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青在社交網絡指控羅志祥出軌的新聞已經過去好幾天，但依然常駐熱搜。這一事件依然在發展中，但作為一個媒體研究者，我最大的擔憂，還是Call-out文化的濫用與失控。
Call-out Culture（“控訴文化”）是政治學、女性主義研究、社會學研究裡經常出現的詞彙，它指代一種“公開羞辱”的社會現象——當人們感覺到其他人存在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愛國心缺失、質量問題、德行有虧等問題時，對其進行公開的控訴（Call-out）。
“控訴文化”濫用的結果，就是網絡霸凌與鍵盤俠的泛濫
就周揚青這次指控而言，可以說是對周圍人的提醒、是救濟手段，也是正義的調節，但這種指控文化極為危險，它太容易被濫用（事實上，現在的網絡暴力以及舉報文化，基本都都是它的濫用），像失控的巨獸，隨機地選擇受害者。
控訴文化的可怕演變
針對出軌的控訴，是“Call-out文化”的典型案例。既然社會道德對出軌行為是保持譴責態度，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並不過分，這也正如同周揚青所說，公開之後，還可以提醒“後來者小心”。
但控訴文化的恐怖之處，在於它的演變和濫用。
緊隨Call-out文化之後的，是2019年的一個熱門詞彙——Cancel culture（抵制文化）。這在邏輯上倒是通順的：既然這個人已經被指控（Call-out）了，為什麼不抵制（Cancel）他，讓他消失（沉默）呢？
真正的問題在於，控訴文化帶來的後果，往往和“惡行”本身不匹配，大概率矯枉過正。
控訴文化以封口為目的，不是有效的溝通手段，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控訴文化涵蓋的範圍也在快速地擴展。
指控文化進入研究領域，應該是1970年代。那時候，美國黑人女性對性別、種族歧視進行反抗的手段，就是對各種知名人士的歧視問題進行控訴，於是這一現象得到社會學界和女性主義研究者的關注。
到2010年左右，黑人女性在社交網絡發展出了完備的控訴體系，對那些涉嫌網絡性騷擾、工作場所的種族歧視、網絡恐嚇的嫌疑人提出控訴——互聯網時代的控訴文化徹底成型。
悲哀的是，黑人女性之外的其他人也學會了這一套，學生們也開始利用這一方法化身“鍵盤俠”，指控也漸漸失控。
- 指控的“罪狀”經常是不經確認，甚至是捏造的；
- 指控的“罪狀”擴展到一切領域，包括道德層面，以及商業行為層面；
- 針對主動行為（“做過什麼”）的指控，延申到針對“不做什麼”的指控（比如大家都在哀悼某某人，你為什麼沒有動靜）；
- 指控帶來的後果遠遠大於“惡行”，給被指控對象帶來滅頂之災，“Cancel文化”的盛行，就意味著退出娛樂圈（明星遭遇控訴文化）、轉學（學生遭遇到控訴文化）等；
- 指控的“噩夢”隨時降臨，難以預測。
控訴文化在21世紀氾濫全球，大部分失控的指控轉化為“網絡霸凌（網絡暴力）”，留下一眾罪有應得的“渣滓”或遭受無妄之災的倒黴蛋。被掩蓋的無名者的被害者先不說，光是演藝圈，就可以列一個長長的名單。
在百度搜索“網絡暴力+明星，看著就很沉重”
在我們的幻想中，控訴是實現正義最容易的路，但眼下最容易的路，引向的不一定是我們最初的目的地。
我們控訴別人，是希望我們控訴的“罪行”會減輕或消失，但控訴一旦成為流行，這個目的會被忘記，只剩下一個衝動——“施暴者一定要死！”
我們想為正義而行動，但我們的“正義”，可能是別人的生意
如果要追溯我們喜歡call-out文化的根源，應該植根於我們的“行動”幻想。網絡時代，我們對行動的渴求遠遠超過我們的自己的想象。
按照《認知盈餘》一書作者克萊·舍基的看法，現代社會帶來了大量的休閒時間，導致可以用來改變社會的時間資源和智力資源大大增加（傳統社會里，時間與智力資源都被用於餬口），於是，人們對於行動的熱情大大提升——不甘心只做旁觀者（by-stander），而是要成為改變者。
《認知盈餘》
既然我們轉發一個控訴，就可以懲治一個壞蛋，那為什麼不做呢？當無數的時間與智力資源用在控訴上，被控訴的對象基本就無法翻身。
Call-out文化的下一步，就是Cancel文化。
如果指控屬實，也算是被控訴者罪有應得。但大部分情況下，這種控訴是難以確認的，但依然會觸發Cancel效應。
見識到失控的控訴文化的恐怖，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都認為需要謹慎應對。
2019年，在“青年行動力”會議上接受訪問時，奧巴馬認為年輕人不要認為評判別人就可以帶來改變。
這個世界並不那麼整潔……很棒的人會有缺點，而你正與之戰鬥的人可能很愛他們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和你類似。
他說，“這不是行動主義，並不會帶來改變……如果你只是扔石頭，是走不了多遠的。”
在網絡上追隨別人進行指控的人，和扔石頭去砸死道德敗壞者的“衛道士”區別不大。運氣好的時候，他們能伸張正義，但運氣不好的時候（大多數時候），好人會“枉死”，但他們依然覺得功勞滿滿——“施暴者必須死”的目的已經實現，至於施暴者是不是真的，已經不重要。
我們還容易忽略一個問題：控訴文化容易被操控和銷售。精明的營銷者可以投用戶所好，激發用戶內心的幽暗來參與指控的遊戲。
在網絡營銷人員的眼裡，指控行為是典型的行動號召，是非常有效的用戶參與（engagement），可以為他帶來流量，而流量就是利益。
我們的“正義”，是別人的生意。
縱容控訴文化，就是親手將俄羅斯輪盤遊戲的左輪槍瞄準自己的太陽穴
2019年，在《紐約時報》的一則評論裡，專欄評論作家David Brooks認為，引發Call-out文化大流行的心理機制，就是非此（好）即彼（惡）的二元對立心態。
你會看到，一旦接受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心態，我們/他們、朋克/不朋克、受害者/施暴者——你會立即把所有人的個性去除。把複雜的人簡化為簡單的好與壞的對立（ reduced complex human beings to simple good versus evil），你的分寸感（sense of proportion）也會消失。
按照Brooks的理解，控訴文化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他將複雜的個人轉換為壞/好兩個簡單的屬性。從而，而針對好人/壞人的態度也一樣簡單、直接和暴力——好人一生平安，壞人萬劫不復——這明顯是違反比例原則的，罪與罰不相應。
控訴文化的核心就是“簡單化”、對立化，對“惡人”的懲罰也是最大限度地進行。這種方式對社會最大的危害在於，人們一旦學會控訴文化的“精髓”，就會採取這一模式去應對一切的問題。
一們接受了二元對立的理念，我們會把它無限擴大，從政治領域延伸到明星、周圍個體，甚至產品的評價。
Ellemen雜誌在2019年就刊登過這樣一篇文章《義憤（call-out）文化是否挾持了美妝行業？》，文章認為控訴文化對美妝行業的影響極為深遠：
這種新型的消費者監督方式（控訴文化）對美妝行業帶來了沉重打擊，消費者不依不饒地要求額外審查產品的包容性、成分單及設計師的靈感來源。不久之前，營銷人員還很少受到公眾的羞辱，但現如今對許多品牌來說，尤其是獨立品牌，直面批評是常態。
美妝行業只是一個縮影。在控訴文化之下，任何個體都難以逃避。
控訴文化會開啟一個俄羅斯輪盤遊戲——手槍已經架到了額頭前，一顆子彈已經裝好，而且，激發一顆子彈以後會瞬間填充上另一顆。受害者的名單會無限增長，一旦接受這種文化，就必須用源源不斷的受害者鮮血來祭祀。
控訴文化成為第一選擇的時候，我們都會被拉進俄羅斯輪盤的遊戲
Call-Out現象隨時可能降臨每一個人的頭上——在公共場所抽菸、失誤點讚了一條微博、眼神在女生胸部多停留了一眼、在眾人譴責某個事件的時候保持沉默、交通違章……
你可能犯錯了，也可能沒犯錯，都都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結局。
呼喚Calling-In文化：我們的眼裡不能只有“獵物”，即使它是禽獸
控訴文化是不是一定就不對？並不。
有時候，控訴文化是一種有效的救濟手段，也是向周圍潛在受害者的呼喊與提醒。周揚青很清楚這一點，她否認別人說她“要毀了羅志祥”的指控，她說，她希望提醒其他女孩不要再上當。
李星星針對鮑毓明“性侵”的指控，也是必要的。在缺乏救濟手段的情況下，公開指控是她可用的有效救濟手段。
此外，按照李星星的說法，“不只有我，還有其他小孩兒，現在我受傷害，將來還會有別的小孩受傷害。”——這也是一種呼喊和示警。
這兩個指控文化案例都有可貴的剋制——聚焦於問題的解決，聚焦於問題的討論，而不只是讓指控對象禁言或消失。
李星星不希望有更多的女孩遭受類似的命運，她的理性與剋制，或許一部分來自其他幾個女孩子。在《南風窗》的報道里，還有幾個志願者女孩的身影：
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清子，她告訴李星星自己從小被鄰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類”，幫助李星星很多。她告訴李星星，“姐姐們不需要你回報什麼，這是姐姐們欠你的，因為我們不夠勇敢。”
那什麼時候控訴（Call-out）是可取的呢？一般的建議是把控訴當作最終“大招”，而在此之前，需要增加一個Call-in的過程。
Call-out與Calling-in文化的區別，圖片截圖自Solano社區大學一位老師Maria Isip-Bautista的PPT
所謂Call-in，就是當你感覺到別人的行為有問題後，立刻私下指出他存在的問題，以及他改正的方向。這是一種教育性的、溝通性的，基於問題解決的方式。
Call-in是適合熟人之間的一種解決方式，它可以避免給對方帶來巨大的損害——事實上，學校裡有大量的私下舉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解決。
Katelyn Burns在2017年的《日常女性主義》（Everday Feminism）裡說，Call-in文化“會讓人在沒有被針對與公開羞辱感受的情況下成長”。
但Call-in並不萬能，李星星和周楊青的案例裡，它就不是有效的手段。有時候，面對名人的失格言語或行為，由於無法私下進行Call-in的溝通，也可能會尋求控訴文化的幫助。
在必須求助於控訴文化的情況下，也請牢記我們的訴求。我們應該做兇狠撕扯獵物的動物，我們要著眼於“保護”和“進步”——避免出現下一個李星星，避免出現下一個周揚青。在控訴的洪流裡，保持克制，保持討論的“保護”與“進步”方向，避免踏入洩憤的陷阱。
我們的眼裡不能只有“獵物”——即使它是禽獸。
圍繞這個目的，李星星的案例裡，有太多剋制、充滿保護和進步屬性的探索——我們看到羅翔老師對法律條文的修改建議，看到一些博主對“完美受害者”陷阱的批駁，看到清子這些女孩在背後默默的付出……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參與者。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適合Call-out的：當我們遭遇到陌生人公開的、嚴重的侵害，比如地鐵鹹豬手、網絡上公開的地域歧視，在單獨溝通之後，對方完全缺乏改正的意願和誠意，那麼，基於“保護”的目的，為避免其他隨機“受害者”遭遇他們，是可以採取公開控訴手段的。
針對老師、同學的某一句話，或者某個網友的某篇文章直接舉報，拒絕Call-in過程的控訴，是毒瘤——它的目的只是撕扯獵物，而於事無補，而且會把所有人拉到一場俄羅斯輪盤的遊戲裡——你自己或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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