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學生手機管理呼喚手段“顆粒化”
堂吉偉德
學生是否能帶手機進校？學校能不能收學生的手機？學生是否只能使用老年機……14日，在市兩會西城團的分組審議會上，來自教育界的市人大代表、43中語文教師姚芸，向其他代表闡釋了一個來自一線的困擾，這也是教育界延續多年且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學生的手機管理。（1月15日《北京青年報》）
學生手機管理一直是校內管理的難點，本著快捷高效的原則，很多學校採取了“禁止帶入”一刀切的政策，制定了異常嚴厲的管制和懲戒措施，但也產生了極壞的負面影響。比如2019年10月14日，淮南鳳臺縣古城中學公開砸毀學生手機，就引起了輿論的關注。雖然該校歷來禁止學生攜帶手機進入校園，規定進入校園的手機都會被銷燬，而且學生家長此前都簽過協議，但行為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依然存疑。目的固然無可厚非，不過手段卻值得商榷，校方處理手段的簡單化，映射的也是教育管理模式的粗暴化。
根據《物權法》第66條 、第3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6條第（三）款、《民法通則》第117條 的規定，學生手機是學生家長或學生自己花錢購買並個人使用的合法財產。於法律角度而言，手機屬於學生的私人財物，其他人無權進行銷燬性處置。學校砸手機的行為是一種違法行為，應當得到糾正和限制。退一步講，出於維護學校教學秩序和保護學生學習權的目的，老師或學校工作人員也應以批評教育為主，必要時可以統一代為保管，而不能採取如此下策。
砸手機反映了管理者缺乏耐心，更沒有做到因人而異。手機作為一種移動互聯的網絡工具，每個學生都有正當使用的權利。讓學生遠離或者拋棄手機並不現實，通過隔離等強制手段的“堵塞”也不可取，學生要通過手機查閱資料，進行溝通交流，對外聯繫保障安全等，都離不開手機的運用。讓學生認識到手機的危害，形成正確的使用習慣，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對有的未成年而言，如果自身有正確的認知和嚴格的行為習慣，能夠做到自控自律，手機對其不會造成學習上的影響，反倒會創造便利條件，此時鼓勵則應大於限制；相反，對於自控力差且有手機依賴症傾向的學生，就應當採取幫教與干預措施，比如要與學生進行深入的溝通，讓其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已經造成的危害與影響，共同努力制定和實施有針對性的措施，人性與溫情方可才收穫得認可與感激。
在管理體系中有一種“顆粒化”模式值得借鑑與運用。顆粒的特點是細分化、精細化和差異化，有針對性的分解與重構就形成了顆粒化處理模式，包括連情緒這樣抽象的內容都可以進行顆粒化處理，在管理與服務上實行手段的“顆粒化”則更加容易。“顆粒化”模式有著自身獨特的形態和內在邏輯，也是優化教育管理與服務的破題之道。
當務之急，是讓教育管理者具備實施“顆粒化”模式的意識和能力，使他們在具體實踐中，能夠懂得管理的原則、方式、路徑並恪守相應的邊界。正如姚芸代表所稱，“要讓老師知道，在什麼範圍內不違反教育原則又屬於你管理的範疇，以及管到什麼程度、怎麼管”。針對不同的學生、不同的情況、不同的語境，採取有差異性和針對性的措施，像顆粒那樣精細的對待每個受眾，同樣符事“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
這需要提升每個教育管理者的意識和能力，能在實踐中對“顆粒化”模式進行熟練的運用。如何對待一部手機，也是“如何對待每個學生”的具體回答。教育者不但扮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還發揮著引導管理和規範的作用，進行人格的塑造與行為的規範，首先要求教育管理手段的人性、溫情、科學和合理。這既是管理的內在要求，也是教育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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