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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即將到來之際，4月29日，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馬凌和作家趙松來到“跳島FM”第五期，從他們最近的辦公經歷和感受出發，聊聊當代社會中人的“自我剝削”與疲勞。
疫情期間，趙松曾一個人在辦公室上了近一個月的班，而馬凌即便不在疫情期也基本都在家辦公。馬凌說：“我想這次疫情使大家有了一個體驗，過去很多人羨慕每天宅在家的工作，但真讓你在家辦公的話，你發現根本就不是996的問題了，是16×7，每天16個小時、一週7天，這樣的工作方式既不健康，也不快樂。”
趙松則感慨：“回顧從現代社會開始到現在的近100年的歷程，你會發現我們眼前的是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社會。傳統的西方基督教社會和中國儒家社會基本上都已經瓦解了。一方面人制造了一種 ‘人無所不能’的幻覺；另一方面人的信仰逐漸消失了。人越來越像一個機器裡的原件，根本停不下來。這導致了整個當代社會的危機感和碎片化，甚至家庭的解體。應對它唯一的可能性大概就是恢復個人對世界的感知能力和思考能力，以及個人精神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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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島FM”第五期（試聽）
倦怠感也成為暴力，撕毀一切親密關係
疫情發生後，不少人都感慨遠程辦公、在家辦公混淆了生活與工作的界限，已造成越來越多人“自願”加班。
趙松提及，學者韓炳哲在《倦怠社會》裡提到過這是現代人的一個特點。早期現代人還是處在一種被剝削狀態。但到了當代社會，高頻率、快節奏、高密度的生活工作已經催生了人的自我剝削。
“韓炳哲的《倦怠社會》是他一系列著作當中的一本。跟現代社會相連接的，除了倦怠社會，還有其他關鍵詞，比如透明社會、功績社會、愛慾社會等。在這樣一種社會中，我們跟19世紀、20世紀前半期的人有了很大不同。”馬凌稱，過去社會給了人們百般限制，但現代人的行為失去了限制，在大量過激的行為中產生了一種疲倦，這種疲倦是所謂“我行我能”才帶來的疲倦，而不是過去那種 “你不行你不可以”所導致的壓抑。
“你會希望你的各個方面都能夠更出眾一些，包括減肥、塑身、整容，所有的這些其實都是為了達成一種更完美的、超乎常人的心理訴求，其實也是一種自我剝削的心理狀態。如果他達不到更強的狀態，他不僅產生自我厭惡，甚至和親近的人都會產生強烈的分裂感、斷裂感。我就發現有一些經常加班形成習慣的人，慢慢地會和家庭產生距離感，然後他有時候為了迴避這種矛盾會自主加班……最後會變成很扭曲的關係狀況。”趙松說。
兩人都認為，工作時間太長所導致的疲勞是一種對人的異化。趙松表示，韓炳哲的《疲勞社會》裡頭有一段特別提到了漢德克，說功績社會的倦怠感是一種孤獨的疲憊，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離。這種倦怠感是彼得漢德克在《試論疲倦》中所說的分裂的倦怠感——兩個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離，陷入高度個人的倦怠感之中。
“這種導致分裂的倦怠感使人變得失去觀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佔據了全部視野。它們是一種暴力，由於它們撕毀了一切共同體、集體和親密關係，甚至摧毀了語言本身。”
慾望像病毒傳播，我們生活在他者目光之下
文學中也有很多有關疲憊、倦怠的意向。
趙松
趙松舉例，古希臘神話中喀戎的馬人被赫拉克勒斯射傷腳踝，他是不死的，但疼痛永遠都在，為此他就祈求宙斯免除他的永生，擺脫這種疼痛。在承受這種疼痛的過程中，喀戎的馬人身心俱疲，這時死亡反倒是變成了一種解脫，永生就變成了永遠的折磨。又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勞》，其實也是通過對人的不斷投胎轉世來展現人無法擺脫的永劫輪迴。
“人類都渴望永生，以為永生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人還會有厭倦，沒有身體疲倦，也有心理的疲倦，並不是說生命長度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普羅米修斯被宙斯釘在了高加索山上，白天老鷹過來啄他的內臟，晚上傷口再慢慢癒合。普羅米修斯是不死的，只有痛苦無休止地延續。也正因如此，最後被解救的普羅米修斯成為了一個從罪與罰的循環困境中被解放的希臘神話故事。”他說。
馬凌想起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寫《論美國的民主》。“他早在19世紀就意識到一件事情，正在到來的社會是一個平等的社會，但是平等產生的慾望與平等所能提供的滿足慾望的手段之間的對立，使人們感到痛苦和疲憊。換句話說，在普遍的競爭、攀比、羨慕、嫉妒、仇恨當中，無論是愛情、地位、財富還是其他的個人成就都被毒化了。人們只對其他人的慾望垂涎。這種慾望就像病毒一樣在傳播，我們每個人都是沾染上這樣一種病毒了，都是生活在他者的目光之下。”
在趙松看來，這就像科學家在探索外星時發現有個太陽系以外的地方，但實現遠征外太空的理想是會把地球的能量耗盡的。“根本就實現不了。我覺得這非常像一個隱喻，現代人為了追求一種更強烈的更完美的快感享受，其實最後是在還沒有抵達的時候就已經把自己耗幹了。”
能夠體驗到與眾不同的生活，比其他的都重要
馬凌提到，韓炳哲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話——如果說睡眠是身體放鬆的最高形式，那麼深度無聊則是精神放鬆的終極狀態。“一味的忙碌不會產生新事物，它只會重複加速業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嘆說，由休息和時間構築夢之鳥的巢穴，在現代社會日漸消失了。沒有了放鬆和休息，我們便失去了傾聽的能力。”
馬凌
至於大家經常談論的996，趙松認為，這仍然是一個“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的問題。“沒有人規定你必須跑到高壓的一線城市去尋求所謂的發展的機會。996是個社會問題嗎？說是也是。但是反過來講，也是個人選擇。另外一點我是覺得工作本身肯定有它的價值，不僅僅是謀生的價值。關鍵這個社會最致命的一點是整個社會和資本系統對個人的壓榨剝削已經是常態了。大家都在呻吟。現代人的選擇餘地非常小，這是導致現代人的危機感和不安全感前所未有的強烈的一個原因。”
他感慨，現在的小孩從小就競爭激烈，長大以後又要面對996。“我認為， ‘90後’會比 ‘80後’厭倦得早， ‘00後’比 ‘90後’厭倦得還要早。”
那麼，面對這樣的精神困境，我們還能怎麼辦？
馬凌說：“思來想去只能是自我解壓。如果你自己不解放自己的話，沒有人能夠解放你。尼采曾經提過，我們可以做一種否定性的選擇。這是一種說 ‘不’的能力。可能退步會使生活變得好。”
趙松則認為，要想辦法就是切斷這種不斷增長的欲求。“我有時候就想，小孩看個螞蟻就能看半天，還看得有滋有味的。反而是成年人失去了這種能力和樂趣。所以歸根到底，人還是要努力把自己從那過於強烈的群體慾望鏈條中解脫出來，回到一種在尋常事物裡就能找到樂趣的狀態，過自己的生活。而在並不漫長的一生中，能夠體驗到與眾不同的個人生活，其實比其他的都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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