人性善惡的碰撞與掙扎，共同構建起兩個多小時的電影作品，其厚重感與對民族和人性的探討，都值得讚賞。
在這兩部電影中，兩位導演分別選擇了中國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一九四二》大部分圍繞河南展開，《金陵十三釵》則集中在南京；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前者描述的是以兩個家庭為主要線索的逃荒故事，在巨大的天災中，摻雜了諸多政治背景下的人禍和戰爭的殘酷，後者則同時鎖定十多個妓女和教會學生逃難的故事，在戰爭的無情炮火中，不斷暴露與彰顯著人性的糾結與善良；前者如導演前作《集結號》一樣，更多探討了戰爭年代，中國政治的詭異與複雜，民族的劣根性，而後者則更多呈現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慘痛與人性善惡。
兩部電影，題材和場面都足夠宏大，都呈現了電影藝術的高水準，只不過前者的“國際範”中更多地避免了兩個民族的對立情緒，揭示著一個民族的歷史瘡疤，後者則在努力避免民族對立情緒，描摹人性救贖的同時，無法擺脫民族殘酷鬥爭的歷史災難。前者在暴露醜，後者在彰顯善。
因此，《一九四二》給人的沉重感是在疼痛後迅速抽離，而《金陵十三釵》給人的沉重感則是在悲傷後深深感嘆；《一九四二》的厚重感來自民族發展史中天災與人禍的雙重考驗，地主與貧民之間的雙向融合，而《金陵十三釵》的厚重感來自兩個民族之間的殘酷鬥爭，兩個階層群體之間的靈魂碰撞；《一九四二》的價值更多地在於引發人們對於政治與民族性的反思，而《金陵十三釵》的價值在於引發人們對於戰爭與人性的反思。
這就是影視作品的魅力。好的作品值得回頭“溫故”。
“溫故”是為了“知新”。不管那是文藝作品中的故事，還是藝術再現的歷史，曾經的災難與殘酷都不能成為我們前進的羈絆，而應該成為我們直面更好未來的勇氣與動力。
2020終將過去，而未來還有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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