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
誠實面對自己的不完美，人生就能由難而易
張越，1965年出生於北京，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當過中專教師，做過自由撰稿人，嘗試過做電視編劇，從1995年底開始，擔任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20年間，張越主持過《半邊天》《音樂人生》《夜線》等電視欄目。因為肥胖，張越曾經常常被人嘲笑，年輕時候的她常常以極端的方式回擊。後來張越逐漸意識到，每一個生命本質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殘缺，只是有人在生理上，有人在心靈上，沒有任何人能夠倖免。認識到這一點之後，張越的人生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種新的平等觀在她心中逐漸形成。
2011年，張越和朋友一起創辦了國內第一家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它基金”。她認為，對動物的虐待和傷害，終究會導致人類對生命的漠視，保護動物的本質事實上是保護人類自身。媒體評論說，張越是一位遠離喧囂，能以批判眼光自省的主持人。她的節目大多聚焦在大時代中被漠視的普通個體的人生境遇與精神困境之上。張越說成就自我的關鍵是兩個字：“老實”。這種老實一是老實本分地始終忠於自我，敢於為理想堅持，也敢於勇敢捨棄；二是一旦決定的事就老老實實努力，不走捷徑，不貪慾念。
我終於學會了傾聽
畢嘯南：當年紅透中國的《半邊天》節目，彷彿在一夜之間確定了你在屏幕上特別犀利敢言的女主持人形象，那是真實的你嗎？
張越：不完全是。非常偶然的命運，我從1995年開始從事這個行業，那個時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準確地說應該叫“司儀”，就是打扮得很漂亮，站在那兒說下一個節目是什麼之類的。我那麼做了兩期，有領導看了以後說你幹這個幹嗎？你又不是演員出身，也沒學過播音，不管是身體姿態、外貌，還是表達都不理想；你的能力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說對問題有看法，並且能表達出來。從這一點出發，應該給我開一個真正屬於我自己的節目。正好那時候中央電視臺的一些年輕製片人想學做美式的脫口秀，特別想找一個能做這種節目的，他們覺得我或許可以，於是就給我設計了一個節目，設計成每期由我採訪一個有能力、有名氣、有人生態度的男性，由我和他做兩性問題的爭論。在節目裡，我不是裁判，而是下場踢球的隊員，而且不能輸，只能贏。所以我上場就是去“殺人”，但其實我“殺”不了人，那些中年男人也不會通過一次談話就改變自己的價值觀。但我的主持態度確實跟以往所有的女主持人不一樣，沒有那麼溫良恭儉讓。可笑的是，為了尋求和男嘉賓的對立，每次我都是準備好了一整套觀點和說辭，可那不一定完全是我自己的觀點。但很快，報紙上就開始說中國出現了鷹派主持人，用來形容我的都是“咄咄逼人”“犀利”“機智”“鋒利”之類特別厲害的詞。那時我還年輕，也有自己的職業虛榮心，於是人家越說你要“殺人放火”，我就越願意在節目現場變得厲害，為搶了別人的話感到滿足。之後有次遇到一位涵養好的嘉賓，不跟我吵，我當時覺得挺羞愧，我的能耐沒完全發揮出來，節目錄得不好看，那位男嘉賓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錄完後還向我道歉。結果那一期節目播出的效果特別好，許多觀眾寫信來要求我轉給他，全是情書。之後我開始覺得，一個主持人只有讓自己的嘉賓表達出真實的自我，才能做出好節目。自那之後我開始慢慢調整，後來差不多有兩年時間不再做主持人。我去找領導，說我不做節目了，我覺得讓我談的那些我都不想談，我沒有價值感。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想談什麼。年底前發獎金本該是一年中最高興的時候，可我領完了一沓錢，卻難過地哭了。我覺得自己乾的那些事情沒意思，我不喜歡。我工作不能光為了騙錢。電視臺是一個公眾平臺，我總得乾點兒我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這一停，就將近兩年，除了跟朋友聊天、看書，（我）什麼都沒做。當然（我）也會焦慮，主要是沒有收入，電視臺給的1000多塊錢底薪不夠過日子。完全沒錢的時候，我就去催別人給我稿費，因為我以前給報紙開過專欄，不少稿費都還沒領，其實沒有多少錢，原來想不起來，那時候因為窮就全想起來了，掰著手指頭想。等一拿到錢，我就高興地叫朋友出來吃飯。有時候在社交場合會碰到一些同行或者明星，他們會說我真是太可惜了，之前挺紅的，怎麼就折了。不過我完全沒有這種看法，而且在這期間我不斷（地）跟身邊的普通人聊天，賣菜、修鞋的都聊，都是真實的生活故事，比我以前那些空洞的話題有價值多了。這些滋養慢慢地就形成了之後的《張越訪談》，就是在生活中尋找一些有獨特經歷又有表達慾望的普通人。而這些普通人能映照出一代人、一群人的影子。我就對領導說，我又想做了，我想去採訪人。那時深圳有一個叫胡曉梅的廣播電臺主持人，之前是個打工妹，混不下去想離開深圳。在最後一刻，她坐上游覽巴士想要看一看這個自己奮鬥過的城市。她在巴士裡面聽到了一檔講述深圳夢的電臺熱線節目，特別有感觸，就打進去講了自己（的）夢想失敗的過程。她打完了這個電話就準備收拾東西離開。就在那時，電臺打來電話說她的熱線創造了最高收聽率，問她願不願意去當主持人。她就這麼戲劇性地變成了一個主持人，後來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金話筒獎獲得者。我就去深圳採訪了她。因為她的故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和她對話的過程很平常。後來我和攝像去深圳火車站拍一段空鏡，我是主持人沒啥事幹，就在裡面亂轉。後來我想上廁所，在那個公共廁所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女廁所的牆上和每一個隔板的門板上都寫滿了字，都是這樣的：深圳我愛你，你給了我夢想。深圳我恨你，你奪去了我的靈魂。然後有的人寫：今天夜裡我沒地兒可去，媽媽我去哪兒？
整個火車站如同一個大的吞吐機，吐出了全國各地無數懷抱夢想來到特區尋夢的青年，多少人在這裡失敗、落魄、難過、選擇離去，多少人在這裡開闢了自己新的人生。好多年之後，我碰到羅大佑，我問他你創作的核心理念是什麼？羅大佑說他關注的就是西門町洶湧人潮中每張臉背後的故事。這句話一下子就說中了我在深圳火車站的所有感受。我想知道（在）門板上留言的每一個人是誰？從哪兒來？為什麼要到這兒來？在這裡遇到了什麼？我想知道在這個大時代裡曾經努力追求過的每個人，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後來我跟劇組的同事說，我覺得我們抓住了一個東西，快要抓住了，有一個特別有價值的東西在向我們走過來。從此我就開始去往全國各地，去找各種各樣的人，分享他們具有時代和階層代表性的人生故事。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地愛上了我的職業，我終於學會了傾聽。以前我愚蠢地認為自己是最聰明的，我要在節目裡表達自己的聰明。現在我知道大千世界，人是多麼的豐富，我所知的實在太有限。作為主持人，我是來聽他們說話的，我是來幫他們把想說的話說出來的，他們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不是我。
老實是我的關鍵詞
畢嘯南：我一直聽你說，沒有打斷。你的敘述特別連貫，能感覺到你對這一段往事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反思。一個人能夠認識到自己不是獨一無二的聰明人，能夠從內心尊重並且願意傾聽其他人的聲音，這無疑是一次心靈的躍升。表面看起來，你成為別人的聽眾，是把自己降下來，但實際上你是將人生的閥門從釋放的擋位轉到了吸收的擋位，結果是大大豐富了自己。接著你還是會釋放，但是因為你整個的體量變得比以前大許多，所以你在釋放的時候不會有“宣洩”的感覺，但其實你的影響力是增加的。這個邏輯其實非常簡單，但人往往會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錯誤，所以你這個變化特別難得。咱倆有一次凌晨通了三四個小時的電話，其實你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你說每個生命個體其實都很難面對生活去做獨立的抗衡，而你的工作就是通過語言架起一座橋樑，讓人能夠彼此溫暖，獲得力量。
張越：我採訪過一個寫信給我的農村婦女，陝西咸陽農村的。她那裡很富裕，生活水準不低，但她在信裡邊說自己心裡特別不舒服，覺得壓抑，但是不知道是因為什麼。當時我感覺她是有更強烈的精神追求，願意學習文化知識。等我帶著劇組到咸陽去找她，發現她人特別羞澀，什麼都說不出來。我就先跟她一起過了3天日子，等到兩個人已經特別熟悉親近了，我說可以採訪了。那時候天氣很冷，我們坐在田間地頭，可她依然什麼都說不出來。我就讓攝像先到附近拍點兒空鏡，然後跟她閒聊。我說你老說不高興，又說不清到底為什麼不高興，那你告訴我你變成誰就能滿意了，電影、小說裡的人也行？她毫不猶豫地就說“你”。我說怎麼會是我？她說你有工作、有同事，認識好多人、去過好多地方，不像我，我哪兒都沒去過。你看我們家離西安只要花9塊錢坐長途汽車就到了，但是我從小到大都沒去過。對於我們這裡的農村女人來說，有錢買房子、製作傢俱是正常的，拿錢出去旅遊就不正常；花錢買衣服是正常的，花錢買書就不正常。人家會說這家媳婦不安分。可是我特別想出去，結婚之後，我去過一次西安。我站在西安鐘鼓樓，看到好多人，我就哭了，我覺得我特別孤獨，這麼多人都跟我一點兒關係也沒有。那些城裡的女人就算穿一件黑衣服也特別好看，而我都不敢穿黑衣服，我這麼土，要再穿黑衣服就更土了。我都穿紅衣服，可穿上也不好看。我看電視跟你們看電視不一樣，我是把電視當書讀，通過電視去所有裡面的地方。我的攝像悄悄地在遠處錄下了我們這些對話，等這個節目播出之後，有好多媒體和觀眾聯繫我，想要這個農村女人的聯繫方式。我問她，我能不能把你的地址給別人。她說你不要給任何人，我歲數大了，要是年輕還來得及出去，現在上有老下有小，我適應不了城市的生活，我走不出去了。我心裡已經很亂了，你要讓外邊的人再來誘惑我，我的心就更亂了，就讓我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吧。你知道人一輩子都面臨著去與留的難題，有人不敢去，當然也有人敢去。但是去留、愛恨、生死，所有的這些基本母題對人類來說是一致的。
畢嘯南：當你找到這個價值之後，是否足夠形成強大的動力，讓你面對一些外在的誘惑？你曾經當紅過，你和虛榮心從來就沒有鬥爭過嗎，還是說你認為那些真的不重要？
張越：虛榮心每個人都有，年輕的時候尤其會有，有的人一輩子都超越不了。我也曾經陷入其中，我的製片人找我談過，說有些節目別去了，你不能什麼都談，你不能什麼節目都去，這對你沒有好處。我當時根本不明白她在說什麼，而且對這種話非常反感，心裡想的就是他們都是見不得我紅，就想（用）一個節目霸著我，不讓我去別的地方。後來一個領導跟我說，一個好產品可以有一個好商標，它倆是一體的，當一個商標往所有的產品上貼的時候，它就跟所有的產品都沒有關係了。最先朝你撲過來的人，也是最先拋棄你的人。這些話真有道理，但是當時真不知道。直到後來開始做《張越訪談》的時候，我才發現了生活的滋養，理解了人性，瞭解了社會、歷史和身邊的人，也最終了解了自己。
畢嘯南：你覺得對你而言成就你的關鍵詞是什麼？
張越：老實。
畢嘯南：你的“老實”和詞典上解釋的老老實實，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不同，它不是那種中規中矩的意思吧？
張越：更像誠實，或者說踏實。我會一直在一件事情上認真做下去，直到做得特別好。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媽就一直在跟我說，你長大了幹什麼都行，但是幹什麼都得是那行裡幹得最好的那個人。用同事白巖松的話來說，在我們這行有短跑選手，一夜之間紅遍全球，也有長跑選手。我說“我適合做馬拉松選手”。這確實是我的個性和我喜歡的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在一個我認可的專業里老老實實地耕耘下去。
去愛不完美的事物
畢嘯南：所以你的“老實”有兩層含義，一是始終忠於內心深處的呼喚，二是在追求的路上踏踏實實地前進。但是這個時代可能很多人不大相信這個“老實”的力量了？
張越：對，不相信。比如我現在瘦了，大家最感興趣的不是我去哪兒做節目或者做不做節目，大家感興趣的是我怎麼減的肥，有沒有整容。一些同行見我就說，你這整得真成功，怎麼整的？開始我還給人認真解釋，後來我都不解釋了。如果我告訴他，這是因為我晚上做直播節目，從下午上班到夜裡這期間沒空吃飯，沒人會真的願意聽，也沒什麼人相信。
畢嘯南：你有（過）要主動減肥嗎？
張越：完全沒有。其實就是因為職業的原因被迫調整了生活方式。我連體重秤都沒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變瘦還是在變胖，我的同事每天跟我在一起工作，天天見面也看不出那種緩慢的變化。直到有一次我去一位熟悉的設計師那裡取衣服，以為他把衣服做肥了，這才意識到自己瘦了。
畢嘯南：我覺得減肥這個話題不光是一個八卦，其實背後也透露出一個人的生命觀和他的生活方式。
張越：其實起決定性的是自己的感受，如果你認為胖一些對你不是問題，那它就不是問題，你不能生活在別人的目光裡。在學生時代，我上街會有陌生人忽然停下來說我胖，然後就走了。我在外面吃飯，也會有不認識的人過來說這你一頓得吃多少。一開始我根本反應不過來他在說什麼，後來次數多了就學會了還擊，方式特別極端。這是個特別不好的事情，對自己也有損傷。然而就是我們今天生活中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開始想與人為善，然後被欺負，就想著要還擊，最後就變成了人際關係的惡性循環。我大學畢業以後做過一段時間的中專老師，我原本以為只有自己因為胖感到自卑，結果通過和學生們的溝通，我就發現他們全都自卑。有的嫌自己長得黑，有的嫌自己長得白，有的因為長了青春痘，有的因為胖，有的因為瘦，特能說的人覺得自己不深沉，不能說的人覺得自己笨嘴拙舌……（這些）跟我們中國傳統的教養方式有關，家長對孩子從小就是批評式教育，所以他一輩子都在防禦別人。明白了這一點後我就徹底釋然了。因為這是所有人的通病，人是沒有辦法徹底讓自己沒有毛病的。
畢嘯南：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自卑的問題，很多人一輩子跨不過去。核心問題是生命本身就是有殘缺的，如何去面對這種必然的殘缺，積極健康地面對它，甚至將它轉變成生命的財富？
張越：有一個我特別尊敬和喜歡的作家叫史鐵生，他是個高位截癱病人，一直坐輪椅，但曾是籃球健將，20多歲忽然就站不起來了。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叫《我的夢想》。他說自己崇拜體育明星劉易斯，後來在一場重要的比賽上，劉易斯敗了，現場所有記者和觀眾的焦點都轉向勝利的約翰遜，劉易斯忽然就被晾在旁邊沒人理。為此他好幾天都特別難過。後來他明白自己難過是因為他一直覺得劉易斯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當他失敗的時候，這個想象破滅了。原來每個人都有侷限，劉易斯的跑不快，跟他的不能跑，其實沒有區別，都是侷限。如果一個人不能接納生命本身的侷限和殘缺，不管是他還是劉易斯，都將是不幸福的。後來劉易斯到北京，找到了史鐵生，把自己的跑鞋送給了他。
畢嘯南：當我們整個社會都在追逐誰比誰更成功，誰比誰更閃耀的時候，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思基礎。臺灣作家龍應臺有句話說，衡量國家文明的尺度在於看他如何對待那些弱勢的人。
張越：我們有兩個功課要做，一個是接納自己，然後是接納別人。接納自己是接納別人的前提。所以一個真正愛自己的人反而會善待別人。我們從小受教育老說要愛一切美好的事物，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人人都愛美好的事物，不美好的事物怎麼辦？實際上這個世界99.9%甚至100%的生命都是不夠美好的，怎麼辦？
關愛動物的本質是關愛人類自身
畢嘯南：這些年你除了做主持人，還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自己成立的動物保護基金。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張越：十幾年前，我在做《半邊天》主持人，有一次去採訪一位女士，非常偶然地在她家院子裡看到了很多傷殘的流浪貓和流浪狗。那時候我自己不養動物，也不關注動物領域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傷殘的動物，而且有的情況很嚴重。比如：有頭上被人釘進了釘子的狗；有渾身被化學藥品或者火燒傷的狗；有被人挖掉眼珠的貓；有被人把四肢碾碎的貓……採訪過程中正好有人送來了一隻小狗，被附近一個工廠的人用帶釘子的木板打傷了，狗身上有上百個血洞。我當時特別震驚，說這要趕緊報警啊。那位女士說，報警沒人管的，這樣的情況太多了。我當時特別吃驚，然後感到特別困惑。怎麼會這樣，怎麼可以這樣對動物肆意虐待？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該自我教育一下，因為總得有點兒正確的價值觀，然後走向文明吧？
畢嘯南：所以你關愛的看似是動物，其實重點還是人類自身的命運。
張越：我希望社會管理是文明有序的。如果一個社會里的人可以任意地對待動物，如果小孩子是在一個看著成年人任意虐待動物的環境裡面長大，那對世道人心會有多大的傷害？我記得哲學家周國平說過，一個殘忍虐待動物的民族和人群，其生命感會麻木，會不懂得怎麼尊重自己的同類。一個人怎麼虐待動物，他就會怎麼虐待同類。所以我們生活中的那些假冒偽劣、那些礦難、那些兇殺，跟活熊取膽、活吃猴腦都是有內在聯繫的。其實都是對生命的漠視。現在我們的社會充滿戾氣，有很多冷酷和殘暴的角落。我認為除了要有立法，還要有共識，就是人和人之間、生命和生命之間彼此尊重的理念。於是在2011年，我們成立了“它基金”，全稱是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200年前，全世界最早建立反虐待動物法和民間反虐待動物組織的是英國。今天所有的保護動物組織，都是學習英國的。最早呼籲立法和保護動物的人，也是最早呼籲廢除黑奴買賣的人，是英國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因為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和船隊，英國是當時從非洲劫掠黑奴並販賣到北美情況最嚴重的國家。年輕的威伯福斯在議會上發表演講，呼籲廢除奴隸貿易。結果幾乎所有人都在嘲笑他，因為國家和老百姓都在從中賺錢。他在呼籲廢除奴隸貿易的同時也呼籲反虐待動物的立法，從一個人，到幾個人，再到十幾個人，成立了廢奴小組。他為此奔走一生，到他去世時，英國終於廢除了奴隸貿易，英國甚至用他們在奴隸貿易中賺到的錢為黑奴贖身。也是在那個時候，英國終於有了第一部反虐待動物的《馬丁法案》。
畢嘯南：目前來講，動物保護在國內還遭受著一定的質疑，甚至是爭議，會不會有人覺得你做的這件事情固然對，但是太超前？
張越：生命之愛是不能排序的。從我的經驗上看，對動物好的人，對人不會壞。現在大家有一個誤區，認為動物保護是從國外學來的，但其實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有保護動物行為和保護理唸的國家之一。比如說在黃帝時代，就不允許人射殺幼小的野獸，不允許撿拾鳥蛋，按照現代的話說，是為了可持續發展。中國漢朝有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專門保護鳥類的官方機構。再比如到了清朝，有一個組織叫內外城巡警總廳，相當於北京衛戍區。這個總廳的工作之一就是禁止人們虐待牲口。中國核心文化是儒、釋、道，儒家的核心是仁愛，佛家的核心是慈悲，道家的核心是和諧。儒、釋、道三家加起來就是天人合一，這是東方文化的核心。
畢嘯南：你說生命之愛是不能排序的，會有人從這個立場上去反問你，憑什麼貓狗就是伴侶？憑什麼不能吃狗肉，卻可以吃豬肉？
張越：很多人都這麼說，你怎麼吃豬肉、吃雞肉？如果我要說我不吃肉，我吃素，也有人會說難道植物就沒有生命嗎？難道莊稼就沒有生命嗎？你如果要真善良，你就去餓死吧。實際上這是最普遍的跟動物保護相關的問題。我覺得從事實上來說，動物是有分類的。動物的分類是根據不同國家的法律、公序良俗，還有公共認知來進行的，是在某個歷史發展階段被人類普遍接受的一種分類。不同的分類動物有不同的對待方式，也有不同的保護方式，都是保護，但並不是一說保護就不讓人吃飯。比方說獅子、老虎這樣的野生動物該怎麼保護？需要人類去給它送糧食嗎？不用。野生動物的保護，就是不要接近它，不要破壞它的棲息地；那麼伴侶動物，貓狗這樣的，對它的保護又是什麼？是規範繁殖，規範買賣，負責任地飼養，不要隨意拋棄，更不要虐待；對經濟動物，就是人類日常食用的雞鴨鵝來說，也有它們的保護方式。就是在飼養的過程中，給予基本的食物、光照，合理的生存環境，在屠宰的時候免予巨大的痛苦和恐懼。可能有人會問，這有什麼意義，你殺都殺了，吃都吃了。實際上如果不是人道飼養，那麼在飼養的過程中可能投餵了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藥物，那個肉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經濟動物的人道思想和人道屠宰不僅僅對動物有意義，對人也有意義。這裡面還有一重意義是感恩。很多人家裡殺雞宰鵝的時候，都會念叨幾句歉意的話，我覺得這叫文明的底線。就是還有情義，還懂感恩。
畢嘯南：目前來講，中國國內有沒有在你的經驗和視野當中，無論是政府、民間機構還是公民個人，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可供參考學習的案例？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雖然有愛動物的心，但往往苦於找不到能夠採取行動的方式。
張越：大連有一個民間公益組織叫“微善”。這一群青年志願者做的，也是收養和治療流浪動物的工作。他們靠捐贈建起了一個動物醫院，為治療（後）康復的動物尋找領養，據說得到了大連公安局養犬辦的大力肯定和支持。其實中國各地的公安局都有養犬辦，他們的工作往往也很難做，要動員民眾為自家的狗交管理費、打疫苗、做絕育。但是很多飼主不會去註冊，也不打疫苗、不交管理費，拒絕接受社會的管理。大連的公安局的養犬辦跟動物保護的民間組織進行了特別和諧的互動，彼此幫助宣傳。比方說民間組織要做一個“領養代替購買”的宣傳活動，養犬辦的領導會到現場跟觀眾做一個演講。很多人不知道，動物保護這件事有沒有公安局或者說政府的支持，效果和結果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說公安局查抓了一批狗，可以讓志願者幫忙宣傳領養，給它做個絕育就可以帶走。對老百姓來說，不花錢可以養一條狗；對公安局來說，問題也得到解決了。我非常希望到最後，政府和民間多一些這種良性互動，本來雙方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這種合作模式非常值得推廣。越活越具體，越活越老實這期專訪的話題事關每個人如何認知生命，以及如何過好這一生。
生命是有殘缺的，你我他，概莫能外。如何認知自己的殘缺，能否積極面對，並轉化為特殊的才華，是人生由難而易的關鍵。絕大多數人，一生都渾渾噩噩，且即便看到了自己的缺陷，也不願或不能正視。這些人在面對他人時，往往表現出敵意、防範、嘲笑、鬥志昂揚。
人生還有一條修行的路：直視自己和世界的不完美，同情體諒自己的對立面，對真善美上下求索。這樣無論你是入世還是出世，都可以過上良好的生活。什麼是良好的生活？追求真善美就是良好的生活。當年，《半邊天》和同時期的《實話實說》《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等名牌節目並駕齊驅，張越和白巖松、崔永元、水均益等主持人一起家喻戶曉，令張越著實風光了一陣子。隨後，中國的電視媒體和媒體人在大時代的浪潮中一起變動，張越也在書寫自己充滿轉折的故事。這期節目播出後，其中有一句話說道，張越兩次向央視辭職。張越看到後糾正說，其實她並沒有辭職，只是當初感到迷茫，想要停下來思考清楚，再重新出發。為什麼要讓我們糾正過來呢？她說並非是擔心當年的領導看後有什麼不好的想法，而是不應該去消費自己的東家。一個盡職的人，不論在哪個平臺，都應該盡心盡力工作，都應該對自己獲得的平臺心懷感激。就算離開，也應該灑脫乾淨，不輕易抱怨。對此我深表贊同，連夜修改了片子的內容。還在主持《半邊天》的時候，張越就已經開始為女性權利奔走，做了很多工作。後來機緣巧合，她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動物保護基金—“它基金”，實踐生命平等權。在中國，這還是個非常前沿的話題，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對待動物的態度已經成為人類自我認知和認識他人的標準之一。應該說，張越從事著一件必須做，但在中國又異常艱難的事業。其實直到現在，“它基金”的生存狀況也不容樂觀。
張越的生活目標在她不斷的思考中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聚焦。孔夫子說一日三省吾身，普通人哪怕做不到每天自省，但若是能夠每隔一段時間停下來想想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會有不小的收穫。因為我們心智的成長是伴隨終生的，昨天看起來正確無比的事情，在今天就未必如此，到了明天甚至可能走向反面。正因為心智的成長是一個從懵懂到清晰的過程，所以張越會在看起來成功的工作中感到困惑，她的心渴望一個可以匹配的答案。很多時候，當我們心中懷有不安，過著散漫的生活時，都是因為那個答案還沒有顯現。想要尋找到這個答案，需要我們塑造一個善於反省的心靈，時時刻刻矯正自己前進的方向，時時刻刻在這個方向上看到高遠的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張越也變得越來越老實。就像前面所說，這裡的“老實”指的是誠實地面對自己。我相信，生命的真已經包含了生命的善和美。當我們能夠深刻理解到萬物生命的平等，當我們發自內心尊重其他的生命，這會是必然的選擇。
《女性領袖人物》系列錄製的過程中，我得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幫助，都需要感謝，但張越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因為她可以從主持專業的角度為我提供思路，所以幾乎每次當我在這個過程中遇到“瓶頸”的時候，我都會給她留言，而她也會不吝時間地幫我條分縷析，解決問題。甚至也是受到張越的影響，我不再多說話，不再和嘉賓爭論，而是渴望平等交流，渴望傾聽。當一位嘉賓在舒適的對話環境中，完整地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察覺到了其中具有的巨大價值。而想到這些動人的故事，直抵人心的思想可能能夠通過各種傳播渠道影響到哪怕一個人，我便也異常滿足了。專訪後，張越說我是她見過的難得的訪談節目主持人，堅持下去有成為行業標杆的潛力。感謝她的鼓勵。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曾經在該校畢業典禮上對畢業生們說過一段話：“人生多歧路，這是人的宿命。如果嚴肅地對待人生，就不得不一次次面對歧路面前的困惑與焦慮。人生就是無數的選擇。從人生終極目標的選擇，大的發展方向的規劃，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細節的選擇，邁出每一步的選擇，你的選擇構成你的一生。”
我覺得這段話說得特別好，它近乎精準地描述了張越的人生經歷。如果有人問我，我的生活會好嗎？我會請他/她多讀幾遍上面這段話。
閱讀更多 辰木辰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