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繆因知（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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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有麥帥之武，但終究無麥帥之威
“成本殺手”戈恩做的，未必是日本管理者的腦洞想不到的，卻是他們做不到的。
日本：有國際化實踐，未講好國際化故事
本來有罪的司法判決尚能成為最後的遮羞布，而戈恩金蟬脫殼後，一年多來早已失了輿論先機的日本之後手可謂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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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曾經身兼雷諾-日產-三菱三大產業公司最高管理者的卡洛斯-戈恩（Ghosn）夜搭飛機，御風出逃日本的故事，註定將會成為一部電影的素材。偽裝的樂隊、幹練的特種兵到底扮演了何等角色，撥弄著人們的好奇心。
但從“經濟觀察”的角度看，戈恩命運起伏的背後，國際化背景下的日本公司治理同樣令人感慨。北京時間1月8日晚戈恩召開3小時記者會，全面為自身洗白並痛斥日本政商兩界，更令日本陷入被動。
戈恩：有麥帥之武，但終究無麥帥之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軍佔領的刺刀之下的日本，憑藉製造業重新崛起，一度獲得“日本第一”（出自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的同名著作）的光環，汽車業可謂其中的翹楚之一。
日元極度升值的泡沫破滅後，金融業雖然令人沮喪，但汽車業仍然保持了強勁。在地緣政治摩擦加劇時，日系車依舊可以作為日本國家的象徵，在別國遭到憤怒人群的抵制。
不過，商路漫漫，總有落伍者。成立於1933年、位列三大汽車製造商的日產（NISSAN）汽車，就是曾經瀕臨死亡的一員。
戈恩與日產的結緣，亦源於這樣的不平等地位。1999年日產汽車負債21000億日元，面臨破產。法國雷諾汽車將其收購，並由副總裁戈恩親自操刀改組，擔任日產的首席執行官（CE0）。
不到兩年後，日產已扭虧為盈，併成為全球獲利最高的汽車生產商。後來，戈恩又擔任了雷諾的首席執行官和三菱汽車的董事長。
然而，對不少人而言，戈恩踏上來的皮鞋，恐怕比昔日盟軍遠東戰區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上將的軍車還要沉重。
畢竟，戈恩只是管理者，他的空降帶來的主要武器，不是令公司研發迭代的技術訣竅，而是作為外人無牽無掛削減冗餘人員和部門的管理鐵腕。
“成本殺手”戈恩做的，未必是日本管理者的腦洞想不到的，卻是他們做不到的。
在傳統上，日本的公司治理體制呈現出了一種特殊狀態。日本商法長期較為限制股權融資手段，銀行在公司融資和公司治理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為金主的主銀行，平常不對公司治理進行干預，高度維護公司的自治權，並對僱員廣泛實施終身僱傭的保障。然而，隨著日本在1990年代出現嚴重的銀行壞賬問題，銀行的治理光環早已破滅。
公司融資和治理體制已然發生諸多明顯變化，包括減少對銀行貸款的依賴，增加股權融資包括外國投資者的股權融資，修改商法，增強對管理層監管、允許公選擇英美風格的以董事會及其下屬委員會為核心的治理結構，並在每個委員會中設置非執行董事，減少常規的全職僱員，更多引入業績工資。
戈恩的入駐和大刀闊斧，正是在這樣的制度大轉型之下發生的。往昔好時代的落幕和洋人掌權後的殘酷，交織了縱向和橫向的衝擊線，不能不令櫻花落瓣下的憂鬱族群心起秋悲。
須知，日本雖然名列西方七國集團，物質生產高度發達，但與歐美終究不同。整個社會其實還有諸多傳統與保守之處。時至今日，儘管面臨著人口萎縮，日本對外國移民的限制態度之嚴依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雷諾與日產的聯姻，在中國人看來或許只是一個西方世界內部的故事，但對日本汽車界的衝擊，則仍然可以比擬1853年美國軍艦叩關、“黑船來航”的事件。
戈恩作為“新君王”暴風雨般無所顧忌的行事風格，儘管有利於公司收入支出的乾坤挪移，但既然衝擊了原有的公司社群觀念，又時時以高出日本同事的薪酬待遇、奢華宴會刺激人心，有麥帥之武，但終究無麥帥之威，又駐留年久，其結局翻轉多少也不足為奇了。
2018年，日本檢察廳對戈恩提起的罪名指控包括漏報收入、利用公司資金為自己購買豪宅和證券等。外人固然尚無信息對此多加評判。
但這些行為不是那麼“硬核”的違法犯罪行為，戈恩在記者會上也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如瞞報收入的指控涉及匯率計算的不同，CEO準備金的使用需要多人簽字，相關房產屬日產所有。
平心而論，對戈恩這樣在公司內的權力實際上無限制、薪酬待遇也可以無法定上限的“超級一把手”而言，要把這些待遇合法化，本非難事，無需冒著巨大的法律風險來獲取。
事實上，無論在歐美還是中國，皆罕見以這等罪名來對付頂級管理者。很難不讓人懷疑公訴方是否打破商事慣例與默契，在法律的模糊地帶做了不利於被告的彈性解釋。
日本：有國際化實踐，未講好國際化故事
與西方國家不同，日本的刑事訴訟定罪率可以高達99%。因為檢察官若覺得無高度把握，會寧可撤訴，也不敗訴，以免入選恥辱的1%。
而對戈恩這樣的高光案件而言，撤訴的迴響絕不對低於敗訴，一經啟動就只有向前。法官的地位儘管有保障，也不能不顧及判決結果對法律同儕的殺傷力。
若再被添加國家民族的象徵色彩，其中的沉重感更是無人可御。以致於戈恩聲稱，自己的律師都不能給出會“公正審理”的安慰承諾，令他不能相信日本司法體制的重要理由。
而戈恩出逃後，儘管日本政府已經於1月2日求助於國際刑警組織，但他若不踏足與日本有引渡協議的國家，就可終身無虞。這意味著他和日產公司的公司治理糾紛將永無司法定論之日，而裂痕也將因此長久存在。
無論如何，日產公司是其中最大的輸家。除非能證明戈恩是以非常隱蔽和技巧性的方式實施了相關被指控行為，否則即便他確實從事挪用資金等行為，也同樣會說明日產公司治理體系的重大缺漏。
反過來，倘若戈恩版本的敘說（包括他必然會撰寫的回憶錄）贏得了更多信任，那日產公司“忘恩負義”的形象乃至整個日本公司界“不靠譜”的名聲，也會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深入人心。
“當代艾柯卡”戈恩的日產故事的傳奇性，已經超越了那位從福特流落到克萊斯勒的前輩，其一生的事蹟不僅會在汽車業，也會在整個國際商界迴盪，註定不利於日本。
即便黎巴嫩人下手曾令萬骨枯，但畢竟是日產自願引入了戈恩，其確實挽救了日產，稱不上是引狼入室或欺世盜名。
要指責戈恩在扶桑忘了初心、腐化墮落、包括走上了自己批判過的產業擴張道路，那日本的公司治理體系仍然甩不脫“管不住人”的鍋。
無論是戈恩倒臺的原因還是結果，日產在這兩年嚴重的虧損和“三頭聯盟”的解體亦是事實，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除了明確揭發日產的6名高管外，戈恩在8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還不點名地抨擊了豐田公司和日本政府的要員。若要講整個日本政商精英不能跟人好離好散，非要下重手往死裡整人的話，簡直有辱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形象。
本來有罪的司法判決尚能成為最後的遮羞布，而戈恩金蟬脫殼後，一年多來早已失了輿論先機的日本之後手可謂喪失殆盡。
而且，戈恩的後招，充滿想象空間。
2011年，奧林巴斯外籍CEO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因公開質疑公司的財務有欺詐嫌疑而被解職，他在英國法院起訴奧林巴斯非法解僱和歧視他的外籍身份。
2012年日產對之賠償1000萬英鎊(約合12億日元）和解了事。
如今，戈恩要起訴日產並無太大難處。而日方由於已啟動刑事程序，顯然缺乏民事和解的空間，後續頗為難辦，除非曾經協同其辦案的美國和法國執法機構能有新突破。
昔日的日產英雄戈恩的落馬與御風，成為了日本公司治理史上的一道傷疤。
由於日本特殊的民族風格、公司治理傳統等因素，也許類似的國際化衝突，不會在其他東亞國家直接複製。
但在經濟面臨更多全球性的壓力、挑戰與機遇之際，對日本哀之和鑑之，思考我們的支柱企業如何有效面對外國公司的收購和管理，並且與之共生共贏，總不為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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