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緒末年逃至循化，由其兄魯大元（時在循化參將羅開福的部下當兵）介紹，投入羅開福部當勤務兵。一九一一年，馬安良將羅開福部編為精銳西軍附中營，調赴陝西攻打乾州時，因魯生性刁悍，又與羅開福脾氣相投，被羅提升為隨身護兵（稱呼大旗）。在攻城中，他奮勇向前，胳膊、腿子和腰間三處受傷，更得羅的見愛。後來羅部由陝西退回，駐防臨夏。期間，他持羅開福放縱，為所欲為，經常喝酒賭博，行兇打架。
一九一五年，羅開福辭卸了附中營營長職務，東歸湖南原籍，魯大昌也隨之而去。因羅與湖北督軍王佔元有些瓜葛，便在王部的第七師鄧子嘉旅竇郎軒團當了第二營營長，給魯大昌也委了個排長，旋升連長。羅死後，他還代理過幾天營長。
羅開福死後，魯大昌便失去了靠山。一九二一年，魯大昌脫離王佔元部後，曾一度浪遊京滬，混跡於煙花柳巷。在窮無聊賴之際，欣聞陸洪濤升任甘肅督軍，他即用甘肅旅滬同鄉名義，自己領銜，由上海拍發了一個擁陸的電報，遂即返歸。路過平涼時，一卸任營長的身份，覲見張兆胛，備極恭維。張以他為“後起之英”，給陸洪濤拍電保薦。魯到蘭州後，就被陸洪濤委了督署行營副官。過了兩三個月後，他為了在部隊中謀個實力權位。便央請臨夏進士鄧隆，用“久不乘馬，髀肉重生”的故事，寫了一份辭呈，遞送上去。此事深得陸的幕僚樊鼎樞的讚賞。不多幾日，就委任魯大昌為宋有才部張志遠營的中哨哨官兼幫帶。
一九二二年農曆正月二十一日，宋部由蘭州拱星墩開拔，移駐臨洮東校場營房。後經改編，魯升任步一團第三營營長。從此，他極力改變原前的面貌，一下操場，就脫掉軍服，穿上長袍短褂，打扮成文雅風流的樣子。他本來讀書很少，不過粗識文字，而此時卻模仿文人，裝腔作勢，每天寫大字成百，朗誦古文一二篇；稱讚諸葛亮“出將入相”，又慕羊祜“儒將風流”。在他住宅的門上，寫著“敢言緩帶，輕裘羊叔子；自是綸巾，羽扇武鄉侯”的楹聯。每與士紳往來，總是高談闊論，很難識透他是一個“繡花枕頭”。
一九二六年春，吳佩孚電令隴東鎮守使張兆甲與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圍剿馮玉祥西北軍，妄圖消滅馮玉祥在甘武力。張兆甲過分低估劉鬱芬的勢力，且為了搶奪甘肅督軍寶座，未與孔繁錦取得聯繫，搶先出兵，派所部劉福生、韓有祿率十營兵力，進軍定西。而駐定西之西北軍梁冠英略加抵抗後，一面縮短戰線，據險防守，一面集中兵力，向駐阿幹鎮之黃得貴部發起猛烈進攻。黃部無力抵抗，即派員向駐在臨洮的宋有才部求援。宋有才未戰先怯，由於不決，便於農曆四月初六日晚上，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會上，魯大昌首先發言，堅持參戰，並自告奮勇，願打頭陣。經宋有才勉強同意後，魯大昌立即回到營部，帶領九、十兩連，當晚出發，晝夜兼程，於初八日午後到達關山（即今蘭州附近七道梁一帶）。正值黃部潰逃，魯大昌與追兵遭遇。他憑著一股銳氣，橫衝亂殺，即將西北軍擊退，佔領了狗娃山山頂。初九日拂曉，西北軍集結了約一營兵力，向魯大昌據守的陣地發起猛攻。魯大昌慣打白刃相接的交手戰，與西北軍展開肉搏，並屢用莽撞的“犛牛陣”，數次擊退西北軍。這樣連續激戰三天，西北軍終未得手。西北軍遂變換戰術，於十三日拂曉前，從側面發起進攻，魯大昌猝不及防，且右臂受傷，遂撤退回防。此次關山戰役後，西北軍把他視為勁敵，多次在其戰報上出現魯大昌的名字；張兆甲所部官兵把他捧為“關山戰役的英雄”，博得“勇敢善戰”的聲譽。加之，此時劉鬱芬在甘肅徵調頻繁，差徭過多，以致民怨沸騰，所以民間吹捧魯大昌者殊不乏人，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為魯大昌後來的飛黃騰達，盤踞洮岷，創造了條件。
關山戰役失敗後，宋魯互相推卸責任，遂產生矛盾。宋認為這場大禍，是由魯大昌闖下的；而魯大昌認為，此次作戰中，宋有才措施失宜，以致貽誤軍機。所以，潰敗至官堡（今渭源縣會川鎮）以後，魯不聽宋有才退卻隴南的軍令，單獨退到岷縣，企圖脫離宋部。
一九二七年春，西北軍由臨潭和中寨兩路，步步進逼。在此形勢下，魯便退到西和，又投入宋有才的懷抱。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未徵求宋的同意，委任魯大昌為宋旅第一團團長（原團長鄭席儒因通敵嫌疑，潰退時潛逃）。嗣後，他更趾高氣揚，對宋有才的態度愈加驕橫，當時有“跋扈將軍”之綽號。
後來，西北軍的張維璽將孔繁錦趕出天水，駐西和的宋旅也全部撤退，由武都、碧口到了勉縣，投向吳新田，被編為步兵第八旅，魯大昌為十五團團長。先調駐安康，後換駐與安康接壤的湖北平利，一九二八年張維璽又將吳新田趕出陝南，宋旅潰退到漢陽，遂被李宗仁部夏威師繳械。從此，魯大昌又奔走京津滬漢。雖是故地重遊，但這一次失敗之刺激，與前次之罷免，迥然不同，加之資費告乏，借貸無門，又不敢公開回到家鄉，茫茫然如喪家之犬。但是雖在窮途末路，他本性總是難移。不久他抓住蔣介石為搗亂馮玉祥軍的後防，蒐羅失意舊軍官的機會，通過蔣的幫兇何成浚，討到了“甘肅討逆軍”第二路司令的官銜。後經過四川萬縣覲見吳佩孚，又討了個“甘肅自治軍”總司令的職位。到了灌縣，適逢家鄉的腳伕顧開基準備回臨夏。遂商議同行，給他資助了路費。經過茂汶縣到達松潘後，僱了一條犛牛，騎到甘南陌務地方，隱匿在一個藏民家裡。在藏族頭目的協助下，他蒐羅了兩三匹馬，兩支壞槍，打著“甘肅自治軍”總司令的旗號，利用他在當營長時的影響，進行活動。他先從收買臨潭、岷縣兩地的警察著手，趕走了兩個縣長，劫奪了兩縣準備解省的煙畝罰款五、六萬元。後又收撫了洮、岷、漳等縣的幾股土匪，發餉發服裝，以廣招徠。他還用恫嚇手段，繳獲省方派援天水、逗留隴西不進的郭安學所部步槍二百多支，迫擊炮、機槍各幾門，以及彈藥、騾馬等。嗣經籌劃考慮，感覺蔣介石的旗幟要比吳佩孚的鮮明些，便又用了“甘肅討逆軍”第二路司令名義，繼續活動。後來，又繳獲雷中田的一批武裝。隨著實力逐漸雄厚，他從一九三零開始，先後霸佔了岷縣、臨潭、漳縣、隴西、洮沙、臨洮、渭源、武都、西固（今舟曲縣）、文縣、武山、西和、禮縣、甘谷等十四縣，形成了割據一方的局面，並盤踞七八年之久。
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給魯大昌一個新編十四師的番號。一九三五年九月初，魯大昌憑藉臘子口天險，企圖堵截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臘子口是迭部縣的一條峽谷，是川甘兩省的天險門戶，懸崖絕壁，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魯大昌用三個營的兵力扼守在這裡。紅軍為了攻克臘子口，組織部隊一面從正面進攻，一面沿著東邊陡峭的石壁，帶著繩索，利用山上的樹木，一個一個地爬上去，然後迂迴到守敵側面，用手榴彈襲擊，以配合正面的進攻。經過一晝夜的激烈戰鬥，魯部三個營全部被擊潰，潰逃到岷縣縣城。1936年12月國民黨政府 “論功行賞”，改番號為中央陸軍一六五師。旋由部下以用人不當，唯親可用（指其子魯敏當特務團團長），財政不公（每月經費十二萬元，以七萬元分配）等控告。經由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進行調查後，作了處理：用人方面，參謀長一職，由中央委派，準魯敏辭職，保送陸大受訓；財政方面，由中央派了韓琦為軍需處長，強調財政獨立。經過這一番的內部矛盾，蔣介石為了消滅雜派，造成“青一色”的全國武裝，乘隙奪去實權，委任王治歧接替了其師長的權位，給魯大昌封了個新編第二軍軍長的官職，後來又掛了個第八戰區東路總指揮的空頭銜。
此後，他住在蘭州，用在隴西等十多縣殘酷剝削所得，又通過中國銀行借貸，在七里河大興土木，修建高樓大廈，過起極為奢侈的豪華生活。他還在家門口懸起“總指揮部”的大牌，以“高級將領”的身份，出沒在高級軍政官僚集團之中，給蔣家王朝裝點門面。此外，他利用其身份，交結銀行老闆，作囤積居奇的生意，發抗戰財。一九四六年得到谷正倫的支持，選為國大代表。一九四九年解放時，一度逃居岷縣。後被人民政府關押勞改，期間因病保外就醫。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在蘭州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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