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著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社會流動，特別是讓底層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短程社會流動，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避免M型社會的出現，是一個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議題。
一、貧困的地心引力
有時候，我們感覺貧困像是一個強有力的磁場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貧困的陷阱，我們便很難擺脫貧困？這是個人的特質造成的，還是環境、制度或結構使然？
一種觀點是關注個體的能動性，窮人是懶惰的，沒有責任感或者不夠聰明；或者窮人有著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促進他們擁有諸如努力工作、誠實守信、自力更生等“中產階級價值觀”。依據這種觀點，必須通過獎勵措施驅動底層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們注意：窮人的行為其實由更為急迫的動因驅使。因此他們會試圖用手頭最好、最短期的危機管理方式處理這些日常危機。…………………………（省略萬字）…………
另一種觀點認識到收入不平等和遺傳劣勢等系統性因素的重要性，他們發現：在貧窮成為常態的地方，貧窮很容易代代相傳；但他們經常過於低估個人決策在人們命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陷入一種“宿命論”的悲觀論調。雖然貧困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但任何結構都不可能脫離行動者而獨立存在，否則我們就無法觀察到向上的社會流動。
為什麼窮人往往是“活在當下”，缺乏長遠打算？窮人為什麼更容易選擇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類的自我毀滅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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