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拉著一輛沉重的車，頂著風，上了一個坡。”
—— 郭建梅
-這是《木棉人物微刊》的第 51 期人物-
鮑毓明性侵“養女”一案，引發軒然大波，仍在持續發酵。
隨著越來越多的信息被披露，案件也變得越來越複雜。
有媒體報道說兩人是“戀愛關係”；有人試圖轉移重點，將矛頭對準星星媽媽；還有人，拿受害者的“不完美”，對其進行蕩婦羞辱......
雖然事件發展至今，很多人對這起案子都有點悲觀了，但好在，還有更多人一直在繼續關注案件進展、站出來為受害者發聲。
特別是，當我發現李星星的代理律師來自北京的千千律師事務所時，頓時有種熱淚盈眶的感覺。
這個律所代理過“結婚十月家暴致死”的董珊珊案，代理過山木集團總裁強姦女員工案，兩年前的紅黃藍幼兒園案件，他們也參與其中。
維護中國女性權益，他們從未缺席過。
而千千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郭建梅，更是足以當得起“偉大”二字。
她是中國第一位公益律師，獲得過“諾貝爾替代獎”、“全球女性領導者獎”、“西蒙·德·波伏娃獎”，也曾和全球千名傑出婦女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集體提名。
她主導創辦的婦女援助中心，25年來，辦理案件4000多起，接受12萬次諮詢，一步步推動完善中國婦女權益保障的法律制度。
她真的是一位特別了不起的女性。
在中國，公益律師這條道路不好走，如果剛好還致力於維護婦女權益，更是舉步維艱。
郭建梅會走上這條路，源於她悲苦的童年。
她出生在一個男尊女卑思想及其嚴重的年代，女性被殘害的現象比比皆是。
自己的玩伴，因為是女孩，被迫早早輟了學；鄰居被丈夫活活打死，全村沒一個人敢出頭；姥姥連生兩胎女孩，被姥爺暴打了一頓後一紙休書逐出了家門......
2歲時，郭建梅被送至北京和姥姥姥爺一起生活。
當時姥姥已二婚，雖逃脫了夫家的虐待，一家子卻依然在貧困中掙扎。
姥姥白天當保姆，一到晚上，郭建梅就跟在姥姥身後撿破爛補貼家用。
她在北京生活了6年，也被歧視了6年，院裡的孩子，沒人願意帶一個不會講普通話的鄉下土妞玩。
有一次，她偷偷跟著那群孩子後面，想跟著去別人家玩，結果，那人在她進門時，故意把門用力一關，夾地她的手鮮血直流。
還有一次，元宵節，滿街的人都提著燈籠走動，姥爺也給她買了一個，並鼓勵她去跟小夥伴們玩。
她開開心心地跟上了那群孩子，誰知，有個孩子發現她後一腳就把她的燈籠踢翻了，燈籠立馬化為灰燼，眼淚瞬間就嘩啦啦流了下來。
多年以後，她回憶起這事，依然悲從中來：
“那一刻，我覺得我的整個世界都被毀滅了！”
8歲，到了該上學的年紀，郭建梅因為沒有北京戶口，又被迫回到河南鄉下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在她們家，只有男性才能吃白麵饅頭，婦女和女孩只能吃紅薯和窩窩頭，還經常吃不飽。
奶奶每天都要提著一籃子白麵饃出去叫賣，爺爺怕她偷吃，出門前定會細細數上一頓，如果回來對不上數目，奶奶就會被狠狠毒打。
奶奶43歲的時候，餓死在了賣饃路上“奶奶又冷又餓，饃在籃子裡，可她就是不敢吃饃啊……”
人如草芥，這是當時底層女性的最真實寫照。
因為親身經歷過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被人像螻蟻一樣踩過，所有她對弱勢群體、對人格和尊嚴才有了更深刻地體會。
悽慘童年衍生出的一腔悲憫，成了彼時高考志願表裡“北大法律系”幾個大字。
大學畢業後，郭建梅輾轉做了《中國律師》雜誌社主編助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在北京召開，她被安排前去採訪。
本來只打算呆一天，隨便寫個稿子交差的她，去到會場卻彷彿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不同國家、不同膚色的女律師神采飛揚地討論著“NGO論壇之公益律師”這樣她從沒聽過的議題。
特別是聽完希拉里的演講《婦女權利就是人權》，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
“每個女性都應該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天賦。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除非他們的人權受到保護和尊重，否則女性永遠不會贏得充分的尊重。”
“婦女淪為犧牲品之際，家庭、社會及國家的安定都會遭到侵蝕，從而危及全球民主與繁榮的前景。”
希拉里的一字一句，都醍醐灌頂，郭建梅深埋在心底那團理想之火一下子就被點燃了。
有位外國同行問她：
“中國有沒有從事婦女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師機構？”
她遺憾地搖了搖頭。
但讓她興奮的是，童年那些關於女性權益的思考，關於懵懂的理想，在這裡找到了答案。
“那一刻我意識到，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家園。”
她終於可以為中國女性做點什麼了。
幾個月後，她毅然辭去了《中國律師》雜誌社助理的工作，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婦女法律援助機構——北京大學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反對，辭去副高職稱的鐵飯碗，這是傻子才幹的事。
身為法官的哥哥也勸她：
“一般律師都不好當，別說公益律師了。”
可她腦海裡，想到的是姥姥和奶奶的遭遇，想到的是剛畢業去鄉下調研時，看過的那些大著肚子挑水、子宮脫垂沒錢做手術，拿根吊帶勒起來的女人。
即便不好當，她也想試試。
中國，需要有人去開這個先例，讓沒錢打官司的弱勢群體也能求助有門。
2009年，郭建梅在一個公益律師廣告裡說：
“公益律師這條路不好走，我卻走了12年。每一個眼神，都是一個沉重的託付；每一個案子，都是一道難關。”
她經手的案子，大都複雜又棘手。
辦案初期，有個女工偷偷跑出來求助，說一群打工妹被關在工廠裡。
黑心老闆光口頭約定，不給她們籤合同，不但長期拖欠工資，還限制她們出行，每天吃過期的方便麵，生理期也沒錢衛生用品，門口兩條大狼狗把守，根本出不去。
案件一波三折，三年時間，二十多名打工妹大都失去了信心，有的離開了北京，有的一夜白頭，有的因此失去了男友......
郭建梅卻不肯放棄，3年來，不勝其煩地往返北京、河北兩地調查取證，吃了無數閉門羹，還差點被狗咬。
好在最後，女工們勝訴，拿到了工資和經濟賠償。
那一刻，所有人都嚎啕大哭。
這個案子，改變了中國當時勞動用工中僱傭雙方不平等的狀況，為維護眾多沒有勞動合約的打工妹權益打響了第一炮。
2012年，李彥因家暴殺夫被判死刑。
丈夫生前每個月都要打李彥2、3次，扯頭髮撞牆、拿菸頭燙臉和下身、砍掉手指......110和婦聯都不管。
有一次，因為一點小事丈夫就對她大打出手，打斷了她的右腳拇指，逼得李彥忍無可忍，抄起旁邊的火藥槍槍管，打在了丈夫腦後。
郭建梅介入這個案子時，李彥已被判死刑。
她非常焦急，立馬與朋友聯繫了100多位律師、學者和NGO工作者聯署，希望法院能刀下留人，否則只會讓無數受家暴婦女境況更加慘烈。
最終，李彥由死刑改為了死緩。
在女性這個弱勢群體裡，她看過太多這樣的悲劇和不公。
被上司強姦的女員工，被綁架強暴的十二三歲少女，被家暴致死的新婚妻子，兒子被人謀殺請不起律師的鄉下母親、被丈夫挖去眼睛的女人......
代理的案子敗訴時，也曾自我懷疑過：
“一個案子我會覺得我有理有法，法律像尚方寶劍一樣金光閃閃，我拿著它最後卻沒辦法得到落實。這個過程中會覺得你作為一個律師是無能的。”
這一路，她遭受過無數白眼，吃過無數閉門羹；
為出嫁女爭取土地財產權，遭到過一百多位手持棍子的村民的堵截；
為一個眼睛流膿、身上散發惡臭的母親代理案子時，也被法官捏著鼻子質問過“你怎麼給這種人代理？是找不來案子吧？就她，能給你多少錢？
但這些都沒令她退卻，反而更加堅定了她繼續走這條路的決心。
那些殺不死她的，終令她更強大：
“河南人、農村人、女人、公益律師......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勢群體，但是我們弱勢的人在做強勢的事。”
用法律匡扶正義，讓正義扶無力者前行。
即便是弱勢群體，也應該活的有尊嚴，這是她一直以來的目標。
人生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
這句話放在郭建梅身上，再合適不過。
中心成立5週年的時候，她患上了抑鬱症。
每天都有很多走投無路的人來求救，把她當做救世主。
有的撲通一聲跪下，眼淚直流，她也跟著哭，他們走了她還哭。
有的案子打完敗訴了，當事人最後自殺了。
這些源源不絕的負能量的衝擊，讓她越來越來越焦慮，越來越無力從心。
“我們老說我們就是垃圾桶，社會的各種垃圾，都往裡面裝。”
總想把所有人都救了，主持說她這是貪念。
一面承受巨大壓力的同時，還有來自當事人的不理解、周遭的非議和誤解、同行人對她能力的質疑。
最糟糕時，她甚至跟丈夫劉震雲哭訴過，不想再幹這事了：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這個社會，結果被人家一腳踢了出來。憑什麼這樣做啊？我有這樣的義務？別人說我精神病，說我炒作，說我想出名，這麼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
後來，她選擇與自己和解，不再來者不拒。
幫不了所有弱勢群體，那就選擇其中那些典型的、有助於推動法律完善的案例。
2008年，參加北大法律系同學畢業25週年聚會，很多同學都升官發財，過上了所謂的成功的人生。
那時的年近50的她，依然只是個拿著月薪6000元工資的公益律師。
有人問她：
“建梅啊，你怎麼還在做這個呀？”
她說：
“我覺得做公益律師能夠體現我的人生價值。”
“我覺得自己像一列火車呼地就衝出去了，還沒顧得上想為什麼。有的人趨名，有的人趨利，我這樣的是趨理想、趨信仰的。
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對待自己的生命?怎麼樣才不枉費一生?如果憑著我現在的資源，做商業律師的話，收入會比現在高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做商業律師，不想做家庭婦女，我就想做現在的事，這樣才快樂。”
用金錢、地位衡量人生價值的人，是沒辦法理解那些用一生去堅守理想和理念的人。
當她發現自己不在乎這些流言蜚語時，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
雖然“公益律師”被人打上低人一等的標籤，可在她心裡，這是一份比太陽還光輝的職業。
有記者問她，你會一直堅持下去嗎？
她說：
“我會堅持到70歲，到我幹不動的那一天為止。”
這一路，舉步維艱，荊棘叢生。
但好在一直都朝著正義和公平緩慢前進，也看到越來越多人敢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你經過那麼多的歷練，見過了那麼多塵世的垃圾，當那些人拿著棍棒要打你，你大喝一聲，那些人生生收住手裡的棍棒的時候，你會覺得，這種正義的陽光，是沒有什麼能戰勝的。這種東西真的會給你力量。”
有陰影的地方，必定有光，有光就有希望。
就像她形容的那樣：
“我們拉著一輛沉重的車，頂著風，上了一個坡。”
而那些光照不進的地方，正是她要繼續堅守、繼續前行的理由。
比如：公民意識的覺醒、女性權利和法律意識的普及、法律的推進和完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很慶幸，中國有她這樣一位，始終和正義、和女性、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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