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關重要
在我們身上必須有一個黑夜”
——傑佛斯
女人的身體是神秘的，也是容易受到傷害的，是受到凝視的，也是凜然神聖的……多年前，詩人翟永明就引用過傑佛斯的詩歌來為女性的處境做註腳。而她也成為中國女性寫作的先鋒。提到翟永明，我們很難不去一再重讀她的《女人（組詩）》，不被她極具先鋒性的女性主義姿態吸引。
近年來，翟永明依然活躍在文藝現場的前沿，她參與到電影的拍攝中，也深入到實驗劇場的前線，舉辦自己的攝影作品展覽，還介入當代藝術的創作……看似多元跨界的嘗試背後，翟永明的作者性和價值追求卻一以貫之。
近日，《新京報》記者對翟永明進行了一場深入的專訪，內容涉及女性主義的當下困境，疫情與詩歌創作和對青年一代文學作品的看法等切中當下的議題。
記者 | 餘雅琴
翟永明，四川成都人，畢業於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曾就職於某物理研究所。
1981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86年離職，後專注寫作。1998年在成都開“白夜” 酒吧，亦為文化沙龍，在此間策劃、舉辦了一系列跨領域文化活動，經營至今。著有詩集《女人》、《稱之為一切》、《終於使我週轉不靈》、《十四首素歌》、《行間距》《隨黃公望遊富春山》等。詩文集《最委婉的詞》，散文、文論集《紙上建築》、《堅韌的破碎之花》、《正如你所看到的》、《天賦如此》《畢竟流行去》等。編劇作品有電影《蜻蜓之眼》，與賈樟柯合作的《24城記》。
1
女性主義的困境
新京報：你最近在一篇文章裡提到：“女性寫作”受到雙重歧視：來自男性慣性思維和女性自身的迴避與妥協。能不能展開再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看法，以及當下女性寫作的困境？
翟永明：我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我讀到一位我喜歡、看重的女性批評家的文章，她說：‘作女性研究，好處是自我發現、自我反思；壞處是別人會覺得你只能作女性研究。最後她聲明：沒有一定之規，女性寫作者並非只能作女性和性別研究。’我讀後非常悲哀，因為，這個問題，從八十年代中期‘女性詩歌’的崛起，就伴隨著這樣的分類。我們的性別處境在四十年內，並沒有什麼進步；甚至，出現了不易察覺的倒退。而女性寫作者們，為了避開這樣的‘只能作女性研究’的男性思路，還是隻能選擇弱化自己的性別。這也是眾多女作家拒絕貼上‘女性寫作’這個標籤的原因所在。“女性寫作”受到雙重歧視：來自男性慣性思維和女性自身的迴避與妥協。”
男性對女作家的看法（只能寫女性主題），包括男作家對女作家的看法（讚揚你寫得看不出是女作家）。這些意思都透著女性主題的寫作，是次一等的寫作。如果不像男人那樣寫作，就不是好作家。古代的女詩人寫女性主題，會被歸入“閨閣部”，也就是另冊。是因為女性沒有話語權，那麼，如果有了話語權，我們就應該像男人那樣寫作了，也就是說，寫真正的“好詩”了（超性別）？這個問題對新世紀的中國女作家，是否仍是個新問題？
如何理解女性主義，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不好的詞嗎？這又涉及到標準的問題了。我以為，女性關注與自己有關的主題沒什麼不好，不必刻意迴避。就像前面說的：即便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即便女性事實上已經進入涉及“國家、歷史、戰爭”這樣公共事物的範圍，併發揮著一定的作用。即便女性在社會中的作用和位置，與周邊某些國家相比，還算是不錯。但是，社會上、現實中，許多對女性的看法、觀念，仍然停留在過去，停留在傳統和保守的氛圍中，甚至停留在古代。所以，女性寫作，女性研究，不是過時的討論，依然是當代的主題。
新京報:你一直被認為是一位非常具有女性意識的詩人，這次疫情也讓很多人關注到前線女性醫務工作者的狀況，對她們生理期的關懷被一些人認為是沒必要的，對她們身體的“利用”也總是出現，你如何評價這些事件呢？
翟永明：網上流傳的剪髮視頻和其他消息我看了，事實上，我覺得不是因為疫情才出現這樣的狀況；而是疫情將女性在社會處境中的一些問題，給凸顯出來了。近些年，女性幾乎一直在被物化、被消費、被矮化的狀態裡。
具體到此次疫情，如果出於衛生、方便等因素的考慮，個別女性自願剪掉頭髮，本無可厚非。但到最後，某些城市這樣的行為，變成了強制性的要求；女性的頭髮，似乎成為一種“祭品”，用於動員和獻祭儀式。但對男性，卻沒有這樣的要求。我寧願相信這是某種無意識，他們只是一種習慣性思維，是社會大環境中的一個表現。一般情況下，某些物化或歧視性的事件，尚不被太多人關注。但在疫情的氛圍下，這些表現特別刺眼，讓人難以接受。在我看來，較之前些年，女性的位置其實一直在隱蔽地倒退著。當然，現代女性的消費能力，的確比以往強大，這部分也能夠說明女性的經濟地位。但是，如果放眼整體女性狀況而考察的話，你會發現女性的地位，並沒有因為少數女性的消費力增強而改變。大量底層女性，甚至中產的女性，她們依然處在一個堪憂的狀況裡。比如女農民工的生存問題、性需求問題等。這些並沒有多少人去考慮。就像眼前這些女醫務人員的生理問題一樣，也是被忽略的。
在我成長的年代裡，社會對女性沒有那麼多外貌上的要求。比如現在招聘時，那些赤裸裸的外表的要求。一方面，對女性“身體”的利用，充斥在各種媒介上，另外一方面卻又指責女性整容、自戀等。沒有人真的會去更深探討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這涉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生存，現實誘導著女性去做一些她們不得不做的事情。曾經看到一個求職經歷，女性都得穿泳衣應聘。年輕女孩畢業以後去整容，作腿部增高術，難道她們只是為了追求漂亮嗎？不完全是吧？她們必須生存，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因為，社會就是呈現出這樣一種對女性不公的價值觀。比如你打開一些網站，假如你足夠敏銳，去看和身體有關或跟性別有關的言論，你就會發現它們呈現出一種保守、退步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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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詩歌寫作
新京報：疫情期間你如何度過自己的日常呢？
翟永明：我最近在成都。每個小區都嚴格執行封閉，因此也不能出去。我的日常生活安排，和平常差別不大：早上閱讀，下午寫作。其實，平常就喜歡宅在家裡面，但是主動的“宅”和被動的“宅”還是不一樣；時時讓我有點幽閉恐懼症要發作的感覺。中途還遇到地震事件，幸虧成都人一如既往地樂觀，迅速將其轉為各種段子瘋傳。生活在成都，我感覺還是幸運的。
在家隔離的日子，似乎有了一種麻木的窒息感。不得不漸漸開始把關注點和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給自己一些任務；比如讀書，看電影，繼續寫作。一開始容易被情緒帶著走，無法寫作。現在則要求自己安靜下來，儘量做一些事，相當於給自己做一些心理治療。
當年普希金因為瘟疫的緣故，曾困居波爾金諾。短短三月，他完成了《別爾金小說集》的五個著名短篇；四個小悲劇、詩歌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最後兩章，敘事長詩《科隆納的小房子》，一部童話詩，還有近三十首抒情詩。彼時沒有微信，沒有互聯網，沒有碎片化信息。那是真正的隔離，讓一個作家的驚人創造力和能量，被徹底激發出來！今天，我們已然不能像普希金這樣完全置身事外，專注寫作，不可避免要受到疫情事件發展的各種困擾。怎樣將這些困擾，轉化成寫作的能量，的確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
此外，我在成都記者邱峻峰的微信上，看到有成都商報記者穿著全套防護服，出現在方艙醫院的鏡頭。我也感動能有媒體人親赴現場，採寫來自武漢的報道。
新京報：疫情中的詩歌一度也被人關注，不論是日本援助的物資上附帶的詩歌，還是一些民間詩人的作品都被挺多人轉發的，很多人也在討論災難和詩歌的關係，你是怎麼看的？
翟永明：日本援助物資上附帶的詩歌，說明日本是一個注重詩歌傳統的國度。同時也說明，詩歌並不是一種“臨時抱佛腳”的宣洩，而是日常生活中潤物細無聲的精神歷練。當日本人發自內心的需要詩歌時，他們找到了最好的語言表達。
疫情發生後，我看到部分文章，指責詩人作家沒有擔當，沒有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沒有盡到知識分子的良知。這種行為，我覺得與每次災難來臨時，都會有人逼捐一樣。站在道德高度上，綁架別人。作家的寫作是需要沉澱的。詩歌不是作為戰時動員的快板書，不可能只是喊一些口號，也不是“右邊參差不齊的散文”。詩歌是以語言為媒介的思想形式，是對靈魂進行滋養的藝術。詩歌既是最純粹最特殊的語言，詩歌也需要反思，需要提出問題，需要有比較深入的思考。不管是對現實，對災難，對整個時代，有真正的悲憫，能提示現象背後的內在本質。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目前狀態下，我們不應該寫作。不是應不應該寫，而是應該怎樣寫。事實上，有許多詩人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在參與並寫作，只是，他們並不在熱點的注視中。
最近，我開始寫作，這是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衝動。當然我也看到了一些作品，但空洞無物的宏大敘事，只是形成了一些宣傳，並不能觸動讀者。有時，因為矯情反而讓人反感。加繆在《鼠疫》中提到一句：“敲鑼打鼓趕瘟神”。我想，這種全網氾濫的堆砌“正能量”的分行句式，也許是一種新的敲鑼打鼓的方式吧。但是，請不要說這就是詩。
但是，在此次疫情中，有大量非組織的，來自民間的寫作，卻是非常有意義的。有一位來自醫護一線的女詩人弱水吟，她的詩歌被大量人群轉發，點贊。她的詩寫出了身在武漢，身在救護工作最前沿的人真實的情感。因為真實，所以感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都不可能那樣寫作，她身在其中，她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就有點像戰地記者，在前線，才能近距離地反映和觀察前線所有的狀態。一線醫護人員的狀態，不是高喊口號，不是膚淺的讚美，能夠替代和想象的。我們這些身在其外的人，當然也可以寫自己的感受，寫我們對武漢的關注，我們對事件的看法；但最重要的現場感，我們是沒法真實表達的。
弱水吟的詩歌為什麼會打動別人，除了真實反映醫護人員的感受之外，她對那些急於煽情、急於歌功頌德、快板書一樣的詩歌，進行了批判。同時展現了詩歌應有的品質。詩歌必須發自內心，而不是出於功利目的。就像布羅斯基說的：“優美的藝術才是向善的，而惡，永無風格可言”。換做平時，許多不讀詩的人，也許不太會去關注弱水吟的詩歌寫作。但是這次她的詩歌被大家轉發，獲得很多稱讚。說明詩歌在關鍵的時候，可以給人帶來感動和力量；可以提供真相和警示；可以拓展讀者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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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閱讀與青年寫作
新京報：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你近期的閱讀和觀影？有沒有什麼感受可以和讀者分享的？
翟永明：這段時間我把《加繆文集》翻出來重讀，《鼠疫》具有的寓言性，讓我重新更深入地思考當下的疫情。加繆在小說結尾、瘟疫結束時說：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東西，他卻一目瞭然。鼠疫會暫時消失，有朝一日，人們會又遭厄運，再來上一次的教訓。結合眼下的疫情，他真的所言不虛。
此外，我也在讀許倬雲的《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在疫情期間，中國人的性格表現，引發了我的關注。我也希望能瞭解中國文化的演變，從中去探尋中國人性格的形成、社會祖織的結構，以及由親緣結成的血親網絡。我常常翻看阿赫瑪託娃的《安魂曲》和別的詩集，這些書，都會幫助我們對現實進行反思。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許倬雲著，活字文化丨中華書局2017年1月版
我之前幾乎每天都看朋友圈轉發的幾位武漢作家和詩人的文章，他們也都從個體經驗出發，從作家和詩人的視角出發，且他們的觀察和敘述更具有現場感。
在此期間，我也看了一些電影。我很喜歡李滄東的《燃燒》和《詩》。《詩》和《追捕聶魯達》是近幾年我看到的關於詩歌和詩人最好的電影。另外，我看了《喬喬的異想世界》和韓國電影《南山的部長們》，兩部電影都是反思歷史，反思他們國家的至暗時刻。反思決定了未來，這樣的電影，總是會提醒我們關注歷史的經驗。
新京報：近年來，你不僅寫作詩歌和散文，還舉辦了自己的攝影展，跨界參與到電影、劇場和當代藝術的創作中，能不能談談不同的藝術形式之間的關係，以及藝術和寫作的關係？
翟永明：我喜歡改變，寫作到一定程度會厭倦，有時，我希望完全換一種語言方式，或者完全換一個視角，這樣有一種對自己的挑戰感。
戲劇、當代藝術，包括電影，本身和詩歌就有相像的地方：“留白”所形成的張力和想象力。不同的藝術媒介之間，就能夠起到這樣一種互相激發的作用，從另外的一種語言形式中，能夠獲得新的思路和創意；也能夠打開你的心胸和提高不同的審美能力。視覺思維比較直觀，但也需要像詩歌一樣，調動讀者的想象力，讓讀者進入想象的空間。所以二者的探索是殊途同歸的，參與到不同領域的創作中，能夠體會更深。寫作有一點像遊戲，需要不斷升級、升級，作品才會升級。到一定程度還想往前走一步，就需要開拓無限的可能性，去挖掘樂趣。
新京報：你成長在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經過1980年代的文學熱潮？你如何看待今天這個時代的寫作，如何評價青年寫作者的作品？
《畢竟流行去》，作者：翟永明，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4月版
翟永明：1980年代的文學熱潮更帶有啟蒙色彩，是在經歷了十年浩劫的文學空白背景下的爆發，也是一代年輕人文學情結、理想主義的總爆發，不可複製。而今天這個時代的寫作顯然更艱難，但或又充滿更多機遇。因為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更多的依賴文學雜誌的支持。而今天的傳播途徑更多、更廣泛；而且有細分的讀者群，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不過，泥沙俱下的寫作生態，也會淹沒一些真正優秀的寫作者。今天的社會環境比起八十年代，也更復雜、更荒誕，更難以把握。這些都考驗著年輕的寫作者的寫作與思考，我相信最終還是在浮燥環境下的沉潛者，能夠把握住時代的沉浮，希望能最終超越我們這一輩的寫作。
今天，我剛好正在讀一本90後小說家周愷的史詩小說《苔》。這是用四川方言寫就的一部時代輓歌。語言上繼承了李劼人的風格，卻代入更現代的語法，方言與現代語言融合得精練、老到、富有活力。他著力描述了四川青衣江、岷江、大渡河三江匯流之地——樂山的一段家族傳奇和色彩鮮明的地方誌。這位四川年輕小說家的才華和成熟度，讓人驚訝。我們通常傾向於認為年輕作家心態更為浮燥一些，較難沉潛下來。但是這位年輕作家卻比當下許多前輩作家更沉穩，更剋制。此外我也讀到一些年輕女作家的小說，如文珍、淡豹、陳思安等。最近在《十月》雜誌《新女性寫作》專輯上，讀到文珍的《寄居蟹》，也讓我非常驚豔。她們的視野非常開闊，問題意識非常強烈，涉及到的題材也很多樣，就更不必說到語言上的突破。
此外，詩歌圈的年輕詩人，尤其許多年輕女性詩人，比如我們成都的餘幼幼、上海方李靖、她們的寫作都讓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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