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意大利人在陽臺唱歌的視頻讓全世界看到了音樂消除恐懼與焦慮的力量，而在柏林的藝術界，兩位策展人發起了一項基於陽臺的項目，邀請了50位創作者在自己家的陽臺上展示作品，鼓勵隔離期的人們放下手機，眺望窗外，感受藝術在特殊時期如何發揮其作用。近日，“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郵件採訪了這兩位策展人，她們在郵件中表示，“陽臺是半私人半公共的地方，它讓我們得以用生活和藝術的形式去表達面對疫情的感受。即使在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也建立了社群關係。”
策展人沃爾莎（左）與杜穆索魯
上週，居住在柏林的兩位策展人喬安娜·沃爾莎（Joanna Warsza）與奧烏·杜穆索魯（Övül Durmusoglu）發起了一個以“陽臺”作為載體的公共項目，她們邀請了位於柏林普倫茨勞爾貝格區（Prenzlauer Berg）的約50位藝術家、作家和建築師，在為期兩天的時間裡，從各自的窗戶或陽臺進行裝置、表演等展示。這些參與者的選擇並非基於他們的名氣，而是他們所在的位置。策展人制作了一份普倫茨勞爾貝格區的作品地圖，“人們可以從自己家的陽臺、窗戶或屋頂看到這些作品，也可以稍微邁出家門幾步，用一種新的視角去發現那些他們平日裡熟悉的角落，”沃爾莎與杜穆索魯在回覆澎湃新聞記者的郵件中寫道。而對於那些隔離期中的創意工作者而言，他們的街巷就是美術館，他們的鄰居就是觀眾。
莉娜·瑪格達萊尼與拉比·摩羅爾作品 ©Die Balkone
這一項目的全稱為“陽臺：生活，藝術，疫情，距離”（Die Balkone. Life, art, pandemic, proximity），這一長串的名詞無疑概括了項目的意圖。在關於該項目的一份聲明中，兩位策展人論及陽臺的意義：“陽臺是觀察私人生活的公共光圈。它們似乎是房間的終點，但又不是。在政治史上，陽臺既是開放與希望的平臺，也是霸權主義的象徵。”而在今天，“在居家生活備受限制的情況下，陽臺成了我們由此越過便能接觸世界的起點，它們是讓人得以呼吸新鮮空氣、享受片刻陽光的‘緊急出口’。”在她們看來，當人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的時候，“陽臺充當了日常活動甚至市民動員的獨特場所”。此外，陽臺也是獨特的，每個建築學派都有自己設計陽臺的方式。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居住方式。這一點在當下尤為明顯。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在隔離期間，柏林恰好聚集了許多文化行業的工作者，他們距離彼此並不遠，卻都埋頭於虛擬空間，而常常“缺席”於現實生活。在歷史上，柏林常常有藝術家佔領運動或是“一夜展覽”，普倫茨勞爾貝格就見證過社會運動的發生。這個項目不需要預算，不必籌備開幕式，沒有人群聚集，而是在遵守當下法規的前提下，提議人們“邁出一步”，去尋找生活和藝術的標誌，探索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如今，一些人被迫切斷自己的計劃，或是遠離自己所愛的人，我們走向陽臺，以此‘反抗’孤立，拒絕聽任病毒所帶來的恐懼和一切。”她們在聲明中寫道。
勞爾·沃爾克作品 ©Die Balkone
藝術家勞爾·沃爾克（Raul Walch）展示了一系列藍色的漂浮雕塑，它們在陽臺上隨風飄動，“隔離不意味著封閉我們的想法，”沃爾克在接受Artnet採訪時說道，“藝術和藝術家永遠能夠找到面向公眾的新方式。”奧拉夫·尼古拉（Olaf Nikolai）曾參與卡塞爾文獻展與威尼斯雙年展，在陽臺項目中，這位藝術家製作了一件基於窗戶的小作品，他將三個橘子固定在窗上，以呼應約翰·巴爾代薩里（John Baldessari）的作品《扔出三個球以保持直線》（Throwing Three Balls in the Air to Get a Straight Line）。不遠處，策展人索尼婭·勞（Sonja Lau）掛出了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我們是否還能再見。”藝術家莉娜·瑪格達萊尼（Lina Majdalanie）與拉比·摩羅爾（Rabih Mroué）將他們所在的大樓變成了一個藝術空間，邀請鄰居們一起用繪畫、海報和小型雕塑來激活窗戶和陽臺。兩人展示了一系列世界各地的陽臺，這些照片來自他們的私人檔案，每張照片都附有對其影響重大的某位作家的語錄，例如有一張附上了來自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引言，“我舉世為家，無論那裡有云朵、鳥兒還是眼淚。”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陽臺項目讓人們發現了即使在隔離時期也能保持現實聯繫的方式。如今，這一陽臺項目正計劃向全球發展。策展人已經決定將該項目以開源的形式向世界各地開放，邀請其他地方的策展人們在當地舉辦類似的活動。事實上，除了沃爾莎與杜穆索魯，已經有其他的一些策展人在同期發起了類似的項目。在大型美術館均已閉館的斯德哥爾摩，一項名為“開放的窗戶”的項目正在醞釀；包括馬德里索菲婭王后藝術博物館（Reina Sofía museum）在內的多家美術館已經開始委任藝術家們基於陽臺進行創作。在疫情期間，伴隨著這些藝術群體的反應，或許一種新的公共藝術形式正在誕生。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澎湃新聞：請介紹一下陽臺藝術項目發起的初衷。
沃爾莎與杜穆索魯：在我們看來，這個項目是一項公共計劃，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藝術項目。陽臺有著豐富的社會和政治歷史，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它們又有了關於自由與韌性的另一重意義。之所以發起這樣的項目，是因為我們想要在面對保衛我們的不確定性的時候，打破沉默和普遍的無助感。柏林的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不常露面。而眼下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我們都在此地，在各自的家中進行著自我隔離，機構紛紛關閉，展覽和聚集性活動被無限期推遲，我們試圖瞭解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在採取必要的公共衛生措施的同時，找到一種方式來傳遞藝術之於社會的治癒力量，並且讓我們的社群重新感到團結，這一點非常必要。我們應該“始於足下”，始於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呼籲很快得到了生活在這裡的藝術家、作家和建築師由衷的共鳴，這個項目的籌備只花了兩個禮拜。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澎湃新聞：具體來說，你們是如何發動藝術家等群體參與其中的？
沃爾莎與杜穆索魯：我們所經歷的事情迫使我們重新看待我們的所在地，並與之重建聯繫。因此，我們決定主動聯繫那些在普倫茨勞爾貝格區居住多年的藝術家、作家和建築師。其中有些人在這裡居住了二三十年，有些人甚至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就在。我們起初接觸了一些藝術家，在他們的介紹和推薦之下，這個群體不斷壯大。到項目進行的前一天，我們的地圖還在更新。不同的藝術群體聚集起來，涉及各種類型。值得一提的是，和展覽或雙年展不同，我們在項目地圖的各個點上並沒有標明創作者的名字，這樣觀眾就不必基於名字來觀看。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澎湃新聞：作為策展人，你們如何界定這個項目？
沃爾莎與杜穆索魯：這個項目模糊、或者說顛倒了慣常的策展標準以及權力結構。例如，區域的地理分佈成為了選擇藝術家的決定性因素，而非他們獲得的成功與他們的知名度。這些參與者的共同點在於都在普倫茨勞爾貝格區生活和工作，這裡曾屬於東柏林，後來成了無政府區，柏林牆倒塌後，許多藝術家在此定居，如今這裡經歷了士紳化的鉅變。我們試圖在展示中也能呈現這些過程。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的柏林現在怎麼樣？你們感受到藝術界有哪些變化？
沃爾莎與杜穆索魯：對於藝術圈來說，疫情的影響是特別的。我們許多人都一直在旅途中，而如今的限制讓我們開始更加仔細地審視自己生活的地方與生活方式：我們的鄰里是怎樣的人？我們和這個成為第二故鄉的地方有怎樣的聯繫？陽臺是半私人半公共的地方，它讓我們得以用生活和藝術的形式去表達這些感受。重要的是，我們在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建立了社群關係。
陽臺藝術項目作品 ©Die Balkone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