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
在136年前的今天，1884年4月8日(農曆1884年3月13日)，甲申易樞：慈禧發動第二次宮廷政變。
甲申易樞是指1884年(光緒十年)4月8日，慈禧突然發佈懿旨，將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大臣全班罷免的事件。因這一年是農曆甲申年，也稱“甲申易樞”。
甲申易樞是慈禧繼1861年辛酉政變以後，發動的第二次宮廷政變(慈禧一生，一共發動了三次政變，第三次就是戊戌政變、囚光緒帝)。
易樞背景
甲申易樞事件並非偶然發生的，而是清朝統治階級上層長期以來勾心鬥角，爭權奪勢的結果。
咸豐帝逝世後，恭親王奕訢被排斥在“顧命體制”之外，他聯合同樣被冷落而又權力慾極強的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擊敗肅順，確立了“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新體制。慈禧太后由於羽翼未豐、經驗不足，不得不暫時收斂獨攬大權的野心，與奕訢度過了一段相對協調的階段。
同治四年，慈禧太后小試鋒芒，褫奪了奕訢“議政王”的封號，使之權力頓減，地位下降。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統治階級中chu現了頑固派。慈禧在支持洋務派的同時，有時也利用頑固派作為打壓奕訢的工具。此間，清流派獨樹一幟，成為影響政局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此外，高層人事變動也對政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慈安太后暴卒以及光緒帝繼位後，醇親王奕譞地位的提升使得慈禧在與奕訢的權力相爭中逐漸佔了上風。
光緒十年，慈禧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之機發動“甲申易樞”，將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全班成員統予罷斥，逐出權力中樞，代之以已成為馴服工具的醇黨集團，並瓦解了早已為其所不滿的清流派。至此，終於使自己擁有了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易樞過程
光緒十年，法國不斷侵略越南。奕訢及其主持下的軍機處不想輕易開啟戰端，引起朝臣交章彈劾，追究越南局勢失利的原因。
適值清軍在前線潰敗，慈禧太后震怒，同醇親王奕譞合作，以 “委靡因循”的罪名，將以奕訢為首的軍機大臣全部罷黜，停奕訢親王雙俸，命他“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廉降二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任，煺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
同一天，又頒發上諭：“禮親王世鐸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學習御前大臣，亦毋庸帶領豹尾槍。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均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命世鐸主持軍機處，慶郡王奕劻主持總理衙門，並命遇有重大事件，先與醇親王商辦。奕譞為幼帝生父，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辦”之名，實際隱操樞府大權。慈禧太后這次改組軍機處，因發生在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
奕劻、奕譞、世鐸的行政能力遠不如奕訢，所以時人把這次中樞機構的大換班比喻為：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駑馬即笨馬，柴胡是比蘆葦價高的一味中藥，以諷刺這些新進王公的庸懦。新軍機處的組成人員，在識見、威望、能力和人品上，與原軍機處相比，相差甚遠。他們是一些不諳國際事務、不懂國內政情的官僚，新軍機處的特點是對太后惟命是從。所以，“甲申易樞”後，慈禧太后的權勢進一步擴大，實際標誌著她專權統治的確立。
“甲申易樞”：恭親王為何會被慈禧判政治死刑?
1884年5月2日，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發表了一篇震撼性的報道：“中國前總理恭親王自殺身亡”。這篇報道回顧了這位中國總理“兩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後的甲午戰爭才會來到)的政治生涯，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並且拿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來做陪襯。據說，每當西華德談起中美關係，為了強調自己的權威性，最愛將恭親王掛在嘴邊：“恭親王與我共同認為……”
這篇長達近千單詞的報道，代表了當時美國及國際社會對恭親王的主流評價，但其核心內容卻大擺烏龍。52歲的恭親王還好好地活著，在他那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的王府中，蕩起雙槳，推開波濤，看著陽光灑在湖面上。
無風不起浪，恭親王的確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處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釋兵權
引發恭親王下崗的直接導火線，是日講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摺，從題目就能看出其鮮明的立場：《疆事敗壞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議》。此時，中法戰爭已經爆發，清軍在越南北圻喪師失地，朝野震驚。盛昱奏摺中的攻擊目標是政治局委員兼中組部部長(“軍機大臣兼吏部尚書”)李鴻藻，正是他推薦任命了前敵將領，但是，恭親王作為首席軍機大臣，不能不承擔領導責任。盛昱的本意，在於敲打敲打軍機處，推動善意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覆令眾人大吃一驚：軍機處全體下崗。
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沒有召見軍機大臣，而只是召見了軍機處的“秘書長”(領班軍機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擬定了聖旨，指責恭親王等軍機大臣“委蛇保榮”，地位越來越高，卻越來越不思進取(“爵祿日崇，因循日甚”)。處理結果是，恭親王奕?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景廉降二級調用；翁同 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佈組建由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工部侍郎孫毓汶組成的新的軍機處，隨後又宣佈“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至此，以醇親王奕譞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組成。
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樞”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搶班奪權的“疑似政變”，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反動”勢力向以恭親王為首的改革派們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戰爭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親王的權力，至於李鴻藻等人，則成了陪襯而已。
瑣屑的總理
“甲申易樞”當然有極為濃厚的權爭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奪權”之外，恭親王也的確在此前暴露出了極大的破綻。
根據當時的末班軍機大臣、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的日記記載，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緊急會議，討論越南軍情。當天，軍機處已接到電報，確定了北寧、諒江失守。會議上，恭親王卻大談當年十月為慈禧祝壽進獻之事，“極瑣屑不得體”。慈禧太后終不耐煩，表示說早已決定不為生日搞什麼“進獻”了，何必請旨呢?“且邊事如此，尚顧此耶?”但恭親王“猶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個半小時)，幾不能起”。第二天的會議還是如此，還增加了一個惇親王奕誴(恭親王的五哥)，兩位王爺兄弟“所對皆俗語，總求賞收禮物”，慈禧太后的話就開始說得重了：“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發言，勸兩位親王“宜遵聖諭，勿再瑣屑”，總算給大家找了個臺階，“兩王叩頭，匆匆退出”。翁同龢則在當天日記裡感慨說：“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
翁同龢的日記，雖然經過他日後不斷地修正調整，但基本事實的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弔詭之處在於，此前在處理一系列內政外交中殺伐果斷的恭親王，何以此時變得如此瑣屑?年齡上，他此時才50出頭，作為國家領導人，正是年富力強之時，雖然從1883年開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經病癒；經驗上，從20多年前臨危受命，與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談判開始，他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國上下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比他更能駕馭複雜的局勢。只有一種合理解釋：恭親王的變化，非自主也，實無奈也。
8年前(1876年)，恭親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後，慈禧太后將同治皇帝的老師李鴻藻安插進了總理衙門。李鴻藻是倭仁一類的人物(參閱本專欄2月22日《改革的陽謀》)，能唱出調門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幹事，只管挑刺，做監工。毫無疑問，這種組織措施上的“摻沙子”，就是為了防止恭親王在這個幾乎等於“國務院”的衙門中尾大不掉。曾經團結一心的總理衙門，從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維持著一團和睦。
在這之後，無論軍事、經濟、人才建設等任何改革，都無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橫炮的、使絆子的，弄得恭親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離職，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癒後返回工作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對峙。以李鴻藻等為首的“清議派”高喊主戰，實際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們的背後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這位王爺此時也政治春情萌發，希望能貢獻力量了。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務實派，則認為此時最好還是避免戰爭，以外交手段為主，韜光養晦，夾緊尾巴，先把國內建設搞上去，厚殖國力。
瞭解家底的恭親王是傾向於韜光養晦的，但卻架不住主戰派的道德攻勢，十分為難。同樣的，作為最後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為難、上下搖擺。顯然，無論戰還是和都有風險，而無論出現任何風險，其責任當然不能由太后來承擔，恭親王就是那個註定要做“檢討”的冤大頭，這是他的角sè註定了的“臺詞”。而在“戰無可勝”的情況下，本就不主張冒險一戰的恭親王，選擇以婆婆媽媽的瑣屑來主動獲咎，是給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個最合適的臺階。
盛昱彈劾軍機處的奏摺，被慈禧太后足足壓了5天。收到奏摺的次日，正是清明節，慈禧太后將恭親王打發出京，隨後多次秘密召見光緒的生父醇親王，確定了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以恭親王20多年執掌最高權力的苦心經營，他必然也能及時掌握這些異動情報。如果說“甲申易樞”是慈禧太后發動的不流血政變，那恭親王絕對是心照不宣、並且默契配合地“被政變”了，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政變”後，時人嘲諷新的領導班子比老班子無能，寫了一幅後世傳誦的對聯：
易中樞以駑馬
代蘆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記者在內，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層政治中的無奈?
平衡木上騎毛驢
恭親王在中法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奈、無力和無能，並不是第一次。與他相熟的美國傳教士、同文館校長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就說：“總理衙門這臺機器是根據測微螺旋原理製造的，將震動最小化，但並不促進問題的解決。”這並非“機器”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定位問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執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威資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難以推進的。而恭親王所能掌握的權威資源，並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還必須取決於他和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權旁落，除了作為減震器外，還能做什麼呢?
在整個大清國的權力架構中，隨著恭親王地位的不斷下降，他也日益成為一個大管家而已，平衡著上、下，平衡著左、右，平衡著“抓革命”與“促生產”。另一個近距離觀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國傳教士學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將恭親王形容為“朝廷統治機器重要的平衡輪”。這種“平衡輪”的重要作用，總是要在失去後才體現出來，當1898年恭親王去世後，大清國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轉彎(“戊戌變法”)，然後是向左急轉彎(“戊戌政變”及義和團)，國家元氣被折騰殆盡。
對於大清改革的艱難，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看得很清楚。恭親王去世3年之後，在八國聯軍佔領下的北京，他為英國《雙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撰寫了《中國、改革和列強》(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的著名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厭其煩地講述了一個毛驢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牽著毛驢去趕集，路上碰到一個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教導他們說讓驢跟著走而不騎實在是一種浪費，於是老人騎上了驢。另一個鼓吹兒童權益的改革者，卻斥責老人怎麼忍心讓孩子在一邊跟著毛驢跑，於是，換了孩子騎驢。第三個改革者責怪孩子，豈能讓患有風溼病的爺爺踉蹌步行，於是，一老一小同時騎驢。動物保護協會的人就不答應了，大聲斥責他們，告訴他們最適當的方式就是牽著驢走。最後，老人、孩子和毛驢都掉到深溝裡。
赫德的結論是，不要對中國的改革橫加指責，“人們最熟悉的可能僅僅是自己所在的那個領域”而已。
而恭親王的艱難之處，不僅在於很多人對是否騎毛驢、如何騎毛驢七嘴八舌，而且，日漸喪失權力的他，還只能在狹窄的平衡木上騎毛驢。體操中的平衡木，沒有男子選手，原因據說很簡單，如果摔落後正好跨坐其上，會導致致命危險。政治體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才能杜絕“雞飛蛋打”的危險，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親王在內，作為權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國歷史上的“總理”們，總是不得不告別陽剛、走向陰柔，只關心問題、不關心主義(或假裝不關心)，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或假裝不抬頭)，並且在任何必須向老大低頭的場合，主動地、深刻地檢討自責，從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氾濫的年代，也能離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眾心目中操勞、親切、忍耐的好管家形象。
中國宰相，其職責就是“調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廚。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當所有的烹飪用油都已經是被深度汙染而後“漂白”的“地溝油”時，大廚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儘量可口些，當毒性發作時，口舌至少還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來幾張1888年醇親王府
醇王府在康熙年間是清初大學士納蘭明珠的宅第。後來明珠獲罪，王府又被和珅所佔，這個地方成了和珅的別墅。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誅了和珅，把花園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賜予了成親王。此府傳至毓橚時，被賜予醇親王奕譞，醇親王始封祖即為醇賢親王奕譞(1840年-1891年，道光第七子，光緒生父)。因其福晉為慈禧之妹而受到重用；由此，成親王府改稱醇親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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