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錫尼共同頒佈了《米蘭敕令》，這標誌著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此後它慢慢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隨著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到來，羅馬帝國遭受了滅頂之災，帝國的西部被法蘭克人、西哥特人、倫巴第人、汪達爾人等蠻族佔領，而帝國的東部則在戰火中倖存了下來。政權的更替也讓基督教也發生了分裂，西方蠻族首領為了穩定自身的統治，奉天主教為正朔，而東羅馬帝國則以東正教為正統。這兩個教派雖然出自同宗，但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天主教會在教皇的率領下，逐漸掌控了人們的世俗生活，並且對王權產生了威脅，教權與王權的對抗成為了中世紀歐洲政治舞臺的主旋律。而東正教會雖然主宰了東羅馬帝國臣民們信仰，但始終被皇帝限制可控的範圍內，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從來都不像羅馬教皇那樣權勢滔天，甚至可以說東正教會只不過是歷代皇帝實現穩定統治的工具而已。東西方教會這種判若鴻溝的境遇形成的原因，還得從西羅馬帝國崩潰後，兩者的地域文化與民族習慣的差別說起。
蠻族國王與東羅馬皇帝對權力來源的認知不同
蠻族統治下的歐洲，王權需要教會來正名
教皇本來對政權談不上有什麼傳統的權力可言，在羅馬帝國時期，羅馬的大主教們只不過是皇帝的臣僕。但民族大遷徙時代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蠻族的首領雖然征服了西羅馬帝國的土地，可是原始部落的習俗無法幫助他們建立起一個穩定的國家。因此只能接受羅馬人的文化與制度，這其中當然包括已經紮根在民眾心中數百年的宗教信仰。
在蠻族統治歐洲的早期，教皇是用來為王權正名的，這一作用不應該被忽視，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政權能否平穩過渡。它的始作俑者是矮子丕平，在盛產“懶王”的墨洛溫王朝，權力都掌握在宮相手中，丕平繼承了他父親查理·馬特的權威，並且戰勝了自己的兄長而獨攬大權。他的野心開始膨脹，打起了王位的主意。他寫信詢問羅馬教皇克里亞斯：“手握大權的人和自詡為王而沒有實權的人，誰更適合當國王？” 對於丕平的心思教皇當然心知肚明，他此時正面臨倫巴第人的威脅，需要法蘭克人提供的軍事援助，於是便回信說：“當然是掌握實權的人更適合做國王。”公元751年，教皇的特使卜尼法斯為丕平舉行了加冕儀式，他成為了法國曆史上第一位被教會加冕的國王，建立了後來盛極一時的加洛林王朝。丕平取得王權後於754年和756年兩次出兵意大利，幫助新任教皇斯提芬二世擊敗了倫巴第人，並且將倫巴第人佔領的羅馬地區諸城市和過去的拉文納總督區獻給了教皇，史稱“丕平獻土”。
這一事件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這等於在事實上承認了王權的合法性來自於教會的加冕，世俗政權的更替要經過神權的批准，為國王的“君權神授”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而且丕平將攻佔的土地獻給了教皇，後者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教皇國，使得教會擁有了干預世俗事務的資格，八世紀末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以自己的名義鑄造貨幣，並在教會間流通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事實上成為了日後政教之爭的根源所在。
東部教會受制於古羅馬的傳統，服從皇帝的支配
在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時，東羅馬帝國憑藉相對強大的綜合國力倖存了下來，同時也繼承了古羅馬的文化制度。從意識形態上說，在古羅馬時代，教會從未試圖挑戰皇權，相反它只不過是皇帝維持其統治穩定的工具而已。雖然東羅馬皇帝也具有“君權神授”的思想，但他們一直認為，統治者干預和主宰基督教事務是維持“神的和平”，這是在保證帝國的臣民能夠享受到神的恩惠。作為皇帝的最高責任是消除錯誤，鎮壓一切不合時宜的騷動，如此才能夠將自己真正的信仰奉獻給上帝。
《米蘭敕令》的頒佈者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主宰了尼西亞宗教會議，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強迫所有參會的主教接受了《尼西亞信經》和有關教會的法規。而到了公元6世紀，立志於光復古羅馬霸業的查士丁尼一世主張實行“政教協調”的原則，他認為皇帝有權決定臣民的信仰、教職的任免和教會的規定，自己應該成為宗教爭端的仲裁人，這是上帝賦予他的職責。
他曾經表示：“朕既是皇帝，亦是教父。”這句話的意思就很明顯了，就是皇帝將王權與教權集於一身，兩者同樣受命於天，不可分割，協調一致。查士丁尼還將這一信念融入到了法律體系中，《新律》第6條規定：“教士的尊嚴是帝王安全的唯一保障，因為教士在為帝王的幸福而祈禱上帝。如果教士能在各方面虛心接近上帝而不受非難，帝王能公正的依法治理自己的國家，那麼政權和教會的協調和睦就會出現，這對人民來說是有益的。”而實現政教協調的基礎就是皇帝對教會的絕對控制，包括頒佈宗教敕令，撰寫教義理論，修建修道院等，並且運用強制手段嚴厲禁止多神崇拜和異教徒活動，違令者施以重罰如剝奪公民權、財產權等。
政治文化結構的差異性使然
蠻族習俗導致王權地方化
在漫長的中世紀裡，歐洲面臨著蠻族文化與羅馬基督教文化的衝突與磨合，而這一過程是十分緩慢的。由於教皇獲得了干預世俗事務的權力，因此教權與王權之間難免會發生衝突。當教會面對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時是沒有能力與之抗衡的，君士坦丁大帝從來都不會被主教們的意見所左右。只可惜當時的歐洲政權猶如一盤散沙，各個王國的君主甚至不得不依靠教皇來對抗自己的敵人。而且造成這種弊端的正是他們自己的習慣與文化。
那個時代還沒有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無論是西哥特人、倫巴第人還是法蘭克人都保留了部落時期的原始習俗。比如在墨洛溫王朝，按照他們的繼承習俗，老國王會將自己的遺產平分給兒子們，所以國土也會被平分，這看似是父親對兒子們的關愛，實際上卻讓兄弟們反目成仇，每個兒子都希望成為王國境內唯一的統治者，這時候既不顧及親情亦不講究人倫，他們中間的倖存者並沒有吸取教訓，再次將狹小的土地平分給自己的下一代。
幾代人之後，不僅在墨洛溫王朝境內，也包括不列顛地區，一共有大約200個國王，王權被徹底地方化了。習俗的力量往往超乎人們的想象，就連曾經幾乎統一歐洲的查理曼大帝也不能倖免。矮子丕平在臨終前將國土平分給了卡洛曼（查理曼大帝的哥哥）和查理曼，兩兄弟始終勾心鬥角，不幸的卡洛曼英年早逝，留下了一個寡婦和兩個幼兒，查理曼搶奪了兩個侄子的地盤，卡洛曼的遺孀只能帶著兩個孩子投奔法蘭克人的死敵倫巴第人。此後查理曼幾乎統一了歐洲，並接受教皇的加冕成為了“羅馬人的皇帝”，他的成功可以用一句很形象的話來表達，那就是“穿著法蘭克人的褲子，頭頂羅馬人的皇冠”，然而等到他去世後不久，加洛林帝國就再度分崩離析，他的三個孫子將國家一分為三，成為了日後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雛形。
四分五裂的政權給了教皇樹立權威的機會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而教皇就經常扮演漁翁的角色。不僅如此他還以上帝的名義成為“爭端”的仲裁者，以此來提升教會的權威。此時的教皇早已不再是那個在查理曼大帝面前唯唯諾諾的臣僕，教皇斯提芬四世甚至無需皇帝的同意就能榮登大位。溫厚者路易因為將瑞士與弗朗什—孔泰這兩塊肥沃之地賜給第二個妻子所生的兒子禿頭查理，而引起了皇后所生三子（輔佐朝政的長子洛泰爾、擁有阿基坦的丕平和主宰巴伐利亞的路易）的反抗，事實上這次叛亂的始作俑者是科爾比修道院院長和聖德尼修道院院長，正是他們招募軍隊，聯合了里昂、亞眠等地的主教，煽動三位皇子起事情。這說明當時的皇帝已經沒有了絕對的權威，教會勢力在政治鬥爭中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教皇格雷戈四世公開支持皇子的陣營，他來到法國宣佈對溫厚者路易施以絕懲。儘管這種絕罰不會對皇帝產生任何作用，但卻能使他在民眾心中不再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教皇在給帝黨陣營的主教回信時，毫不忌諱的說出了：“須知我的主教權威是在路易的皇帝權威之上。”
皇帝被迫把戰爭轉為了談判，教皇儼然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他堂而皇之地來到溫厚者路易的軍營使得皇帝的權威黯然失色，據《風俗論》記載，當格雷戈四世走出軍營的時候，皇帝軍隊中大約有一半士兵倒向了洛泰爾。於是這位倒黴的皇帝成為了三個逆子的階下囚。雖然“忘恩負義”的洛泰爾並沒有給予教皇格雷戈四世什麼好處，但後者已經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佔得了先機。正是歐洲在大部分時間內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才給了教皇建立自己霸權的機會。到了公元11世紀末，教皇烏爾班二世將自己的權勢發揮到了極致，竟然能夠鼓動各國的騎士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並且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
東正教的內訌使其無法與強大的皇權對抗
當西羅馬帝國的土地被分割成各個蠻族王國的時候，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們依然堅守著君士坦丁堡，控制著相對廣闊的疆土。他們從古羅馬繼承下來的不僅是半壁江山，還有那龐大的官僚機構，實行絕對的中央集權。帝國的政治文化趨向於防禦和自衛，除了查士丁尼一世、巴西爾二世等極個別人外，很少有東羅馬皇帝具有冒險精神，所以統治者必然會對帝國的社會事務干預得非常多，而且實行高壓政策。事實上直到15世紀中期以前，東羅馬帝國（或者說拜占庭帝國）始終都是地中海沿岸少數幾個實行皇帝專制的國家之一。
反觀東正教會內部卻始終存在著嚴重的危機，而這種危機一旦與政治、經濟、民族問題相結合，就十分容易形成大大小小的宗派，這些宗派的鬥爭使得東正教會元氣大傷。9世紀中期，以斯都底奧斯修道院院長奧塞多利創建的斯都底奧斯派與君士坦丁堡大教長麥紹底烏斯（843—847年在任）為首的教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他們都利用神學教義為武器攻擊對方，但實際上這些理論並沒有什麼新穎之處，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態導致東正教內部對立情緒極為緊張。
最終皇后賽奧多拉成為了仲裁者，她任命伊格納條斯（847—858年，867—877年兩次在任）成為了新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平息了爭端。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識？當加洛林王朝的皇帝與三個皇子鬥爭的時候，羅馬教皇成為了仲裁者，而東羅馬帝國的情況則剛好相反，代表皇權的皇后成為了大教長與修道院院長衝突的仲裁者。可見政治文化結構的差異性使得兩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教育資源分佈不同對教權的地位形成了影響
歐洲的教育資源幾乎被修道院壟斷，為教會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國家的強盛是以教育為基礎的，通過源源不斷地培養人才來帶動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毋庸置疑的是，自蠻族佔領西羅馬的土地後，在教育這一環節上是非常薄弱的。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很多國王別說用拉丁語交流了，就連書寫都無法完成，直到查理曼登基後才開始推動學術復興。查理曼本人雖然是一位勤奮好學的征服者，他將拉丁語中的好幾個詞彙引入到了法蘭克語中，但他對拉丁語其實也只是一知半解。根據其傳記作者艾因哈德的記載，查理曼只會書寫拉丁語，而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
在所謂的學術復興時期，查理曼竭盡全力的為兒童提供讀書的機會，可世俗教育依然十分孱弱，當時學術最發達的地方是修道院，特別是像富爾達、圖爾、賴歇瑙這樣的修道院畢業出來的學生有不少人都從事教職或涉足行政體系。比如賴歇瑙修道院畢業的瓦拉弗裡·史特拉博擁有《聖徒傳》的作者、詩人和太子太傅等多重身份。由於這些負責教學任務的修士修女們並不受國王的控制和監督，其薪資並不由國王來支付，職位也不由國王來任命，一旦發生政教衝突，他們會利用自己在人們信仰上的引導力來幫助教會取得勝利。
查理曼大帝死後，加洛林王朝開始衰落，但修院學術的發展並沒有因此停止，僅僅在9世紀，修道院的文書房裡一共製造出5萬冊圖書。這足以證明，國王們並沒有利用學術復興的契機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皇權控制下，完備的東羅馬帝國教育體系
在中世紀早期，與幾乎是教育荒漠的歐洲相比，東羅馬帝國的教育體系幾乎可以用完備來形容。
帝國早期的教育機構分為國立、私立和教會三類。三者在帝國的教育體系中均佔有重要的地位。國立學校的教師由政府支付薪金，而私人教師的收入則來源於學生的繳納的學費。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國立大學聘請了10位希臘語教授，10位拉丁語教授、10位希臘語演說術教師和多名法學家及哲學家任教，此後安條克和亞歷山大等地也相繼建立了國立高等學府。當時國立大學不僅是教育機構更是學術研究中心。比如雅典是古希臘哲學和文學的研究中心，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則是所有科學的研究中心。在7世紀以前，國立大學的教育課程並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識也可以在學校中傳播。而教會學校則是由教會和修道院主辦，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為教會培養足夠多的神職人員，因此在教會學校只教授語言、《聖經》和聖徒傳記。
儘管東羅馬帝國國立大學的學習氛圍相對自由，但是皇帝的意志依然決定這一切。比如在著名的雅典學園中，皇帝的寵臣或秘書、皇子的導師可以輕而易舉的被聘任為學園的教師。當學園所設立的課程違背了皇帝的意志時，那麼它就會被無情地取消。 此外皇帝還有權決定學生所必須修習的課程，以便將來更好的為自己所服務。
到了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時期，為了鞏固皇權的需要，他罷黜百家，獨尊基督教的政策對拜占庭的教育體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基督教神學教育取代了希臘古典文化傳統，教育的天平開始向教會傾斜，許多非基督教人士被剝奪了從事教育工作的權利，著名的雅典學園被關閉，與此同時，研究基督教神學的高等學園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是和歐洲不同的是，由於教會處於皇權的嚴格控制之下，因此更為變本加厲的為封建專制統治輸送所需的人才。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東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趨向於保守，古希臘先賢的思辨精神已經被洗滌的蕩然無存。
一家之言
天主教與東正教系出同源，但不同的環境結出了不同的果實。東正教會成為了東羅馬帝國當局的統治工具，雙方配合的十分默契，讓該地區在整個中世紀都處於穩定的專制統治之下。而歐洲國家則始終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難以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即使曾經幾乎統一歐洲的查理曼大帝也受制於落後的蠻族習俗影響，親手將自己打造的龐大帝國“拆分”。西哥特人統治的西班牙最終淪喪於穆斯林之手，法蘭西的國王始終與封建領主相愛相殺，而在德意志則盛行地方分離主義，皇帝與諸侯始終爭鬥不休。也正因為歐洲的王權如此孱弱，才無形中推動了教會的發展，使其迅速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伏爾泰著《風俗論》
克里斯·威克姆著《企鵝歐洲史：羅馬帝國的遺產400—1000》
陳志強著《拜占庭帝國通史》
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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