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一篇1987 年在烏爾比諾（Urbino）召開的研討會“非常識”（Le non sens commun）上發表的報告。此次研討會由國際符號學和語言學中心（Centro Internationale di Semiotica e di Linguistica）和國際哲學學院組織，由保羅·法布里（Paulo Fabbri）、毛裡奇奧·費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和皮諾·帕約尼（Pino Paioni）發起。本文曾發表在《詩》，第44 期，1988 年。
譯按：本文題為“Domus et la mégapole”。domus是個拉丁語，本意是“家宅”，不過在這裡，利奧塔在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它泛指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除了家宅，還指家的構成、生活、傳承，以及隱藏的問題等。因此，我們根據語境的不同，將這個詞譯為“家”、“家宅”、“家庭”。
家與大都市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 / 文
夏小燕 / 譯
對家宅正面牆的再現。相當寬，不一定很高。有許多門、窗，但不透光。由於它不看參觀者，它也不期待參觀者的觀看。 它朝向哪裡呢？極少的活動。我們假定外面很熱。庭院被牆、建築物圍著。有一棵普通的大樹，柳樹、七葉樹、椴樹，一片松樹。木筋牆、燕子。小孩抬眼。我們假設現在是晚上七點。在廚房的桌上，固定會出現牛奶、雞蛋籃、剝了皮的兔子。然後，每一種食物各有去處：乳品商店、很涼快的後廚房、鍋、架子。男人們回家了。幾杯冰爽的酒。大面包的腹部劃上十字。吃夜宵。誰起身分發食物呢？共同的時間，共同的感覺，共同的地方。這就是家（domus），這就是對家的再現，這是我的家。
在基本概念上有一些變體：茅屋，小城堡。正面牆的炫耀。下層人的活動與主人的住所保持一定距離。對著正面牆的不是牧場和耕地，而是公園、怡人的花園。享受和勞動劃分時空和身體。這種劃分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嚴肅問題。但是最終，無論寬大與否，在開發中是否被分開，土地（fonds）一直是家庭的。它屬於地產參照的範圍，是一個單子。是自然管制下的空間、時間和身體的一種方式。是一種精神的、知覺的、限於其邊界內的記憶的狀態，而宇宙在這裡被再現。 這是正面牆的秘密。行動亦是如此。食物以自然的方式從自然中被獲取。它們固執地而且按照事物的秩序自行生產、自行毀滅、自行再生產。從自然自為的方面來看，這叫作節制（frugalité）。星期天（alla domenica），家感謝已經發生的事情[1]，而且祈禱即將發生的事情。家的時間制度就是節奏或者韻律。
家的語言是有節奏的。人們講述：繁衍、周遭、季節、智慧和瘋狂。敘事讓開端與結尾押韻，讓中斷之處連接癒合。家裡的每一個成員都在家裡找到他的位置和他的名字，以及附屬的片段。他的出生和他的死亡也被記錄，或者將被記錄在事物的以及與事物相伴的心靈的圈子裡。他們依賴神、自然。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利用未知和已知的自然（phusis）意志，只是服務於推動生命生長、衰老和再生長的推力（pousée，phuein）。這種利用和服務（servir）[2]叫作勞動。（既然地產獲利了，有時半信半疑地也想從生長中獲利？人們自問。有節奏的智慧反對過度［pléonexia ］，反對對一次性生長的幻想，提防對一口氣講完故事的幻想。）
Ancilla，女僕。來自ambi和colere，ambi-cilla，完全圍繞……打轉的人，colere的舊義是培養（cultiver）、細心照顧。culture有雙重意思：一是，對諸神的崇拜；二是，諸神還保養家（colunt domum），他們用心照顧它，用他們的謹慎維持它。女僕（servante）保護女主人，因為服務（servir）就是保護。當她起身在桌邊服務時，這是神-自然在維持著家，為家感到滿意，是神-自然在家的具體顯現。家的空間與周邊、與為保存而進行的來往，交織纏繞。大家互幫互助，沒有任何契約。自然的義務和權利。我難以相信這種有機生活曾是“交換的初始形式”，如同莫斯[3]所說。
這是一個勞作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停地勞作。它自己做它的作品。這些作品自發地、按照習慣來運作而且被分配。兒童是其中的一個作品，是第一作品，是第一成果，是後代（offspring）。兒童又會帶來更多小孩。在家庭的節奏裡，兒童是時機，是重新開始的懸置，是種子。它在將來是存在過的人（ce qui aura été）。它是驚喜，重新開始的敘事。還未開口說話的小孩（infans），它將來會喋喋不休，說話，講述，被講述，還會在將來被講述。共同的作品就是家本身，也就是說是共同體。它是重複馴化的作品。習慣馴化時間，也馴化事故和意外的時間，以及空間，甚至不確定的地帶。回憶不僅僅記錄在敘事裡，也記錄在動作上，在身體運動的方式裡。而且敘事就像動作，與動作、地點（lieu-dit）、專有名詞息息相關。故事自言自語。故事是正在為家——而且是為使用語言的家——增添榮耀的語言。身體休息時，言語在廳堂、耕地和樹林裡替代身體。非常豐富的時光，甚至對窮人來說也是如此。過往在複述中完成。它在傳說裡被固定，也就是說被持存也被遺忘。
家就是這種複述的時空。排斥不是家單子所固有的。可憐的窮人、孤獨的旅行者在餐桌上都有其位置。讓他展示其情感，其天賦，讓他講述其故事。人們也為他起立。短暫的沉默，天使經過。謹慎。他是否是一個信使呢？然後人們將小心地把它放在記憶裡，小心地把它馴化。
田園詩的畫（tableau bucolique）。boukolein不僅僅指看守著羊群，還指看守著人，這是尊重和服務（service）。不過家只有從外界、遠處和城市來看時才像田園詩。城市耗費數個世紀、幾千年來終結家和它的共同體。城市是政治的、帝國的或者共和的，然後，城市還是經濟活動的中心，今天大都市延伸到了以前的鄉村。城市把家事（res domesticae）變成狹小的住房、燉煮、旅遊、度假。城市只知道住宅。它讓家長（les domini）定居，使之服從於平均主義的公民身份、被僱傭者和另一種記憶，即文字的公共檔案、機械化處理的公共檔案、電子公共檔案。它測量登記地產，並且擊潰它們的秩序。城市粉碎了神 -自然、它的迴歸、它的祭獻和受惠的時間。另一種時空的校準佔據了舞臺，正是從這種校準出發，田園制被視為一種憂鬱的倖存。從北方看到的憂鬱熱帶。
聲音的味道。切近而遙遠的金星，牲畜圈的深處，母雞的咯噠叫，當金星在黃昏中亮起時圍繞著灰林鴞的呼喚撕裂開的沉寂，大把榿木枝被扔進灶膛裡發出的噼裡啪啦聲，踏在門檻上的木鞋，在山谷裡面對面的對話，圍繞著甜瓜飛翔的胡蜂，秋天對耕牛喊出的鼓勵，暮色中追趕著飛入房頂的醉雨燕。聲音根據酸—甜、煙燻、水煮幹豆角的清淡、嗆人的牛糞以及熱稻草的發酵被賦予某種音色。音色互相吞沒。在自然的家裡（dans la domus physique），小感覺被尊重。
我就家共同體所說的東西，只能從我談論的地方得以理解，即變成大都市的人類世界。在維吉爾死後。在家終結後。在布登勃洛克（Budd enbrook）結束時。而現在應該要去爭取時間和空間，在它們的基礎上謀生活同時又反對它們。事情、人和能力的校準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產生，沒有可供利用的自然，而其根據是為了獲得更多……而被普及的交換原則。在“實用的”忙碌裡。這種忙碌驅散了古代的家單子並且把對記憶的關注交給了匿名的檔案。個人的記憶，沒有習俗，沒有敘事，沒有節奏。受到理性原則支配的記憶，輕視傳統。而在傳統裡每個人都在尋找而將找到儘可能多的、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信息，不過這種生活毫無意義。馬克思說：在這種驅散中產生了個體性；南希[4]說：在自由中產生了獨特性。家宅的正面牆仍然屹立著，因為人們保存了它們，證明缺席的舊風氣（éthos）。它們被電信的輻射撕開了裂縫。它們被接口（interfaces）包攬著。
我們對這些都爛熟於心，在今天都變得有點噁心了。新石器時代的家生活已經慢慢消退，我們都知道，從此開始應該怎樣命名共處（l’être-ensemble）在時間和空間制度上的革命。也許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證明：海德格爾眼裡的Gestell（座架）反過來只能從保留家的服務（service）的概念上進行思考。服務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僅引出了海德格爾從荷爾德林那裡過濾出來的詩的動機，還引出了《德國大學的自我宣言》（
Discoursde rectorat）展現的被分成三類的服務（Dienst détriplé）（思想、戰爭和勞動的服務，就像在杜梅齊爾[5]那裡）。因而我們瞭解在怎樣的程度上我們對於家的傷感是相對於它的失去而言的。甚至古希臘的悲劇，這個謎，我們知道應該要通過去-統治（dédomination）、去-馴化（dé-domestication）的鏤空紙板解開它。新的法則，城邦（polis）以及其權利的法則，忒彌斯[6]，克服族群先輩的馴化控制。但是我們並不能通過悲劇還清這歷史社會學之債。我們的距離、我們反馴化的暴力在族譜中可以看到另一番場景。在這場景裡，好心的女僕是不純正的。服務是可疑而嘲諷的。共同事業被災禍糾纏不清。尊重是假裝的，好客是專制的，常識被無理者的驅逐所困擾，常識就隱藏在非理性之中。某種東西在統治中一直未被馴化，它可以打破一切圈子。家單子被撕裂，充滿了故事、場景，縈繞著秘密。暴力使之四分五裂，並打破了無法解釋的不公正、被拒絕的情感、接受卻又無法忍受的謊言和引誘、偷竊、貪慾。弗洛伊德透過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亞讓我們重溫在這種激情的幽暗處古希臘家庭的悲劇。哲學家曾深情修飾過的、神-自然的寬厚目的性，和睦相處，如同一個整體那樣共處，每個人得其所，他們的家就是智慧的形象，令人期待的初始和美麗的死亡，所有這些都被惡打碎了。一種甚至還未完成的惡。一種在惡之前的惡，一種比體驗到的所有痛苦更加古老和更加新近的傷痛。一種總是新鮮的傷痛。在家最為隱蔽的地方，充斥著反自然的謠言、內部衝突（stasis）和暴動分裂（seditio）的威脅。父親、母親、小孩、好心的女僕、侄女、老僕人、放牧者和農夫、園丁、廚師，所有智慧形象，無花果樹下花園一隅、隱秘的小走道、頂樓以及放在那裡的箱子——一切都是猥褻犯罪的主題。家庭裡的某種東西不想要田園詩。
某種東西不想要這種反覆的記錄，而且這不是自我（moi）。根據他在家庭霸權中的地位，相反，自我想要他的記憶部分，想要在時空和敘事裡建立和重新建立他的地位。兒子變成男主人。女兒變成女主人。而僕人，當然，也是主人，在這裡或者別處。只要這些東西還在，即自我的事情和自我的躁動、雙重性、猶豫不決和矛盾、小小的詭計和策略，那麼家庭的本質就一直未被觸及。它通過陰謀追逐達到其目的，它可以修復，它將修復。它把這些事情記錄在其記憶裡，它謹慎處理和保存插曲。那麼殘餘物呢？那不能化解為犧牲、祭獻和招待的東西呢？揮霍、目無規矩、暴怒呢？這不是家庭組織裡的成分，這是在家庭核心處被驅逐的東西。
較之於城邦、共和國或者甚至利益和觀點之間放鬆而寬容的聯合，即所謂的當代社會，——奇怪的是，與所有這些匯聚雜多的狀態相比較，家庭更多地為不可馴化物（l’indomptable）的顯現提供了機會。就像細心照顧它的神-自然同時也是反神、反自然，極力讓田園詩說謊。我所談論的暴力超過了普通的戰爭以及經濟的或者社會的危機。相反，儘管危機和戰爭有其普遍性，或者因為這種普遍性，它們唯有當家庭的呼吸和窒息激發它們時才會變得激烈。
家園已經被摧毀很久了，為了政治和經濟的共同體炫耀自己和滑稽地把自己模仿成國家或者可笑的家，只需激活對一個失落的地區的記憶和一個遺失的傳說的記憶。那時，衝突、危機就演變成內部衝突、暴動分裂，就像它們影響被認為已過時的家庭習俗那樣。不可統治之物、不可馴化之物，以前隱藏在家庭裡，現在不僅僅在經營政治經濟的人（homo politicus et economicus）那裡爆發，而且在服務（service，Dienst）的古老保護下爆發。有人會說：需要可分享的物質在僕役的狹小等級裡增加密度，以便反物質（anti-matière）釋放它對全體的怨恨。重新被馴化的掌權人（l’homo re-domesticus au pouvoir）在街上大開殺戒並大聲叫喊著“你們不是我家的”。他以來賓為人質。他迫害所有遷移者。他將之秘密地放進他的酒窖，將之化成其低地底部的灰燼。他毀滅的不是戰爭。過度（hybris）打破了家庭模式。而家庭模式的重建則將用於粉碎過度。家庭的毀滅使得它包含的這種暴怒變得有可能發出來，而暴怒以家庭之名得以運行。但是除了這種情況，這種惡的情況，我發現很難相信：一般來說，讓獨特性擺脫家庭的時空，這種解放獨自推動了思想的自由。事情可能是這樣的：
思想命中註定就是要見證殘餘物，見證不可馴化物，見證不可被它化約之物。但是，談論見證之人也談論痕跡（trace），而且談論痕跡之人也談論記錄、持存、停留。所有記憶都起作用。因此，當思想見證家變得不可能時，正面牆確實是不透光的，那麼它求助於它的房屋，求助於作品，它在作品中記錄這見證。而今天在大都市有許多房屋，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再有更多的作品（œuvre），也不意味著不再去完成作品的勞作（œuvrer）。這使得作品（œuvres）註定要歸於閒散（désoeuvrement），喪失其正面牆，註定要被它們的重複堆砌抹除。圖書館，博物館：它們的豐富就是廉租房（H.L.M.）[7]各個大群體的悲慘。家延續著，它作為不可能延續著。這是我的普通觀點。不過，不可能不僅僅是可能的反義，它也是可能的一種情況，是零情況。我們醒過來了，而我們並不幸福。不可能重建一個真正的新家。但是也不可能扼殺那個向我們嘟囔著醒來的古老童年。思想面向這種情況敞開，它走出了負責管著無數僕役的古老文字。古老文字既是我們的傭人，也是我們的主人。思想就是書寫，它意味著喚醒它們身上的一個這些老人們還未擁有的童年。當然，這沒有冒犯是不行的，可是，沒有尊重也是不行的。我們前進，不可馴化，但要謹慎行事。被迫如此。我們前進，但是文字裡的過去在前面等著。它嘲笑我們。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倒退著前進，如同本雅明的天使。
總之，家的災禍以及大都市向其他星球的攀登只能為最後的人類和虛無主義爭取（壞的）快樂。不僅僅為聰明人，聰明人把自己拋出去迎接為控制他而降臨的東西；也為他的堂兄，熱心的哲學家，他讓閒散體現價值。如果房屋的正面牆至少沒有為迎接和表現我們的漂泊而樹立，如同幻影，那麼我們就不能思考和寫作。被遺失在我們的思想之後，家也是被置於前面的幻景，是不可能的寓所。揮霍的兒子，我們造成了他在家長面前的剋制。這樣，流逝的時光在未來尋找它自己。開始，即甦醒，只有在最後才揭曉，就像對它的記錄通過找尋的書寫實現。總是要重讀、重做。而作品的寓所只有在從甦醒到記錄甦醒的過程中得以建造。沒有這樣一片屋頂，即在上面最終甦醒將結束，我們也將在那裡被叫醒，而且記錄將結束記錄。不存在作為時間節奏的家，確實如此。但是對遺失了的家的懷舊就是讓人甦醒的東西，而今天我們的工作領域就是記錄這種甦醒。所以，只有轉運（transit）、轉移（transfert）、轉讓（translation）和區別。並不是房子流動，就像活動房屋或者牧羊人之家，而是在流動中我們持續存在。
唯一的思想，卻是卑鄙的、客觀的、壓抑的，它可以思考家之終結，也許這就是技術科學啟發的思想。家單子幾乎還是“光禿的”，如同萊布尼茲所說，它對於記憶、實踐和記錄是一個太弱的方式。隨著更復雜的大單子逐漸形成，它也慢慢解體，海德格爾從另一種思想出發，從一種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以解決的思想出發，稱之為Gestell（座架）。大單子更加完善、更加有能力做下面這些事情：編排、消解事件並且儲存它、通過媒體報道發生的事情、保存發生的事情。當然包括，而且首先就包括不可馴化物，不可控制的家庭殘餘物。悲劇的結局，可彎曲性，悲觀性。控制不再被本土化和歷史化。它被計算機化（computoriser）。他們說，有一種複雜化的過程，沒有人、沒有自我，也沒有任何人類推動或者期望這個過程。曾經被稱為地球的那個宇宙區域，現在是相當微小的銀河系裡的一個小恆星系裡的一顆極小的星球——但是這裡負熵發揮作用。家太簡單，它留下太多殘餘物不能馴化。科學技術的大單子不需要我們不久以前還隱藏在家的陸棲身體、情感、文字。大單子需要“我們”絕妙的腦袋。當它撤離就要消亡的太陽系，在整個宇宙上都有競爭力的大單子將不會帶走不可馴化之物。在內爆炸以前，就像其他星體，小地球將和太陽一起把記憶留給空間大都市的大單子，這記憶是在瞬間被託付給地球最聰明物種的記憶。但它是唯一對單子在宇宙裡航行有用的記憶。 他們說。
形而上學在物理學中得以實現，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形而上學在今天的技術科學裡發揮作用。它當然會向我們要求一個與災禍或者閒散的哲學所要求的哀悼不同的哀悼。立場不是不可馴服之物的立場，而是它忽視的立場。這是在做潛意識物理學（幾乎是萊布尼茲的物理學），我們大概可以這麼說。不需要寫作、童年、傷痛。思考就在於有助於大單子的改善。這件事情正是我們一直強迫性地被要求去做的。我們應該要以可交流的方式思考。創造文化。而尤其不是按照對降臨之物的接受進行思考。而是為了預-見（pré-venir）而思考。成功就是加工（to success is to process）。改善性能。這是一種馴化，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但是沒有家。一種沒有神-自然的物理學。一種拿到一切卻什麼也沒有接納的經濟學。因此必然地，這是一種文盲狀態（analphabétisme）。尊重和不尊重對文本進行嚴格而客觀的閱讀，尊重和不尊重就語言來說的文字，這個巨大卻一直沒有被勘探的屋子，在這個所有房間都被居住卻一直荒蕪的謎裡不可避免地來來回回——大單子不擔心這些。它只是讓人去到那裡，讓人建設。促銷。這是它要求人類去做的事情。以“交流行動”（agir communicationnel）為名義，以哲學的“對話”和流放（relégation）為名義，以操演性為名義，我們被要求進行有用的思考。對大都市的組構有用。
我驚訝的是：今天，這種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要求還能夠被理解，就像它出自啟蒙的概念。而它源自對物質整體的複雜化，聰明人說。大都市裡還有家，城市母親。母親與遺產。大都市只參照一個超過家庭級別的尺寸。親緣關係、對過去的關注都不是它的強項。它不是城邦（cité），而是城市（urbs）。而且是變成專屬於它自己的軌道（orbs）的城市。我們曾期望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ès），而不需要特大政治（mégapolitès）。需要聰明人。需要把特大城市的巨量記憶所允許的可能世界組合起來。它的電子循環路線存放著一種人類對之既無需求亦無概念的力量：儲存的能量，以及各種可能的能力。以能量（dunamis）的古代觀念來看，世界曾被模式化為一個自然，而且是如同家那樣的自然。事件在一個唯一的、感性的目的性裡被馴化。大都市接受各種通過彙集微粒子進行宇宙逃亡的劇情。
波德萊爾、本雅明、阿多諾。如何居住在大都市呢？通過見證不可能的作品，通過提出失去的家。唯有痛苦的性質值得見證。當然，包括語言帶來的痛苦。
只有我們將大都市規定為不可居住的，我們才能居住大都市。要不然，我們只是在那裡落戶（domilcilier）。在預計的時間範圍內（安全性），等待瞬間的災難，本雅明寫道。在作品不可避免地轉變成文化商品的過程中，保持破裂的見證，即作品是不可能的，阿多諾寫道。居住於不可居住之地，這是隔離（ghetto）的條件。隔離就是家的不可能性。思想不在隔離裡面。揮霍的思想化成作品，每一個作品對隔離牆進行氈合預處理（secréter），用於消解思想。它不能在磚塊上留下它的痕跡。在媒體上塗鴉（graffiti），極為揮霍，這是對失去的節制（ frugalité perdue）的最後致敬。僕役所控制的東西，正是野蠻（sauvagerie）所要求的東西。野蠻需要在自身內部有其幕後（hors-scène）。它講述的故事只談論這件事，即蓄謀於胸的暴動分裂。孤獨是暴動分裂。愛情是暴動分裂。一切愛情都是犯罪。愛情根本不關注對服務、地點、時間點的調配。而青少年在家裡的孤獨，也是暴動分裂的，因為它在憂鬱症的懸置裡抓住了整個自然和文化的秩序。在其房間的秘密裡，他在虛無之上、在隱秘的日記上記錄了另一個房子（maison）的概念，所有房子的虛幻概念。如同奧威爾[8]的溫斯頓·斯密斯（Winston Smith），他記錄了他在法律面前無能為力的悲劇。就像卡夫卡。情人沒有什麼可講述。他們被獻給指示（deixis）：這個，現在，昨天，你。他們被獻給在場（présence），他們被剝奪了再現（représentation）。但是家把這些沉默和這些記錄變成傳說和再現。相反，大都市展示它們，評論它們，解釋它們以及使它們變得可交流。 大都市把憂鬱叫作自閉，把愛情叫作性。就像家裡的食物被命名為農產品。秘密必須流通起來，寫作必須程序化，悲劇必須被轉寫成信息。透明的程式，有效的劇情。總之，您的家，我是它的買主，它是可售的，您的懷舊，您的愛情，讓我繼續與之相處。這可能有用。人們又好又快地把秘密變成資本。——但是秘密應該是虛無的秘密，它還沒有被開發，是不合理性的，但是它已經在家裡，而大都市對它毫無想法。或者更準確地說，大都市只有秘密的概念。因為秘密包含在一種感性的、情感的物質的唯一音色裡，它只通向錯愕。
我想說明的似乎只是下面這件事。家不是可以替代大都市的共同體形象。僕役已終結，而且大概它從未曾存在過，除了作為舊時小孩的夢，小孩醒了，他醒時就毀掉了夢。是這樣的小孩的夢，即他的甦醒將僕役放在其思想和寫作的未來視野裡，放在必定永遠遲到的來臨中。正是如此，不是作為一個千真萬確會在那的記錄面，而是作為遠遠地對寫作和思想施加其引力的不明天體，所以，與其說作為被要求的條件，還不如說作為設置要求的幻景——這樣，家世界不停地表現在我們對寫作的感受性上，直至家庭的災禍裡。
今天的思想不求助於，也不能求助於傳統所是的記憶、田園詩的自然（phusis）、押韻的節拍和公正的美。求助於這些虛幻之物，思想肯定會被誤解，我想說的是：思想將會在被大都市另外分配的仿古（這可能有用）中發跡。思想不能期望有其居所。但是居所糾纏著思想。居所糾纏今天的思想不像它昨天壓制不可馴化之物那樣強迫不可馴化之物變成悲劇。不可馴化之物是悲劇的，因為它住在家的中心。家的圖式抵制來自一種不可抵制的音色的暴力。在一種押韻時空的漂亮佈局與非準備物質（一個聲音的音調，一朵鳶尾花或者一片花瓣的色調，一種香味的芬芳）之巧妙相遇引起的迷失之間有一種不可通約性，悲劇課把這種不可通約性搬上了舞臺。一種在總是已經被說出的東西里禁止的東西，這就是錯愕（stupeur）。一種錯愕的情感在家的麵糰裡升起。就像神放棄它從公共麵包房裡取出的部分。它任憑直接觸及時間和空間的物質。但是，這種放棄，這種失敗，家還可以重建它們，它通過悲劇再現它們。被統治的不可馴化之物，被美的規則掌控的崇高，被重新定向的法外之徒。——這就是為什麼大都市不允許我們寫作，不允許我們記錄，不僅不允許我們“感受”田園詩，還不允許我們“感受”悲劇。方法是解除家的圖式。所以，不可馴化之物在大都市是不可再現的。音色被它撥給了隔離人（ghetto）。而且家容忍的不是“好而老的”隔離人，隔離人自身有家庭意味，是被馴化的。華沙的隔離人，在行政管理上註定要滅絕（Vernichtung），它是大都市正面的“背後”。隔離人應該要被滅絕，因為他在為透明而製作的總體行動安排裡構建了一種徒勞的不透明。
不可馴化之物發現被追擊的地方，就是家之肉身（chair domestique）。或者不可馴化之物破壞家之肉身，或者家之肉身毀壞不可馴化之物，馴服它，消滅它。它們在其不可解決的異識中形影不離。正在成形中的大單子通過納粹模仿家。由此，異常的暴力來自對肉身的（人工）重構。納粹之後，這還是一個持續的誘惑嗎？如果大單子必須有技能和有競爭力，那麼，無論如何都需要能夠控制不可馴化物。通過聰明的方式，一切都必須是可能的，毫無保留。但是家恰恰不夠聰明，滅絕違背了太多的“過度”，滅絕需要以更加理性和更加開放的方式運作。越有效，地球上的反作用就越少。秘密並不一定圍繞著對秘密的摧毀。交流和文化實現了這種摧毀，而且要好得多。人們將來會分析音色，將其主要成分放入記憶，然後隨心所欲地再生產它，這可能有用。重要的事情不是：結果是模擬，悲劇也是模擬。重要的事情是統治，甚至不是儘可能地處理一切曾是反抗家的東西。至於殘餘物，它註定要滅絕，被否定，被消滅。
而且我也想說明這件事情。——要麼，我們說自己（我們是誰？）；要麼，至少在隔離中，我們應當繼續前進。儘可能地。思考、寫作，在我們看來，都帶有對秘密音色的見證。這種見證變成作品，而這作品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以最糟糕的誤會（méprise）為代價，以最壞的蔑視為代價（mépris），被置於媒體宣傳的大都市的循環裡，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還有不可避免的是：這樣促銷的作品被重新拆除，被摧毀，被閒散化，被去地域化，還是通過思考的工作，以及通過一種使人誤解的物質相遇（既不借助於神也不借助於惡魔，而是藉助於偶然［hasard］）。
我們至少，而且依然，而且不為任何人，見證思想作為災禍、遊牧生活、區別以及閒散。如果不能雕刻，我們就塗鴉吧。——這似乎來自一種真正的重力。但是我對自己說：繼續見證（見證被責難的事情）的人，他沒有被責難，而且他在痛苦的滅絕中倖存下來。如果他的痛苦是應該毫無保留地記錄那種不能記錄之物，如果這樣的痛苦本身就是唯一嚴重的見證，那麼他沒有遭受足夠的痛苦。見證思想與他不能思考的東西之間的異識引起的錯誤和痛苦，這個證人就是作家，大都市怨恨他，而他的見證將來可能有用。被證實之物、痛苦、不可馴化之物，它們就像已經被摧毀的東西。我想說的是：見證的同時，人們也滅絕了。證人是一個叛徒。註釋：
[1]這裡的原文是“ce qui a eu lieu et moment”，直譯是“佔據地方和時間的東西”，但是利奧塔在這裡（其實在別處也有這樣的情況）利用了“avoir lieu”這個短語的雙關意思，即“發生/佔據地方”。——譯者注
[2]“servir”一詞兼有“利用”和“服務”的意思。——譯者注
[3]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法國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禮物：古代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sociétés archaïues）等。——譯者注[4]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1940—），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著述等身，譯成中文的作品就有不少，比如《解構的共同體》、《變異的思想》、《素描的愉悅》等。——譯者注
[5]喬治·杜梅齊爾（Georges Dumézil，1898—1986），法國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他在其著作《神話與史詩》（Mythe et épopée）（三部曲）裡提出神話史詩在印歐遠古社會組織裡的三種功能：司祭功能、戰爭功能、生產功能。——譯者注
[6]忒彌斯（Thèmis），古希臘神話裡的法律和正義女神。——譯者注
[7]H. L. M. 是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 的縮寫。——譯者注
[8]喬治·奧威爾（George Owell，1903—1950），英國作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代表作品有《動物莊園》和《1984》，而本文提到的溫斯頓·斯密斯就是《
1984》裡的主要人物。——譯者注- ● -
《非人：漫談時間》
繼《後現代狀況》、《異識》之後
讓-弗朗索瓦 · 利奧塔
最重要、討論幅度最廣的學術著作
“非人”、“崇高”等利奧塔最重要的觀點
在這本文集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現和闡釋
目錄總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學
導言
非人：漫談時間
前言：有關人的事情
如果思想可以擺脫身體
重寫現代性
物質與時間
邏各斯與技術，或者電報系統
時間，今天
瞬間，紐曼
崇高與先鋒派
某事諸如：“無交流的交流……”
再現，呈現，不可呈現
言語，快照
崇高之後，美學的狀態
保存與顏色
上帝與木偶
聽從
風景之所在
家與大都市
人名索引
術語索引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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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虛無主義：論現代建築的哲學》
經由此書，真正理解建築這門艱深技藝
超越一切時髦的思潮，超越一切僵死的學院教條
當今意大利思想界獨當一面的哲學家
馬西莫 · 卡奇亞里
重申海德格爾關於棲居的追問
挖開建築學的形而上學基礎
審視大都市條件下的現代生存
疫情嚴重，大家一定要照顧好自己跟家人：1.出門戴口罩；2.不去人多的場合；3.勤洗手、消毒；4.拒絕野味；5.如身體發生與感染此病毒相似的異常情況，請多加觀察、及時就醫；6.說服家人做到前面五條。關注最新的相關資訊，同時，也請大家不要汙名化疫病、感染者、病源地和病源地的人，保持冷靜和理智。如有餘力，請通過確切、可信的渠道（注意：紅十字會已被列入失信名單）向疫區支援醫護物資，並通過合宜的方式督促相關機構履職履責。願所有人都安康，也希望生活跟工作儘早恢復正常。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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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德雅Paid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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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期，預計2月10日後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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