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不需要智商，愛卻需要大智慧
1.仇恨是一種病毒，可以被灌輸，可以有潛伏期，可以傳染，特別在重大負面事件中可能暴發性流行。
仇恨與一個人的智商無關，無論是美國的高官，還是中國小飯店的老闆，都有可能中毒，從而出現非理性的臨床表現。不管是美國官員的“武漢病毒陰謀論”還是中國民粹主義的“美軍軍運會陰謀說”，都是對自己智商海拔的自慰式標高，因為信奉陰謀論無需智商，而傳播陰謀論則可以在幻覺中拔高自己的智商和思考深度。
2.仇恨的極致是對仇恨對象的無底線汙名化和無理性泛化，美國有些官員對自然病毒的政治命名就屬於無底線的泛政治化；而下圖小飯店老闆的標語則屬於惡毒的無理性泛化，幸災樂禍的背後充滿了令人細思極恐的反人類傾向。至此，仇恨病毒的惡性程度已經到了晚期，開始危及本體自身的生存。
3.眾所周知的曼德拉下面這句話，之所以感動世界，不是他的仇恨，而是對仇恨的化解：
“當我走出監獄那一刻，我心裡就明白，如果不能放下心中的仇恨，我將永遠活在地獄之中。”
27年滴水石穿的堅韌，磨礪出了上善若水的大智，那一刻，他完成了從智者到聖者的蝶化，竊以為，曼德拉最最偉大的，不是他的苦難、不是他的偉績豐功，而是他代表全人類說出的這句箴言。曼德拉終於沒有辜負自己的苦難，他用“文明的寬恕”打破了以暴易暴的死亡循環。他實際上也是在用非凡的理性告訴人們：
最高貴的報復，就是徹底剷除造成仇恨的根源。
4.他把寬恕和愛幾乎上升到了宗教的層面。只有達到信仰的維度，才可能把世俗的仇恨上升到普遍的大愛。
1991年中國留學生盧剛槍殺了他的同學和愛荷華大學三個無辜的美國教授和一個副校長安·柯萊瑞，1991年11月4日，愛荷華大學的28000名師生全體停課一天，為柯萊瑞舉行了葬禮。柯萊瑞的好友保羅神甫在對她一生的回顧追思時說：
“假若今天是我們憤怒和仇恨籠罩的日子，安·柯萊瑞將是第一個責備我們的人。”
這一天，受害者柯萊瑞的3位兄弟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們以她的名義捐出一筆資金，宣佈成立安·柯萊瑞博士國際學生心理學獎學基金，用以安慰和促進外國學生的心智健康，減少人類悲劇的發生。
這一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以極大的愛心通過媒體發表了一封致盧剛家人的信 ——
“ 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週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
5.毫無疑問，寬恕和愛失去的只是過去，仇恨失去的必定是將來。
以暴易暴固然酣暢淋漓，鑄劍為犁，卻更能實現持久和平。從經濟學理性人角度看，有一件事情似乎是肯定的：我們人類已經從部落生活步履蹣跚走到了全球化時代，如果你不能徹底解決你的對手，而你們又必須繼續共處，那麼，與恨相比，愛才是最智慧的選擇。
根本的原因是：愛有一個自我糾正的功能，愛的情緒會導致理性的發展，而理性可以對危險情況做出反應，從而保護自己的存在。但仇恨的情感是沒有自我糾錯功能的，它只會導致狂熱的不斷加強，最終走向自我毀滅。
6.被譽為英國曆史上最著名的五大哲學家之一、也被公認為20世紀世界十大哲學家前三名、似乎也是全世界第一個以哲學家身份獲得諾貝爾獎文學獎的伯特蘭·羅素，誕生於1872年的中國同治年間，他竟然以自己豐富多彩的天性活到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1972年，我在大學期間最喜歡讀的書就是他的《西方哲學史》。
1957年，BBC不失時機地採訪了他，下面視頻就是當年在全世界播出的採訪的一個重要片段。這可能是他代表人類給一千年以後的子孫的留言。這大約也是他繼自己的格言：“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之後，給未來人類留下的最後祈望。
這兩天，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署名文章就彰顯了羅素的“愛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之理性精神：
“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我們要保持冷靜，對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愚蠢言行，對企圖轉嫁責任、把別國或者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做法明確地說“不”。這種挑釁不僅會削弱各國之間的合作，還會播下猜疑和對抗的種子。這可能使我們的人民、甚至整個世界處於病毒失控、經濟下滑的危險之中。
我始終堅信，紐約能夠度過這個難關。前幾天，紐約民眾自發站在陽臺上、窗戶前，為奮戰在抗擊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鼓掌，加油鼓勁。這種團結的場面讓我深受感動，這些行為表達了人們的愛和勇氣，展現了這座城市的堅強和韌性。他們是當下艱難時刻的光明和希望”。
總之，仇恨作為一種被進化選擇下來的情緒，在早期的部落時代，具有功能上的作用，因為它有利於通過同仇敵愾而獲得顛覆性勝利。
但在今天，全球互聯的共生時代，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生存方式已漸行漸遠，法制和公義也逐漸介入“鄰里”糾紛，仇恨已經無法通過匹夫之勇獲得滿足，當非理性的衝動被日益成熟的規則阻斷後，揮之不去的仇恨就可能演變成自虐式精神自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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