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昭廟牌坊
香山是皇家園林的薈萃之地，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作為西山文化帶的核心區域，香山在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民族團結、促進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清代中期，六世班禪來京與昭廟的建造，即是其中的典範。
六世班禪來京朝覲的歷史背景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禪以為清高宗慶祝七十大壽的名義，率西藏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的高僧以及隨從兩千多人，從後藏扎什倫布寺啟程，歷經一萬兩千多里的艱辛跋涉，於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抵達承德行宮。九月初二日，又在皇六子永瑢陪同下抵達北京。六世班禪不遠萬里來京朝覲，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這與清代聯絡蒙古、穩定西北邊疆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連。清代在立國之初即確立起尊崇、利用藏傳佛教的基本方針，此方針在招撫蒙古、安定西北邊疆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對此，清高宗在為六世班禪朝覲而興建的承德須彌福壽之廟《碑記》中，形象敘述為“蒙古眾林林，莫不傾心身。皈依三寶門，神道易設教”。乾隆三十九年（1774），流落到伏爾加河下游的蒙古土爾扈特部在首領渥巴錫率領下，浩浩蕩蕩東歸。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間，清廷又平定了與藏區毗鄰的“金川之亂”，將四川西北進一步納入中央管理。
在蒙古衛拉特四部以及藏區土司歸順朝廷的重要時刻，清高宗准許掌管藏傳佛教實際教權的六世班禪來京朝覲，一方面是為了顯示“百餘年昇平累洽”，增強文化向心力，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宣示衛藏（舊時西藏的別稱）“實在震旦中”，強調“佑我無為治，雨順與風調”的政治目標。
這與西藏八世達賴面臨親政的重大時事相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清高宗在設置噶廈政府、提高駐藏大臣職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創設“攝政”制度，規定在轉世的達賴喇嘛親政之前，由朝廷任命的攝政官代理西藏政教權力。
這對於穩定地方局勢、促進社會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不過隨著八世達賴在班禪的教導下逐漸成年，何時親政、達賴親政後如何處理其與攝政以及六世班禪的關係，成為高宗亟待考慮的重大問題。
英印勢力對西藏威脅的增強，為六世班禪決定赴京朝覲的又一重要因素。
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迫切需要在全世界開闢更多的市場和原料地，人口眾多、疆域廣大的中國很快成為目標。但清代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對外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英國通過談判打開中國廣闊市場的努力，屢屢受挫。其時，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之南的印度次大陸逐漸納入英國殖民範圍，與西藏關係特殊的尼泊爾、不丹（西藏藩屬國）等國也遭到蠶食，西藏的安全一步步受到威脅。
六世班禪通過收留南亞逃難的僧人、派遣西藏官員以及印度僧人出使等方式，加強對南亞局勢的關注與瞭解。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英國殖民勢力，也將西藏視為繞過清政府抵制滲入中國的曲徑。
乾隆三十九年，英屬印度總督收到六世班禪調解與不丹爭端的信件後，當即派遣喬治·波格爾出使西藏，以“叩響雪域高原的門扉”。在與英印政府的交涉過程中，六世班禪明確表示“西藏屬於中國皇帝所管轄”，堅定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由於六世班禪的出面，英屬印度與不丹的衝突，以及廓爾喀侵略錫金等邊疆危機暫時得到緩和，但並未從根本上化解。六世班禪乘高宗七十大壽之機，提出赴京朝覲，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通過交流，“提醒中央重視西藏邊防，加強對西藏的保衛”。
昭廟的建造
高宗在昭廟落成慶典上題寫的《昭廟六韻》，開篇稱“昭廟緣何建，神僧來自遐。因教仿西衛，並以示中華”，注中又進一步明確，昭廟是為接待六世班禪來京覲見而專門興建的。
不過從目前所存清代《奏案》《活計檔》等檔案來看，昭廟與承德須彌福壽之廟的動工先後，恰與高宗詩中所述順序相反。據學者考證，昭廟開工約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底，最遲不會晚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而班禪通過章嘉國師奏請覲見，則遲至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高宗當即允准，並將兩人相見地點預定於祝壽之期“外藩畢集”的承德。
為預備覲見之便，高宗同時下令“度地建廟”，此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初動工、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竣工的承德須彌福壽之廟。由此可知在班禪朝覲獲得批准之前，京西的昭廟其實已經開工。高宗在為班禪建廟“居住”的諭旨中，也未涉及京西正在修建的昭廟。可見昭廟興建的最初動議，或許與班禪來京沒有直接關聯。
不過隨著班禪覲見事宜的確定，昭廟的後期建造，就與班禪來京一事密切聯繫起來。這從昭廟與須彌福壽之廟相近的建築風格，即可窺一二。
昭廟全稱“宗鏡大昭之廟”，藏文音譯“覺臥拉康”，意為“尊者（即釋迦牟尼）神殿”。從名稱而言，與香山昭廟相對者，當為位於拉薩城中的大昭寺。昭廟主殿供奉的旃檀釋迦牟尼佛，確實亦擬自大昭寺。大約正是出於這一緣故，六世班禪的《傳記》就明確將昭廟記述為“拉薩大昭寺的模擬寺廟”。
不過從其建築風格來看，昭廟與拉薩大昭寺並不相同，反而與承德的須彌福壽之廟如出一轍。須彌福壽之廟是清廷為班禪覲見講經、居住而專門興建的寺廟，高宗《碑記》中謂為“都綱及寢室，一如後藏式”，有“班禪行宮”之稱。從動工時間而言，昭廟比須彌福壽之廟早近一年，但其竣工則比須彌福壽之廟還晚上三個月。
建成後的昭廟坐西朝東，正門東向，整體建築風格亦“肖衛地古式”，以藏式為主，漢式為輔。主體呈方形碉式，石基白色，牆身紅色，高厚堅固。牆體設藏式梯形壁窗，上部飾以漢式遮簷，形成乾隆時期特有的“平頂碉房藏漢結合式”建築風格。
其主殿都罡殿在第二層紅臺院落正中，高懸御書“宗鏡大昭之廟”匾額。其他前殿、東殿、西殿、南殿、北殿各額，亦出自高宗親筆。紅臺西側所建七層八角琉璃萬壽塔，由綠琉璃磚砌成的塔身矗立在漢白玉臺基上，周身飾滿精緻的佛龕，塔頂覆蓋黃色琉璃瓦，簷端又綴以悅耳動聽的銅鈴，成為昭廟最具象徵意義的重要建築。
從總體來看，香山昭廟與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均依照山勢，由低到高形成一條明顯的建築中軸線。兩廟都設有莊嚴肅穆的大紅臺等藏式建築，最高處都是具有標誌意義的琉璃萬壽塔，兩塔的造型也極其相近。
凡此種種，無不顯出兩廟建築風格的一致性。民間據此將香山昭廟與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同稱為“班禪行宮”，可謂名實相副，也符合其興建主旨。這也生動表明昭廟的修建有著十分明確的政治目的、宗教目的與文化目的。
昭廟琉璃塔
昭廟的文化意義及其影響
昭廟位於香山靜宜園內，其地本為皇家園苑中的鹿園。相傳佛祖釋迦牟尼覺悟成佛後，最先來到名為“鹿野苑”的地方向五位侍者宣講佛法，開啟佛教傳法的先河。此後佛祖又在此說法四十五年，化度弟子數千，鹿野苑成為古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四大聖地之一。
清高宗選擇於風景優美的香山“鹿園地”興建昭廟，具有深遠的宗教意義，明確表達了他對藏傳佛教的禮敬，此亦即其在《昭廟六韻》中再三強調的“且以示我中華之興黃教也”。
這種禮敬，當然出於藏傳佛教在維護祖國統一、鞏固邊疆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更出於國家安定團結的長遠目標。此從御碑藏文將《昭廟六韻》的最後一句“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意譯為“從今往後，藏漢人們連為一體，普遍得到各種形式的吉祥瑞應”之意，即可見其概。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十九日，清高宗與六世班禪蒞臨香山，共同為昭廟落成舉行開光慶典，後來又將《昭廟六韻》詩立碑於清淨法智殿內。該碑以滿（東）、漢（南）、藏（西）、蒙（北）四種文字分別鐫刻，表現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鑑於六世班禪在英印殖民勢力威脅西藏的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愛國熱忱，清廷還特意賜給他一顆用滿、漢、藏、蒙四種文字鐫刻的“敕封班禪額爾德尼之寶”銀印，這是清代頒給歷輩班禪唯一稱“寶”的敕印，充分表達了高宗對於六世班禪的高度重視。
不久，班禪因患天花圓寂於京城之北的西黃寺。高宗下旨在西黃寺內修建清淨化城塔，以安放班禪衣冠。在御製《清淨化城塔記》碑文中，高宗再次稱讚班禪“自後藏越二萬里來覲”的英勇壯舉。西黃寺和昭廟一起，成為北京最令人矚目的藏傳佛教寺廟，在很大意義上體現了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文化多元性。
清代中期六世班禪不遠萬里、自後藏來京覲見，體現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的密切關係，成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進程中的鮮活事例。清廷在承德、香山為班禪興建的行宮，更成為見證這一重大事件的標誌性建築。作為中央政府宣撫西藏、宣示主權的明證，清代昭廟對維護國家在西藏的主權、加強民族團結、促進藏區和平穩定，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化價值。
近代以來，在飽受侵略的中國歷史上，昭廟還先後見證了英法聯軍對“三山五園”的劫掠，見證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國的罪行。民國初期靜宜女校和香山慈幼院的開辦，則使昭廟成為中國近現代慈善教育的發源地之一，並將裕隆太后、馬相伯、英斂之、熊希齡等歷史名人與之聯繫在一起。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駐香山，昭廟又成為中共中央秘書處的辦公地，並因其距離著名的雙清別墅較近，再次以嶄新的歷史身份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香山作為人民公園對外開放，賡續相繼、傳承有序的昭廟遺址也逐漸得到保護與修繕。在加強文化建設的新時期，重新規劃開放的昭廟，以其傑出的建築藝術價值和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日益成為集中展示西藏佛教文化與清代皇家園林藝術的重要場所，成為首都北京弘揚民族團結、維護統一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作者：鄭永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前線》雜誌2020年第3期，原標題“六世班禪來京與香山昭廟的建造”
版式：山中石
監製：李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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