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學之大成，司馬光著《資治通鑑》，留下了珍貴資料

今日看點：宋朝史學之大成，司馬光著《資治通鑑》，留下了珍貴資料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史皇弟，今天給大家聊聊宋朝的史學。論史學之發達，歷代無有愈於宋者，唯於世道人心之影響，不及理學，但與理學一樣，史學在宋代耗盡創造力，臻於成熟，至後世則“過熟”而乏新意，唯見衰退。史學在宋代的成熟完善，既體現於官方史學，亦由私人之修史成就得以展現。

官方史學之完善，首先表現於其修史過程之完善。在太宗朝以後，逐漸按史書體裁形成嚴密的程序：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會要、國史。先根據當時記載，修時政記和起居注。時政記為皇帝與大臣議論政事的內容，多由宰相編撰，因為參與議論最多的就是宰相，宋代時政記今日難得一見，僅李綱留有《建炎時政記》。起居注由起居院修撰，記皇帝日常之言行。此二者，須當場或事後不久即行記錄整理。

李綱

根據時政記和起居注，在事後由日曆所修日曆，如太宗時，臣僚上奏說太祖朝日曆不備，遂詔史館編修日曆。此後，日曆與時政記、起居注修撰的時間相差不是太遠。之後再由實錄院據日曆修實錄，實錄為一朝一修。宋之日曆大多不傳，實錄也只剩錢若水所修《太宗實錄》中的二十卷。實錄之後是會要，自仁宗以後，每過一至三朝必修一次會要，後一部會要所記述內容的起始時間，接續前一部之末，最後由理宗朝的史學家李心傳統本朝此前所有會要為一，修成《國朝會要總類》，所記載內容至寧宗朝末年止。這部書僅有部分存世，是清人徐松由《永樂大典》中輯出，重新編類為《宋會要輯稿》。以實錄為基礎，加上朝中要人或社會名流的家傳、行狀等，由國史院修成國史。

太祖趙匡胤

宋之國史，正是元代修宋史的主要依據。程序越往後，修出來的東西越精緻，但原始資料當然會去掉不少，且因編文的關係，會要引用材料的出處、原貌漸不可見。另一方面，精產品實錄、會要編成，粗產品日曆、起居注一般就不再受注意，不會流傳民間，原始資料就更容易湮沒。總趙宋一朝，官方所修，有實錄三千餘卷，日曆四千餘卷，會要二千四百餘卷，紀傳體的國史一千餘卷，合計過萬卷，但存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反倒是私家所修史書，成為今日所見的最重要資料的來源。

太宗

所謂私家修史，也未必盡是不與官方接觸而閉門造車者，最優秀的作品，多有官方材料為依據，甚至得到皇帝之鼓勵，不過不是在官方的修史機構內進行。北宋歐陽修纂《新五代史》，即屬私修。既有《舊五代史》，歐陽公重著之舉，正欲另有發明，故歐陽《史》之風格特出，多寓褒貶於其中。對於這種“春秋筆法”，後人評價不一，新《史》因簡而誤者不少，這一點多為後人所詬病。然而其寓義理於史傳的做法，卻多為後來史家承襲。

歐陽修

宋代修史之巔峰，是《資治通鑑》。起自三家分晉，至宋取代後周，首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前所未有的鉅著。司馬光纂此書始於英宗朝，神宗始行變法，打發他到洛陽繼續編纂，且為其配備助手，儼然一個微型的史館。前後以十九年之功而告成，神宗親定名、撰序以褒之。此書的編纂過程體現了司馬光一貫的嚴謹作風。

資治通鑑

先將史料按年月日集為《叢目》，而後取捨成文，註明史料出處，成《長編》，復潤色而定稿。至於辨析史料、決定取捨之過程，則編集為《通鑑考異》。其內容之謹密可靠，於諸史中稱首。司馬光也於其中表達了許多觀點，但直接以臣子恭呈皇帝御覽的語氣“臣光曰”引出的評論，其數甚少，更主要的手法是如何突出他所認為最重要的、最能借古喻今的史實，以及如何在敘述過程中以微妙的手法點明他所要表達的觀點。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達到“微言大義”的目標，是史學家的最高境界。

司馬光

《資治通鑑》對後世史學的影響至深。南宋李燾依其體例，自高宗至孝宗朝耗時三十年，作《續資治通鑑長編》，該書接續《資治通鑑》，述太祖至欽宗九朝之史，原書共九百八十卷正文，加上《舉要》和《目錄》，共一零六三卷。李燾作《長編》，仍貫徹司馬光的原則，即“寧失之繁，無失之略”，選擇和裁剪史料得當，敘事雖詳卻不蕪累，是亦大家方得為之。另有南宋後期史家李心傳所作，南宋高宗朝編年體史書《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堪與李燾之著作媲美。此書共二百卷，成於寧宗嘉定中。以會要、實錄、日曆為主，參以野史、雜記，引用書籍多達五百五十種，內容極為豐富宏博。李心傳亦因此史才遠播，被選入史館纂實錄。

司馬光

《資治通鑑》發揮其影響的另一途徑，是後人根據該書縮編、改寫，以利傳播。因《資治通鑑》篇幅過巨，不僅通讀費時，抑且購買收藏不易。南宋人袁樞有感於此，以事類為目，共擇取二百三十九條事類，改作為《通鑑紀事本末》，此即“紀事本末”體之先驅。影響更大的縮改之作《通鑑綱目》，出於大儒朱熹之手。

朱熹

總結：

對於理學家而言，縮編或非最為必要之舉，但通過改變體例，更直接地表明觀點、宣揚道統，才最合乎其經、史合一之追求。此書隨著朱學的興盛，也愈來愈受後世尊奉，至乾隆為作“御批”而達到榮耀的頂峰。由《資治通鑑》而衍生的綱目體、紀事本末體，固然是宋代史學盛事之一，但僅從史學史的角度來說，未必超過《資治通鑑》這樣一部空前絕後的編年體優秀史著本身的價值。以它為首的幾部大型編年體史書、官方修史機構的作品，以及仿唐代杜佑《通典》體裁而作的南宋人鄭樵的作品《通志》、宋末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共同將宋代史學推向難以逾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