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裡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寶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說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本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裡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佈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前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菸，他立刻就戒菸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汙。他所謂“貪汙”，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久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則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讚語定要大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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