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28日到2月2日，身在新加坡的湖畔四屆學員龐升東幾乎每天都要跑去機場，尋覓準備飛回國內的乘客，請求他們幫忙託運幾箱口罩。在這些航班的目的地，他旗下各地分公司的員工也隨時準備去機場“接貨”。
那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國內醫療防護物資最為緊缺的時期，“人肉帶貨”這一非常手段成為了最直接高效的運輸方式。
龐升東發動了當時同在新加坡的湖畔同學吳興傑、胡海泉等一起幫忙，出錢出力。他們最終“人肉”帶回了60多個大行李箱的口罩，加上通過其他渠道運回國內的防護服，共計捐出了56萬件醫療防護物資，全部運往湖北黃岡。
疫情爆發之初，大家紛紛從全球尋找防護物資。這其中，企業家們因為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衝在了全球採購的最前線。
01
“人肉”的效率
我是1月21號到新加坡的，打算在那裡過年，我出發時，上海機場一百個人裡只有一兩個人戴口罩。
1月23號聽說武漢封城，整個湖北當時只報道了幾百個病例，但我們決定馬上採取行動，在26號和27號買了兩批N95口罩。我們有一家公司本來就做電商，對渠道商比較瞭解，我派了新加坡分公司的5個員工去採購，我們當時是直接去倉庫裡抬貨的，總共採購了56萬件物資。
事實證明急速行動是對的，因為新加坡到29號就已經買不到N95了。
當時我們決定把所有物資都捐給黃岡，並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貨發出去。 選擇黃岡的主要原因是它離武漢最近，人口有七八百萬，但人均GDP只有3萬多元（注：2018年黃岡人均GDP為3.21萬元人民幣），是中國人均GDP的一半（注：2018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6.45萬元人民幣）。
新潮傳媒的捐助物資
我的公司是做傳媒的，對人均GDP很敏感，我們在全國有100多家分公司，知道在人均GDP只有3萬多的地方，生意是沒法做的。
我們當時判斷這裡可能會成為疫情最慘的地方，人口那麼多，物資肯定奇缺無比。也有湖南和浙江老家的朋友希望分些物資，我向他們表示抱歉，解釋說黃岡更需要。
那時候吉祥航空已經有公益包機了，但是手續非常複雜，而湖北的政府部門和公益機構也才剛剛開始做救援，公益捐贈要正兒八經走程序，這一下、那一下，速度難免就會慢下來。
特別是慈善總會的證明和海關的各種文件，要求極其詳細，貨要一件一件全部對上，否則就放行不了。新加坡幾家公益機構一起捐贈了一飛機的貨準備運回去，一路上各種忙中出錯，各種坎坷。我還找了上海市領導來協調。
這批貨1月29號就起飛了，但實際上它們是12天后才到的湖北。
先是在新加坡拖了三四天，到上海浦東機場又待了三四天，從浦東運到湖北又是一個大問題。後來這批貨先運到了杭州，在杭州放了兩天後運到武漢，再從武漢到黃岡，又花了兩天。
雖然我們的貨耽誤了很久，但我覺得一路上湖北慈善總會、海關、吉祥航空、順豐、各家公益組織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湖北慈善總會實在太忙了，但是進口物資的必要手續還是要的，他們也有他們的考慮，嚴格執行標準也是必要的。我們接觸下來，我覺得湖北慈善總會的表現不算差，忙中出錯是難免的。
估計公益包機渠道速度會比較慢，我們想到人肉搬運，當天就可以到上海，我們湖畔四屆的同學、奧普家居的吳興傑也在新加坡過年，我就找了他幫忙。他1月28號從新加坡出發回國，那趟航班最多可以帶6個行李箱，他就全部裝滿了口罩，幫我們帶回去。
興傑這趟主要就是在前面探路，試試看人肉運口罩這條路通不通。
後來我聽他說，他一路上都很順利，沒有人查。（注：1月28日，龐升東在朋友圈裡寫道：“感謝湖畔同學上市公司總裁親自當人肉搬運工。”這位上市公司總裁就是吳興傑。）我也問了上海海關領導，他們對於救援物資會開綠燈放行，這批貨當天就到了上海，那時候順豐還是通的，三天之內就到了黃岡。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人肉運貨的效率是最高的。從那天到2月2號回國，我總共去了四次新加坡的機場。我們成了“行李箱大戶”，買了60多個大行李箱，把口罩拆散了裝進去，每天都在機場請人幫忙帶貨。
龐升東採購的第一批口罩搭乘公益包機從新加坡出發
02
陌生人的善意
在做人肉帶貨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件事還是挺不容易的，因為拜託的都是陌生人。
新加坡的機場是先過海關再過安檢，而且託運完之後還可以返回去增加行李。為了不打擾航空公司，我就站在值機櫃臺到海關之間的那條很長的路上，一個個問。
沒有一個新加坡人會同意幫我們帶東西，他們覺得不可理喻：“我們認識嗎？”他們難以想象，怎麼會有這種不規矩的事情、非分的請求。墨守成規、一板一眼是新加坡的核心競爭力，也是我很讚賞這個社會的地方，但對於誇張的——其實是好事——的事情，他們也喪失了了解的興趣。
所以首先要找乘客中的中國人。
新加坡人跟中國人長得很像，一眼看去也分不出來是哪裡人。後來我們掌握了一些識別的方法：首先，中國人都會戴口罩，那時候新加坡人是不會戴口罩的，所以不戴口罩的人就不用上去問了。第二，從氣質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一個人出行的，或是兩個老人同行沒有小孩護送的，基本上也是新加坡人。
對日本人和韓國人也比較難從五官上辨認，不過從值機櫃臺走到海關的時候，90%的人都會把護照拿在手裡，那也是一個時機。
確定這個人是中國同胞之後，我們一般會走過去跟他們說：“我們是做義工的，我們有一批救援物資要運到湖北去，現在要請人幫忙託運過去，這種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我們在各個機場都有人接。您可以加我的微信，把事情說清楚，我會在裡面說，這些東西是我委託你託運的。”
如果對方願意幫我們帶，我們會根據他們機票能夠託運的行李數量來分配——公務艙比經濟艙能託運的行李多。他們需要幫我們辦託運，到國內的機場之後，再把行李箱拉到機場外，我們有人在那邊接應。
他們一般比較謹慎，怕我們讓他們帶不好的東西，所以在說的過程中，我就把行李箱打開讓他們檢查，用各種證據告訴他們，實際上是不需要擔心的。有的人翻得很細，會把每個行李箱都打開。
我被一些人拒絕過，遇到過有人露出鄙夷的神色，感覺這時候能看到人生百態。有一次，一位老人家看到我們這麼大的箱子，覺得很麻煩，就沒有答應。我也沒有勉強他們，因為我也覺得箱子稍稍有點重。她的老伴給了我們一些鼓勵，一邊離開一邊還好幾次回頭，我感覺他的內心其實一直在糾結。
還有一次，一位女士本來都已經答應了我們，準備辦手續了。她家老人上洗手間回來，趕緊阻攔女兒說，“這不行啊，出國最忌諱的就是幫別人帶東西。”聽到爸爸喋喋不休地教育，她只好算了。
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老人說的話代表了他一生的智慧，可是這是缺乏社會常識的，而且好像是在以惡意揣測別人。
也有好多人願意幫助我們。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在無錫開健身房的人，為了報答他，我還答應送他健身房的廣告。
龐升東和機場乘客合影
還有一個人幫我們帶了10個箱子——當時航空公司主動說，只要有乘客願意，這10個箱子都可以記到一個乘客的名下，不要錢。那個人自己本身就託運了3個箱子，加上我們這10個箱子，他相當於要從機場搬出來13個大箱子。我後來才知道，他是“字節跳動”的高管。
03
但求心安
第一天發現這事兒有點難度之後，我想到胡海泉（注：湖畔三屆學員）也在新加坡，就聯繫了他，他馬上加入了我們。他主動出了錢，還跟我們一起做了好幾天事。
因為人手不夠，貨物的搬運都是我們自己做的，我們把這麼多箱口罩從卡車上搬下來，場面很壯觀。
我們在各個登機口和航站樓也做了分工，比如到長沙、西安的飛機在T1航站樓，到北京、上海的飛機在T3航站樓。海泉是明星，很多人都認識他，而且他的溝通能力很強，所以他去“推銷”的效果就比較好。我們最後找到了三四十個人來幫忙帶貨，建了好幾個人肉群。
龐升東、胡海泉和機場乘客
其實我行動的動力是“但求心安”——國難當頭，如果不做點事，我心裡會很不安，這個擔子可能有一萬斤，我想挑起其中的十斤。我在機場也碰到很多學生，看到他們也組織了一些公益活動，我想我們的個性裡有同一類的特質，就是會把別人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
我心裡有時候會被一種崇高感所驅動，覺得當仁不讓、捨我其誰。我以前也思考過，這種崇高感是怎麼來的，我覺得主要是基因決定的——做好事會讓我開心，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方式，其他部分可能是受閱讀影響——我是《南方週末》和《南風窗》的鐵桿粉絲，大學畢業時還給《南風窗》寫過好幾封信。
所以我覺得，就算沒有錢，我也會身體力行去做公益的，比如說如果我是個白領，我也會去公益組織幫忙。但我很欣慰的是自己在做企業——我投資的幾家公司的CEO都很踴躍，都是在第一週內就捐款了；我們在西安、北京、長沙等國內城市都有分公司的人可以幫忙接貨。有錢、有人，就能做更多事情。
我也遇到了很多同類，其實航空公司也幫了我們不少忙。比如春秋航空一看我們“人肉”的是救援物資，只要有空餘位置，就會免費幫我們運回國內機場。
還有一些企業家也幫了我們很多忙。記得從2月6日開始，順豐只能發武漢，發不了黃岡了，那麼武漢到黃岡的這段路就沒有人送了。這時候我找到了湖畔的另一個同學，居然之家的老闆汪林朋，他就是黃岡人，而且在武漢有一個物流公司。
於是我們就被拉進了汪總的微信群，看到他正在籌集物資。居然之家的副總裁任成親自跟我們對接基礎工作，我們接下來的貨就由他們在武漢的子公司幫忙轉運到黃岡，居然之家極其高效，轉運速度很快，我們按照每家醫院的病人比例來分配物資到黃岡的各家醫院。
我們還有一批貨走的是卓爾集團的國際渠道，在跟卓爾集團對接的時候，我們團隊很感慨，覺得他們非常職業、非常敬業。當時他們的執行力也給了我不小的觸動，這樣一個武漢數一數二的企業，如果在這時候置身事外，救援就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他們用自己的全球運輸渠道做了很多事，我覺得非常厲害。
04
迴歸本業
2月2日，我和父母搭上了國內航空公司全面停飛新加坡前的最後兩班航班，跟8個願意幫忙“人肉”的乘客一起，把18個大行李箱加40個箱子全部帶上了飛機，裡面裝著9萬個口罩。2月3日凌晨飛到浦東，這是我們的第五批救援口罩。
當時有十多個人和我坐同一趟航班，因為我自己也要上飛機，所以就更好溝通了，我告訴他們：你們只是幫我託運一下，到時候我自己來拉。到上海之後，我跟父母一共拉了18個行李箱出去，他們倆都是農民，身體很好，我們每人推了兩輛大推車。
龐升東、胡海泉和待運送回國的口罩
那時候我為這件事“工作”了剛好一週，之後我就留下了兩個團隊繼續做後續的物流對接，但我停了下來。
回想起來，那一週我的心態變化很迅速，剛開始幾天覺得不做點事心很不安，要迅速地做點事情，而且自己恰好在新加坡。國內像黃岡這樣的地方物資肯定是奇缺無比，值得我們去做，但我的內心也有個潛在的計算器，一週之後覺得至少可以對自己有個交代了。
其中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新加坡買不到貨了，而且我覺得後面中國自己的供應會跟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人肉帶貨這件事情上，我的槓桿效應是很低的，我的本職工作還是做企業。
企業家在疫情期間身體力行做公益，有的人做了一週，有的人做了兩週，有的人一直在做，花了很大工夫。這背後是一個比較深的話題，每個人對公益的熱情程度不一樣，至少我在目前這個階段，感覺全身心投入公益的時機還不成熟。
利他的精神在做企業的過程中很加分，無論是做產品還是跟客戶和員工相處，利他心都是很好的。我們的核心職責還是做好企業，我們公司有5000多人，我把5000多人的公司做好，把產品服務做好，積極參與市場競爭，這才是我的根本貢獻。在非常時期，我抽一定的精力來做公益是很好的，同時，我們也知道，我們這批人，為社會做貢獻的核心方式是：做好企業。
我覺得一個人的本性就是自己的主宰，是“上帝”，要抗拒本性是很難的，會把自己搞崩掉。那一週我的“上帝”告訴我必須好好參與救災，別想其他的事。一週之後，就開始想自己公司的事情，迴歸本業，考慮自己的企業如何應對這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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