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北京的春天，窗外陽光明媚，疫情的陰霾尚未完全消散，我坐在家中電腦前筆耕作業。電話突然響起，傳來劉志琴先生清晨離去的噩耗，心中一緊，既而鈍痛，不覺熱淚上湧——未料相交相知、亦師亦友30年的劉志琴先生，竟走得如此突然！記得春節期間與她聯絡，她說剛動了一次手術，正在恢復中，許久未見了，很是想念。我們相約開春天暖以後，一起到研究所新搬的大樓去看看，與研究室小友們見見面。豈料如今春天已至，柳綠花開，而疫情絆足，尚待踐約，她竟遽然仙逝，從此天人永隔，再不能如約相聚歡談了，悲夫！
4月8日上午，北京的春天，窗外陽光明媚，疫情的陰霾尚未完全消散，我坐在家中電腦前筆耕作業。電話突然響起，傳來劉志琴先生清晨離去的噩耗，心中一緊，既而鈍痛，不覺熱淚上湧——未料相交相知、亦師亦友30年的劉志琴先生，竟走得如此突然！記得春節期間與她聯絡，她說剛動了一次手術，正在恢復中，許久未見了，很是想念。我們相約開春天暖以後，一起到研究所新搬的大樓去看看，與研究室小友們見見面。豈料如今春天已至，柳綠花開，而疫情絆足，尚待踐約，她竟遽然仙逝，從此天人永隔，再不能如約相聚歡談了，悲夫！
劉先生雖然一年多前就查出患病並做了手術，但恢復不錯，還經常到研究所來，與研究室同事小友們見面聊天，精神、體力似沒受多大影響。我自去年初從單位退休後，受聘到南昌大學任教，與她見面少了一些，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9月，一起參加首都師範大學梁景和教授舉辦的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會上她開場致辭，雖已年高八旬且患病在身，但仍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鑠，聲音清亮，無需底稿，侃侃而談，精言佳句，出口成章，闡述社會文化史開拓發展30年來的歷程及她的最新思考，其視野之開闊、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論斷之精闢，令滿堂比她年輕一兩代的後輩學子，如沐春風，似飲甘露，啟悟於心，歎服不已，充分領略了這位社會文化史學科開創者和帶頭人寶刀不老的學識風采，給我們留下了精彩的最後一堂課。此情此景，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30年來與她的交往與情誼，對她人格、治學的體察感受，也一幕幕湧上心頭。
上世紀70年代毛丹青先生為母親劉志琴畫的素描
劉志琴先生生於1935年，比我年長20餘歲，是我的師長輩。我最早知道她的大名，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在南開大學求學和工作期間。那時正值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初潮時期，即所謂新啟蒙時代，有幾位文史學界的中年學者，以他們深刻的思想、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文風活躍於文壇，令人耳目一新，每出一文，往往引起求知若渴的青年學生們爭相傳閱，他們開一時之新風，堪稱青年導師，劉先生即為其一。
我印象最深、受觸動最大的是1985年讀到她的《史學功能的變遷》和《略論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兩文。當時史學研究正處於新舊交替、青黃不接、徘徊迷茫的“史學危機”之際，劉先生則提出了史學改革的新方向、新思路。她指出，史學以往只強調“資治”的政治功能，為君、為上服務，當今社會處於現代化變革時代，史學功能轉向為社會和大眾服務，史學著述應當走出書齋，為廣大民眾開發智慧、啟示心靈，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她認為，史學研究工作是對史料的選擇、判斷、推理、概括和說明的過程，這需要包括記憶力、思維力、創造力和表現力的綜合智能，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應是這幾方面的有機組合，因此不應當只片面強調傳統的“坐冷板凳”一種方法，應當重視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的訓練。這些新穎獨到的見解，發史學改革之先聲。我當時剛剛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開始踏進史學研究的門坎，正在摸索治學門徑，讀到劉先生的這些文字和見解，引起我的強烈共鳴，有茅塞頓開之感，敬佩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此後不久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劉大年先生攻讀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1989年春畢業，我希望留在近代史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那時劉志琴先生任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我就慕名找到她，交上我的博士論文，介紹我的研究，表達了希望進入文化史研究室的願望。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洋務運動時期新式知識人才群體，從他們的出身途徑、知識結構、群體形成、社會地位及社會作用等方面，探討這一中國近代最早的學習西學知識群體的特點及歷史意義，也是一種嘗試將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新探索，自己感覺與文化史及劉先生的思路比較接近。她欣然同意接納我進入研究室，使我如願以償，自此在研究室工作30年，直至退休。終生職業崗位與個人志趣愛好相合一致，是我人生之大幸，而在職業崗位遇到志同道合的師友同事，特別是遇到劉先生這樣一位人生事業的師長知友，更是人生之大幸，劉先生是我進入職業崗位的接引人，是我人生的貴人。
劉先生1996年退休後，我接任室主任，研究室裡一直給她保留著辦公桌和書櫃，她仍然像退休前一樣每週返所，參與研究室的活動。如每年年終總結考核會，研究室同人圍坐一堂，逐一報告工作情況，相互評議，劉先生都參加，為晚輩後學提出工作建議和學術指導，指出缺點不足，提示改進方向，老少同堂，共話學術，赤誠相見，切磋砥礪，其樂融融。研究室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報告會，她也常參加。在與大家一起去外地參加的大型研討會上，劉先生常被安排作大會發言，學界同行都喜歡聽她的報告及點評，總能從中受到啟發。研究室友一起到外地社會考察，她健步同行，談笑風生，而且一邊遊走，一邊思考，回來後往往寫出一篇由旅行觀感引發的談古論今、文情並茂的遊記隨筆，發表於報刊，踐行她向大眾傳播歷史智慧的夙願。劉先生最後一次與室友同行，是在2017年夏我們研究室與杭州師範大學在杭州舉辦中國近代社會史學術年會，會後與研究室同人一起到鎮江等地考察。鎮江是劉先生的家鄉，她帶領我們考察了有120多年曆史的鎮江中學、百年老企業，興致勃勃地給我們介紹鎮江各處古蹟與開埠舊址，使我們增長了不少見識，獲得了鎮江近代史的生動資料。一路上，年逾八旬的她精神旺盛，步履矯健，不輸年輕人，令我們後輩自嘆弗如。
劉先生退休20餘年間，雖然研究室內人員新老更替，換了幾茬，但劉先生則一直退而不休，常來研究室，後來的年輕人也變成她的學生和小友。就這樣一直持續到去年12月份，研究所搬離舊址，她還到辦公室來，在小友們幫助下清理書桌、書櫃，裝箱打包搬運回家。她可說是研究室的終生成員，與幾代室友結下了深厚感情。劉先生與我們這些隔一代兩代的後輩相處，從不擺長者師尊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相待如友，且她心態年輕，心靈清純，開朗達觀，充滿活力，又關心世事，廣聞博覽，關注前沿，信息靈通，與小青年們談天說地，毫無隔閡滯礙，小友們也是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甚至與她爭論辯駁，宛若同年小夥伴。她才貌雙全，熱愛生活，喜歡服裝時尚，是單位同事公認的亮麗風景線。劉先生在學生時代是復旦大學舞蹈隊長，在研究所年終聯歡會上曾一展舞姿，令同事們歎服。她退休後進入老年，不過從心態到外表沒有多少改變，由內而外散發著青春活力，她的夫君笑稱她是“六十歲的人，十六歲的心”，我們聽罷都拍掌贊同，覺得十分恰當。劉先生雖然是室裡的老一輩，卻一直給我們帶來青春、陽光的氣息，在她的影響下，我們研究室30多年來一直關係融洽，氣氛和諧，友愛互助，大家都把研究室當作除了自己小家庭之外的一個大家庭，其樂融融。她引領、鼓勵大家探究學術，開拓事業，也藉此言傳身教，於耳濡目染之中薪火相傳。
劉先生有一副大慈大愛的俠義心腸。她對身邊友人同事的生活關心關照，誰生活上有什麼問題、遇到什麼困難，她都會給予無私幫助，從不求回報。一位從研究室調出的老師，有一段時期家庭生活困難，劉先生數年間多次給予她資助，她終生感念，說劉先生是她的恩人。劉先生胸懷家國天下，有一腔維護公平正義為己任的志士情懷，常常對不平之事仗義直言，出手相助。她曾為一位幾十年前遭受冤情而死的人代為申訴，終得平反，其家人找到她，向她下跪以表達感激之情。在劉先生撰寫的文字中，也常有對堅守人格道義、學者情操的人與事的讚揚，對社會弊端、人間不平事的譴責。許多與她有過交往，甚至並不認識而只是慕名求助的人，都曾得到過她的幫助，故而在朋友圈中，她素有“女俠”的美名。武漢大學文化史家馮天瑜先生髮來的唁文中寫道：“她是一位有思想、有俠性的學者。”馮先生是她交往多年的同輩，對她的評價可謂至知之論。
劉先生以史學家鳴世，但她走上專業史學研究道路則起步較晚，可說是半路出家。她1954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後轉入歷史系，1960年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研究室，從事科研組織工作十餘年。直到1975年她有機會改換工作崗位，當時領導欣賞她的才華，有意推薦她“升官”，但她心中懷著學術研究的夢想，特別是經過對“文革”的反省與思考，立志以史學研究作為自己後半生的追求，故謝絕了領導的好意，進入近代史研究所，從頭做起，正式開始史學研究工作，而這時，她已年近40歲了。
中年起步，與同輩同事相比，專業積累可能稍顯薄弱，但她此前一直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她有歷史學專業墊底，喜歡閱讀歷史書籍，歷史上跌蕩起伏、豐富多彩的人和事，在她心中激盪，引發她思考，這種廣聞博覽使她具有寬廣的眼界和胸懷。同時，工作中她又與許多文史學者交往，追蹤學術前沿，掌握研究動態，對史學研究狀況有總體性觀察與把握，這又使她對歷史研究的趨勢短長，有宏觀上的省察。這些都成為她學術研究起步的基礎，也成為她不拘成法、不循故道，走上史學創新之路，形成自己獨特風格並立於學術前沿的基石。
劉先生治史由研究明史起步。她閱讀明史觸發了許多思考，明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政治控制鬆弛，社會文化出現新動向。“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反省中國現代化思潮湧起，激發了她從明史入手，探究中國社會內部變動的奧秘。她於1979年發表了第一篇史學論文《論東林黨的興亡》，以詳實的史實，深入的分析，揭示明末東林黨與政治社會變動的關係，闡述傳統社會新舊興衰的意義，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獨到看法。這部開篇之作一問世，即受到明史學界的注意，得到前輩專家的好評。隨後短短几年間，她陸續發表了《試論萬曆民變》《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晚明城市風尚初探》《士大夫與城市民變》《論張居正改革》等系列論文，皆以新穎的論題，深刻的思辨，創新的見解而引人注目，很快她成為明史學界升起的一顆新星。數年後，一位明史老專家在給劉先生評職稱時所寫的推薦評語中，稱讚她“思路開闊，思維力強，故能見他人之所未見”。她後來研究重心雖有所轉移，但明史一直是她魂牽夢縈的學術家園。劉先生曾說：“封建王朝發展到晚明，有可能成為歷史的轉折，卻又未能走向轉折。這一時代澎湃的思潮，變幻的風雲，構成歷代末世王朝從未出現的奇景異觀，給今人留下不盡的懸念和思考。這有永遠的吸引力，也會成為我學術生命的歸宿。”所以，她到晚年又迴歸明史，相繼出版《晚明史論》《張居正評傳》《改革家是怎樣煉成的》等明史著作，這些潛心聚力研究的碩果，為明史研究學術叢林增添了亮麗的色彩。
劉先生不只是明史領域的專門家，她還是一位立於文化前沿、倡導史學創新、引領學術新潮的通才大家，因而她在史學界有廣泛的知名度，其影響力甚至超越史學而擴展到文化界。
劉先生是上世紀80年代初“文化熱”的積極參與者和倡導者。彼時改革開放初啟，思想解放大潮湧動，史學界出現反省和創新浪潮。一些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學者，開始擺脫以政治為中心的舊框架，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進行反省。1980年劉大年先生率先在近代史研究所內成立文化史研究室，是全國第一個以“文化史”標名的研究機構，丁守和先生與劉先生任正副主任，共同組織開展文化史研究，編輯整理資料，撰寫發表論文，並聯合復旦大學等單位的思想文化史學者，舉辦系列研討會，創辦《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對一些文化問題展開爭鳴，進行學術交鋒。在這批思想文化史學者的倡導下，文化史研究漸成熱潮，影響擴及到文化界，成為新思想啟蒙的主潮。劉先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大將，她在1983年集中發表了《關於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設想》《文化史熱的時代精神與學科建設》《建設文化史，為歷史學的繁榮增輝添彩》等文章，提出自己對文化史研究的思考，為“文化熱”的興起吶喊助力。
劉先生參與推動社會史復興，開創社會文化史新方向。80年代中後期，隨著思想文化史研究顯露出偏於精英上層和過於抽象的侷限，史學界一些學者提倡研究社會史，將目光轉向社會內部及下層民眾。1986年，劉先生參與了由南開大學馮爾康、山西大學喬志強等幾位先生共同發起的第一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倡導開展社會史研究，標誌著消失已久的社會史學科開始復興。在這次會上，劉先生作了題為《復興社會史三議》的發言，闡述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的連帶關係，提出文化史研究向社會史深入的設想。隨後又於1988年發表了《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一文，進一步闡述了社會史和文化史，是從不同方位出發，沿著同一目標雙軌運行的認知活動。她的這兩篇文章，提出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社會文化史”新學科方向。
此後，劉先生帶領我們研究室團隊，開始以“社會文化史”為主攻方向，協同開拓。當時中國大陸學界這個新領域既沒有資料積累，也沒有理論方法可資借鑑，劉先生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鼓勵我們大膽創新。在她帶領下，我們從基礎做起，從基礎資料的收集和基本脈絡的梳理著手，借鑑傳統史事編年和紀事本末兩種體裁，分頭撰寫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經過5年的艱苦努力，完成全書140餘萬字，於1998年出版。劉先生為此書寫的序言《青史有待墾天荒》，介紹了編寫此書的緣起、立意及過程，闡述了社會文化史學科的理念、視角與創新意義。這套書成為社會文化史新學科的奠基之作，此後劉先生及我們團隊成員，在這一領域繼續開拓，陸續作出系列研究成果，這一學科方向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展，並多源匯聚，不斷髮展壯大。
劉先生一直立於社會文化史學術前沿，發表了系列探討理論方法的文章，推動學科不斷深化、成熟。同時她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發表了論述禮俗文化、衣冠之治、服飾文化、公私觀念、日常生活、風俗習尚、性別意識等方面的論著，皆以其新穎的視角、深刻的闡釋、獨到的見解而享譽學界。2014年底我卸任室主任，為了總結記錄研究團隊開拓社會文化史近30年的歷程足跡，也為了慶賀劉志琴先生八十壽辰，與團隊同人一起編輯《社會文化史30年》，於2017年出版，該書彙集了劉先生及團隊成員研究社會文化史的代表性成果，作為獻給劉先生的壽禮，表達我們的敬意。
劉先生不是一個書齋型的史學研究者，而是一位縱橫文史、學通古今的大家，是一位胸懷家國天下，追求獨立思想和文化創新的開拓型學者。她以自己的人生經歷、性情品格、精神氣質、智慧才華，形成了別具一格、充滿魅力、精彩紛呈的學風文風。她不僅撰寫嚴謹、專深的史學研究論著，還寫了不少談史論學、品人論事的隨筆文字，出版了《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千古文章未盡才》等隨筆集，這些文字揮灑自如、汪洋恣肆，更見其真性情。
劉先生前半生歷經家國變故、政治動盪，直到中年才在獨立思考中悟道治學。她回憶說，“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使我茅塞頓開，我從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她放棄仕途功利的誘惑，自願選擇清貧寂寞的學術之路，埋首書齋，以“探索歷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為志業，她以徜徉於浩瀚的歷史之中求取新知為最大的樂趣。她說：“對於研究工作，我並沒有將它當作職業，主要還是興趣的驅使”。正因如此，她以飽滿的生命激情，不衰的學術生命力，旺盛的探索精神，投身於學術研究之中。她解史不循既有框架，思想出之於獨立思考，文字發自於真情實感，形成富有個性的風格。她自述自己的治學狀態：“那使我動之於情、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樂！”這種治學求知的快樂，使她直呼：“研究歷史真痛快！”
她治史重在求智慧、出思想。她讚賞劉大年、季羨林、楊向奎、孫思白等老一輩史學家，直至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思考不止，保持著旺盛的思想力和創造激情，且多有著述精品產出，發表精闢睿智言論。她說：“科研不言老，是許多老一輩學者的心態，也正是對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們學術事業的高峰。” “積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學者永遠燃燒學業的青春。”她由衷讚歎“思想者不老！”
她以“坐集天下之智，以善取為樂；不法前人後塵，闢蹊徑求知”為座右銘，治學不循舊途，“不拘一格求真知”，力求書寫“活”歷史。她說：“史學也是人學，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綜合體。芸芸眾生的歷史人物，各有個性和傳奇經歷，林林總總的社會生活，千姿百態，事態發展又有多樣性和情節性，完全可以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寫出有聲有色的雄文華章。”所以，她“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關注民眾生活百態，從中發現蘊藏於社會生活中的民族智慧、思想底蘊和文化特性。
她胸懷家國天下，心繫民族命運，關注社會現實，因而治史多圍繞時代變革的普遍論題，著述常縱論古今變遷的得失大勢，她說“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是我的興趣所在”。她不盲從，不阿眾，對現實風雲變幻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明智的態度，以自己的獨立思考向歷史中求取真知與智慧，故總能提出閃光的思想，寫出富有個性和獨創性的華彩文章。
劉先生在她那一代人中個性鮮明、別具一格，但她又是那個時代所塑造和成就的一個傑出代表，在她身上體現著時代變遷所凝聚沉澱的精華。她的離去，或許預示著那個時代及她那一代人的漸行漸遠。社會的曲折動盪，成就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縱觀歷史長河，每一代豪傑志士各領風騷幾十年。劉先生精彩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我們後人的責任，就是繼承前輩的精神和事業，繼續奮進前行，為民族文化及學術事業作出我們這代人的貢獻！
劉先生的離開，使我們痛失敬愛的師長，小友李俊領代全體研究室同人為劉先生撰寫了輓聯：
道義安人，志行侔嶽，通誠明境界啟後輩；
文章濟世，風骨峭冰，倚獨立精神求新知。
以此送別劉先生，表達我們的敬意，寄託我們的哀思。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劉先生雖然一年多前就查出患病並做了手術，但恢復不錯，還經常到研究所來，與研究室同事小友們見面聊天，精神、體力似沒受多大影響。我自去年初從單位退休後，受聘到南昌大學任教，與她見面少了一些，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9月，一起參加首都師範大學梁景和教授舉辦的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會上她開場致辭，雖已年高八旬且患病在身，但仍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鑠，聲音清亮，無需底稿，侃侃而談，精言佳句，出口成章，闡述社會文化史開拓發展30年來的歷程及她的最新思考，其視野之開闊、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論斷之精闢，令滿堂比她年輕一兩代的後輩學子，如沐春風，似飲甘露，啟悟於心，歎服不已，充分領略了這位社會文化史學科開創者和帶頭人寶刀不老的學識風采，給我們留下了精彩的最後一堂課。此情此景，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30年來與她的交往與情誼，對她人格、治學的體察感受，也一幕幕湧上心頭。
上世紀70年代毛丹青先生為母親劉志琴畫的素描
師友情深 大愛無疆
劉志琴先生生於1935年，比我年長20餘歲，是我的師長輩。我最早知道她的大名，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在南開大學求學和工作期間。那時正值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初潮時期，即所謂新啟蒙時代，有幾位文史學界的中年學者，以他們深刻的思想、獨到的見解、新穎的文風活躍於文壇，令人耳目一新，每出一文，往往引起求知若渴的青年學生們爭相傳閱，他們開一時之新風，堪稱青年導師，劉先生即為其一。
我印象最深、受觸動最大的是1985年讀到她的《史學功能的變遷》和《略論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兩文。當時史學研究正處於新舊交替、青黃不接、徘徊迷茫的“史學危機”之際，劉先生則提出了史學改革的新方向、新思路。她指出，史學以往只強調“資治”的政治功能，為君、為上服務，當今社會處於現代化變革時代，史學功能轉向為社會和大眾服務，史學著述應當走出書齋，為廣大民眾開發智慧、啟示心靈，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她認為，史學研究工作是對史料的選擇、判斷、推理、概括和說明的過程，這需要包括記憶力、思維力、創造力和表現力的綜合智能，史學工作者的智力結構應是這幾方面的有機組合，因此不應當只片面強調傳統的“坐冷板凳”一種方法，應當重視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的訓練。這些新穎獨到的見解，發史學改革之先聲。我當時剛剛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開始踏進史學研究的門坎，正在摸索治學門徑，讀到劉先生的這些文字和見解，引起我的強烈共鳴，有茅塞頓開之感，敬佩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此後不久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劉大年先生攻讀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1989年春畢業，我希望留在近代史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那時劉志琴先生任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我就慕名找到她，交上我的博士論文，介紹我的研究，表達了希望進入文化史研究室的願望。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洋務運動時期新式知識人才群體，從他們的出身途徑、知識結構、群體形成、社會地位及社會作用等方面，探討這一中國近代最早的學習西學知識群體的特點及歷史意義，也是一種嘗試將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新探索，自己感覺與文化史及劉先生的思路比較接近。她欣然同意接納我進入研究室，使我如願以償，自此在研究室工作30年，直至退休。終生職業崗位與個人志趣愛好相合一致，是我人生之大幸，而在職業崗位遇到志同道合的師友同事，特別是遇到劉先生這樣一位人生事業的師長知友，更是人生之大幸，劉先生是我進入職業崗位的接引人，是我人生的貴人。
劉先生1996年退休後，我接任室主任，研究室裡一直給她保留著辦公桌和書櫃，她仍然像退休前一樣每週返所，參與研究室的活動。如每年年終總結考核會，研究室同人圍坐一堂，逐一報告工作情況，相互評議，劉先生都參加，為晚輩後學提出工作建議和學術指導，指出缺點不足，提示改進方向，老少同堂，共話學術，赤誠相見，切磋砥礪，其樂融融。研究室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報告會，她也常參加。在與大家一起去外地參加的大型研討會上，劉先生常被安排作大會發言，學界同行都喜歡聽她的報告及點評，總能從中受到啟發。研究室友一起到外地社會考察，她健步同行，談笑風生，而且一邊遊走，一邊思考，回來後往往寫出一篇由旅行觀感引發的談古論今、文情並茂的遊記隨筆，發表於報刊，踐行她向大眾傳播歷史智慧的夙願。劉先生最後一次與室友同行，是在2017年夏我們研究室與杭州師範大學在杭州舉辦中國近代社會史學術年會，會後與研究室同人一起到鎮江等地考察。鎮江是劉先生的家鄉，她帶領我們考察了有120多年曆史的鎮江中學、百年老企業，興致勃勃地給我們介紹鎮江各處古蹟與開埠舊址，使我們增長了不少見識，獲得了鎮江近代史的生動資料。一路上，年逾八旬的她精神旺盛，步履矯健，不輸年輕人，令我們後輩自嘆弗如。
劉先生退休20餘年間，雖然研究室內人員新老更替，換了幾茬，但劉先生則一直退而不休，常來研究室，後來的年輕人也變成她的學生和小友。就這樣一直持續到去年12月份，研究所搬離舊址，她還到辦公室來，在小友們幫助下清理書桌、書櫃，裝箱打包搬運回家。她可說是研究室的終生成員，與幾代室友結下了深厚感情。劉先生與我們這些隔一代兩代的後輩相處，從不擺長者師尊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相待如友，且她心態年輕，心靈清純，開朗達觀，充滿活力，又關心世事，廣聞博覽，關注前沿，信息靈通，與小青年們談天說地，毫無隔閡滯礙，小友們也是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甚至與她爭論辯駁，宛若同年小夥伴。她才貌雙全，熱愛生活，喜歡服裝時尚，是單位同事公認的亮麗風景線。劉先生在學生時代是復旦大學舞蹈隊長，在研究所年終聯歡會上曾一展舞姿，令同事們歎服。她退休後進入老年，不過從心態到外表沒有多少改變，由內而外散發著青春活力，她的夫君笑稱她是“六十歲的人，十六歲的心”，我們聽罷都拍掌贊同，覺得十分恰當。劉先生雖然是室裡的老一輩，卻一直給我們帶來青春、陽光的氣息，在她的影響下，我們研究室30多年來一直關係融洽，氣氛和諧，友愛互助，大家都把研究室當作除了自己小家庭之外的一個大家庭，其樂融融。她引領、鼓勵大家探究學術，開拓事業，也藉此言傳身教，於耳濡目染之中薪火相傳。
2013年劉志琴（左三）與研究室同事在近代史研究所合影，左四為作者李長莉。
劉先生有一副大慈大愛的俠義心腸。她對身邊友人同事的生活關心關照，誰生活上有什麼問題、遇到什麼困難，她都會給予無私幫助，從不求回報。一位從研究室調出的老師，有一段時期家庭生活困難，劉先生數年間多次給予她資助，她終生感念，說劉先生是她的恩人。劉先生胸懷家國天下，有一腔維護公平正義為己任的志士情懷，常常對不平之事仗義直言，出手相助。她曾為一位幾十年前遭受冤情而死的人代為申訴，終得平反，其家人找到她，向她下跪以表達感激之情。在劉先生撰寫的文字中，也常有對堅守人格道義、學者情操的人與事的讚揚，對社會弊端、人間不平事的譴責。許多與她有過交往，甚至並不認識而只是慕名求助的人，都曾得到過她的幫助，故而在朋友圈中，她素有“女俠”的美名。武漢大學文化史家馮天瑜先生髮來的唁文中寫道：“她是一位有思想、有俠性的學者。”馮先生是她交往多年的同輩，對她的評價可謂至知之論。
明史起步 卓然大家
劉先生以史學家鳴世，但她走上專業史學研究道路則起步較晚，可說是半路出家。她1954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後轉入歷史系，1960年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研究室，從事科研組織工作十餘年。直到1975年她有機會改換工作崗位，當時領導欣賞她的才華，有意推薦她“升官”，但她心中懷著學術研究的夢想，特別是經過對“文革”的反省與思考，立志以史學研究作為自己後半生的追求，故謝絕了領導的好意，進入近代史研究所，從頭做起，正式開始史學研究工作，而這時，她已年近40歲了。
中年起步，與同輩同事相比，專業積累可能稍顯薄弱，但她此前一直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她有歷史學專業墊底，喜歡閱讀歷史書籍，歷史上跌蕩起伏、豐富多彩的人和事，在她心中激盪，引發她思考，這種廣聞博覽使她具有寬廣的眼界和胸懷。同時，工作中她又與許多文史學者交往，追蹤學術前沿，掌握研究動態，對史學研究狀況有總體性觀察與把握，這又使她對歷史研究的趨勢短長，有宏觀上的省察。這些都成為她學術研究起步的基礎，也成為她不拘成法、不循故道，走上史學創新之路，形成自己獨特風格並立於學術前沿的基石。
劉先生治史由研究明史起步。她閱讀明史觸發了許多思考，明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政治控制鬆弛，社會文化出現新動向。“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反省中國現代化思潮湧起，激發了她從明史入手，探究中國社會內部變動的奧秘。她於1979年發表了第一篇史學論文《論東林黨的興亡》，以詳實的史實，深入的分析，揭示明末東林黨與政治社會變動的關係，闡述傳統社會新舊興衰的意義，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獨到看法。這部開篇之作一問世，即受到明史學界的注意，得到前輩專家的好評。隨後短短几年間，她陸續發表了《試論萬曆民變》《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晚明城市風尚初探》《士大夫與城市民變》《論張居正改革》等系列論文，皆以新穎的論題，深刻的思辨，創新的見解而引人注目，很快她成為明史學界升起的一顆新星。數年後，一位明史老專家在給劉先生評職稱時所寫的推薦評語中，稱讚她“思路開闊，思維力強，故能見他人之所未見”。她後來研究重心雖有所轉移，但明史一直是她魂牽夢縈的學術家園。劉先生曾說：“封建王朝發展到晚明，有可能成為歷史的轉折，卻又未能走向轉折。這一時代澎湃的思潮，變幻的風雲，構成歷代末世王朝從未出現的奇景異觀，給今人留下不盡的懸念和思考。這有永遠的吸引力，也會成為我學術生命的歸宿。”所以，她到晚年又迴歸明史，相繼出版《晚明史論》《張居正評傳》《改革家是怎樣煉成的》等明史著作，這些潛心聚力研究的碩果，為明史研究學術叢林增添了亮麗的色彩。
立於學術潮頭 勇於開拓創新
劉先生不只是明史領域的專門家，她還是一位立於文化前沿、倡導史學創新、引領學術新潮的通才大家，因而她在史學界有廣泛的知名度，其影響力甚至超越史學而擴展到文化界。
劉先生是上世紀80年代初“文化熱”的積極參與者和倡導者。彼時改革開放初啟，思想解放大潮湧動，史學界出現反省和創新浪潮。一些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學者，開始擺脫以政治為中心的舊框架，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進行反省。1980年劉大年先生率先在近代史研究所內成立文化史研究室，是全國第一個以“文化史”標名的研究機構，丁守和先生與劉先生任正副主任，共同組織開展文化史研究，編輯整理資料，撰寫發表論文，並聯合復旦大學等單位的思想文化史學者，舉辦系列研討會，創辦《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對一些文化問題展開爭鳴，進行學術交鋒。在這批思想文化史學者的倡導下，文化史研究漸成熱潮，影響擴及到文化界，成為新思想啟蒙的主潮。劉先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大將，她在1983年集中發表了《關於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設想》《文化史熱的時代精神與學科建設》《建設文化史，為歷史學的繁榮增輝添彩》等文章，提出自己對文化史研究的思考，為“文化熱”的興起吶喊助力。
劉先生參與推動社會史復興，開創社會文化史新方向。80年代中後期，隨著思想文化史研究顯露出偏於精英上層和過於抽象的侷限，史學界一些學者提倡研究社會史，將目光轉向社會內部及下層民眾。1986年，劉先生參與了由南開大學馮爾康、山西大學喬志強等幾位先生共同發起的第一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倡導開展社會史研究，標誌著消失已久的社會史學科開始復興。在這次會上，劉先生作了題為《復興社會史三議》的發言，闡述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的連帶關係，提出文化史研究向社會史深入的設想。隨後又於1988年發表了《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一文，進一步闡述了社會史和文化史，是從不同方位出發，沿著同一目標雙軌運行的認知活動。她的這兩篇文章，提出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社會文化史”新學科方向。
此後，劉先生帶領我們研究室團隊，開始以“社會文化史”為主攻方向，協同開拓。當時中國大陸學界這個新領域既沒有資料積累，也沒有理論方法可資借鑑，劉先生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鼓勵我們大膽創新。在她帶領下，我們從基礎做起，從基礎資料的收集和基本脈絡的梳理著手，借鑑傳統史事編年和紀事本末兩種體裁，分頭撰寫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經過5年的艱苦努力，完成全書140餘萬字，於1998年出版。劉先生為此書寫的序言《青史有待墾天荒》，介紹了編寫此書的緣起、立意及過程，闡述了社會文化史學科的理念、視角與創新意義。這套書成為社會文化史新學科的奠基之作，此後劉先生及我們團隊成員，在這一領域繼續開拓，陸續作出系列研究成果，這一學科方向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展，並多源匯聚，不斷髮展壯大。
劉先生一直立於社會文化史學術前沿，發表了系列探討理論方法的文章，推動學科不斷深化、成熟。同時她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發表了論述禮俗文化、衣冠之治、服飾文化、公私觀念、日常生活、風俗習尚、性別意識等方面的論著，皆以其新穎的視角、深刻的闡釋、獨到的見解而享譽學界。2014年底我卸任室主任，為了總結記錄研究團隊開拓社會文化史近30年的歷程足跡，也為了慶賀劉志琴先生八十壽辰，與團隊同人一起編輯《社會文化史30年》，於2017年出版，該書彙集了劉先生及團隊成員研究社會文化史的代表性成果，作為獻給劉先生的壽禮，表達我們的敬意。
書寫活歷史 抒發真情懷
劉先生不是一個書齋型的史學研究者，而是一位縱橫文史、學通古今的大家，是一位胸懷家國天下，追求獨立思想和文化創新的開拓型學者。她以自己的人生經歷、性情品格、精神氣質、智慧才華，形成了別具一格、充滿魅力、精彩紛呈的學風文風。她不僅撰寫嚴謹、專深的史學研究論著，還寫了不少談史論學、品人論事的隨筆文字，出版了《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千古文章未盡才》等隨筆集，這些文字揮灑自如、汪洋恣肆，更見其真性情。
劉先生前半生歷經家國變故、政治動盪，直到中年才在獨立思考中悟道治學。她回憶說，“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使我茅塞頓開，我從政治思想的反思中，找回了自我。”她放棄仕途功利的誘惑，自願選擇清貧寂寞的學術之路，埋首書齋，以“探索歷史真相、揭示事物至理”為志業，她以徜徉於浩瀚的歷史之中求取新知為最大的樂趣。她說：“對於研究工作，我並沒有將它當作職業，主要還是興趣的驅使”。正因如此，她以飽滿的生命激情，不衰的學術生命力，旺盛的探索精神，投身於學術研究之中。她解史不循既有框架，思想出之於獨立思考，文字發自於真情實感，形成富有個性的風格。她自述自己的治學狀態：“那使我動之於情、感之於心的歷史場景、人物春秋，統統訴於筆端，一任思想自由奔流，抒寫生活和生命，就是我的追求和快樂！”這種治學求知的快樂，使她直呼：“研究歷史真痛快！”
她治史重在求智慧、出思想。她讚賞劉大年、季羨林、楊向奎、孫思白等老一輩史學家，直至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思考不止，保持著旺盛的思想力和創造激情，且多有著述精品產出，發表精闢睿智言論。她說：“科研不言老，是許多老一輩學者的心態，也正是對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們學術事業的高峰。” “積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學者永遠燃燒學業的青春。”她由衷讚歎“思想者不老！”
她以“坐集天下之智，以善取為樂；不法前人後塵，闢蹊徑求知”為座右銘，治學不循舊途，“不拘一格求真知”，力求書寫“活”歷史。她說：“史學也是人學，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綜合體。芸芸眾生的歷史人物，各有個性和傳奇經歷，林林總總的社會生活，千姿百態，事態發展又有多樣性和情節性，完全可以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寫出有聲有色的雄文華章。”所以，她“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關注民眾生活百態，從中發現蘊藏於社會生活中的民族智慧、思想底蘊和文化特性。
她胸懷家國天下，心繫民族命運，關注社會現實，因而治史多圍繞時代變革的普遍論題，著述常縱論古今變遷的得失大勢，她說“在歷史和現實中穿梭，是我的興趣所在”。她不盲從，不阿眾，對現實風雲變幻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明智的態度，以自己的獨立思考向歷史中求取真知與智慧，故總能提出閃光的思想，寫出富有個性和獨創性的華彩文章。
劉先生在她那一代人中個性鮮明、別具一格，但她又是那個時代所塑造和成就的一個傑出代表，在她身上體現著時代變遷所凝聚沉澱的精華。她的離去，或許預示著那個時代及她那一代人的漸行漸遠。社會的曲折動盪，成就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縱觀歷史長河，每一代豪傑志士各領風騷幾十年。劉先生精彩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我們後人的責任，就是繼承前輩的精神和事業，繼續奮進前行，為民族文化及學術事業作出我們這代人的貢獻！
劉先生的離開，使我們痛失敬愛的師長，小友李俊領代全體研究室同人為劉先生撰寫了輓聯：
道義安人，志行侔嶽，通誠明境界啟後輩；
文章濟世，風骨峭冰，倚獨立精神求新知。
以此送別劉先生，表達我們的敬意，寄託我們的哀思。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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