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诚实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人生就能由难而易
张越，1965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当过中专教师，做过自由撰稿人，尝试过做电视编剧，从1995年底开始，担任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20年间，张越主持过《半边天》《音乐人生》《夜线》等电视栏目。因为肥胖，张越曾经常常被人嘲笑，年轻时候的她常常以极端的方式回击。后来张越逐渐意识到，每一个生命本质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残缺，只是有人在生理上，有人在心灵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张越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种新的平等观在她心中逐渐形成。
2011年，张越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它基金”。她认为，对动物的虐待和伤害，终究会导致人类对生命的漠视，保护动物的本质事实上是保护人类自身。媒体评论说，张越是一位远离喧嚣，能以批判眼光自省的主持人。她的节目大多聚焦在大时代中被漠视的普通个体的人生境遇与精神困境之上。张越说成就自我的关键是两个字：“老实”。这种老实一是老实本分地始终忠于自我，敢于为理想坚持，也敢于勇敢舍弃；二是一旦决定的事就老老实实努力，不走捷径，不贪欲念。
我终于学会了倾听
毕啸南：当年红透中国的《半边天》节目，仿佛在一夜之间确定了你在屏幕上特别犀利敢言的女主持人形象，那是真实的你吗？
张越：不完全是。非常偶然的命运，我从1995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那个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准确地说应该叫“司仪”，就是打扮得很漂亮，站在那儿说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之类的。我那么做了两期，有领导看了以后说你干这个干吗？你又不是演员出身，也没学过播音，不管是身体姿态、外貌，还是表达都不理想；你的能力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对问题有看法，并且能表达出来。从这一点出发，应该给我开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节目。正好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年轻制片人想学做美式的脱口秀，特别想找一个能做这种节目的，他们觉得我或许可以，于是就给我设计了一个节目，设计成每期由我采访一个有能力、有名气、有人生态度的男性，由我和他做两性问题的争论。在节目里，我不是裁判，而是下场踢球的队员，而且不能输，只能赢。所以我上场就是去“杀人”，但其实我“杀”不了人，那些中年男人也不会通过一次谈话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但我的主持态度确实跟以往所有的女主持人不一样，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可笑的是，为了寻求和男嘉宾的对立，每次我都是准备好了一整套观点和说辞，可那不一定完全是我自己的观点。但很快，报纸上就开始说中国出现了鹰派主持人，用来形容我的都是“咄咄逼人”“犀利”“机智”“锋利”之类特别厉害的词。那时我还年轻，也有自己的职业虚荣心，于是人家越说你要“杀人放火”，我就越愿意在节目现场变得厉害，为抢了别人的话感到满足。之后有次遇到一位涵养好的嘉宾，不跟我吵，我当时觉得挺羞愧，我的能耐没完全发挥出来，节目录得不好看，那位男嘉宾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录完后还向我道歉。结果那一期节目播出的效果特别好，许多观众写信来要求我转给他，全是情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一个主持人只有让自己的嘉宾表达出真实的自我，才能做出好节目。自那之后我开始慢慢调整，后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不再做主持人。我去找领导，说我不做节目了，我觉得让我谈的那些我都不想谈，我没有价值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谈什么。年底前发奖金本该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可我领完了一沓钱，却难过地哭了。我觉得自己干的那些事情没意思，我不喜欢。我工作不能光为了骗钱。电视台是一个公众平台，我总得干点儿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这一停，就将近两年，除了跟朋友聊天、看书，（我）什么都没做。当然（我）也会焦虑，主要是没有收入，电视台给的1000多块钱底薪不够过日子。完全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催别人给我稿费，因为我以前给报纸开过专栏，不少稿费都还没领，其实没有多少钱，原来想不起来，那时候因为穷就全想起来了，掰着手指头想。等一拿到钱，我就高兴地叫朋友出来吃饭。有时候在社交场合会碰到一些同行或者明星，他们会说我真是太可惜了，之前挺红的，怎么就折了。不过我完全没有这种看法，而且在这期间我不断（地）跟身边的普通人聊天，卖菜、修鞋的都聊，都是真实的生活故事，比我以前那些空洞的话题有价值多了。这些滋养慢慢地就形成了之后的《张越访谈》，就是在生活中寻找一些有独特经历又有表达欲望的普通人。而这些普通人能映照出一代人、一群人的影子。我就对领导说，我又想做了，我想去采访人。那时深圳有一个叫胡晓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之前是个打工妹，混不下去想离开深圳。在最后一刻，她坐上游览巴士想要看一看这个自己奋斗过的城市。她在巴士里面听到了一档讲述深圳梦的电台热线节目，特别有感触，就打进去讲了自己（的）梦想失败的过程。她打完了这个电话就准备收拾东西离开。就在那时，电台打来电话说她的热线创造了最高收听率，问她愿不愿意去当主持人。她就这么戏剧性地变成了一个主持人，后来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金话筒奖获得者。我就去深圳采访了她。因为她的故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和她对话的过程很平常。后来我和摄像去深圳火车站拍一段空镜，我是主持人没啥事干，就在里面乱转。后来我想上厕所，在那个公共厕所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女厕所的墙上和每一个隔板的门板上都写满了字，都是这样的：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然后有的人写：今天夜里我没地儿可去，妈妈我去哪儿？
整个火车站如同一个大的吞吐机，吐出了全国各地无数怀抱梦想来到特区寻梦的青年，多少人在这里失败、落魄、难过、选择离去，多少人在这里开辟了自己新的人生。好多年之后，我碰到罗大佑，我问他你创作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罗大佑说他关注的就是西门町汹涌人潮中每张脸背后的故事。这句话一下子就说中了我在深圳火车站的所有感受。我想知道（在）门板上留言的每一个人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在这里遇到了什么？我想知道在这个大时代里曾经努力追求过的每个人，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后来我跟剧组的同事说，我觉得我们抓住了一个东西，快要抓住了，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向我们走过来。从此我就开始去往全国各地，去找各种各样的人，分享他们具有时代和阶层代表性的人生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爱上了我的职业，我终于学会了倾听。以前我愚蠢地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我要在节目里表达自己的聪明。现在我知道大千世界，人是多么的丰富，我所知的实在太有限。作为主持人，我是来听他们说话的，我是来帮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的，他们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我。
老实是我的关键词
毕啸南：我一直听你说，没有打断。你的叙述特别连贯，能感觉到你对这一段往事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反思。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不是独一无二的聪明人，能够从内心尊重并且愿意倾听其他人的声音，这无疑是一次心灵的跃升。表面看起来，你成为别人的听众，是把自己降下来，但实际上你是将人生的阀门从释放的挡位转到了吸收的挡位，结果是大大丰富了自己。接着你还是会释放，但是因为你整个的体量变得比以前大许多，所以你在释放的时候不会有“宣泄”的感觉，但其实你的影响力是增加的。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但人往往会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错误，所以你这个变化特别难得。咱俩有一次凌晨通了三四个小时的电话，其实你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说每个生命个体其实都很难面对生活去做独立的抗衡，而你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架起一座桥梁，让人能够彼此温暖，获得力量。
张越：我采访过一个写信给我的农村妇女，陕西咸阳农村的。她那里很富裕，生活水准不低，但她在信里边说自己心里特别不舒服，觉得压抑，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当时我感觉她是有更强烈的精神追求，愿意学习文化知识。等我带着剧组到咸阳去找她，发现她人特别羞涩，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先跟她一起过了3天日子，等到两个人已经特别熟悉亲近了，我说可以采访了。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坐在田间地头，可她依然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让摄像先到附近拍点儿空镜，然后跟她闲聊。我说你老说不高兴，又说不清到底为什么不高兴，那你告诉我你变成谁就能满意了，电影、小说里的人也行？她毫不犹豫地就说“你”。我说怎么会是我？她说你有工作、有同事，认识好多人、去过好多地方，不像我，我哪儿都没去过。你看我们家离西安只要花9块钱坐长途汽车就到了，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对于我们这里的农村女人来说，有钱买房子、制作家具是正常的，拿钱出去旅游就不正常；花钱买衣服是正常的，花钱买书就不正常。人家会说这家媳妇不安分。可是我特别想出去，结婚之后，我去过一次西安。我站在西安钟鼓楼，看到好多人，我就哭了，我觉得我特别孤独，这么多人都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那些城里的女人就算穿一件黑衣服也特别好看，而我都不敢穿黑衣服，我这么土，要再穿黑衣服就更土了。我都穿红衣服，可穿上也不好看。我看电视跟你们看电视不一样，我是把电视当书读，通过电视去所有里面的地方。我的摄像悄悄地在远处录下了我们这些对话，等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有好多媒体和观众联系我，想要这个农村女人的联系方式。我问她，我能不能把你的地址给别人。她说你不要给任何人，我岁数大了，要是年轻还来得及出去，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我走不出去了。我心里已经很乱了，你要让外边的人再来诱惑我，我的心就更乱了，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你知道人一辈子都面临着去与留的难题，有人不敢去，当然也有人敢去。但是去留、爱恨、生死，所有的这些基本母题对人类来说是一致的。
毕啸南：当你找到这个价值之后，是否足够形成强大的动力，让你面对一些外在的诱惑？你曾经当红过，你和虚荣心从来就没有斗争过吗，还是说你认为那些真的不重要？
张越：虚荣心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尤其会有，有的人一辈子都超越不了。我也曾经陷入其中，我的制片人找我谈过，说有些节目别去了，你不能什么都谈，你不能什么节目都去，这对你没有好处。我当时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而且对这种话非常反感，心里想的就是他们都是见不得我红，就想（用）一个节目霸着我，不让我去别的地方。后来一个领导跟我说，一个好产品可以有一个好商标，它俩是一体的，当一个商标往所有的产品上贴的时候，它就跟所有的产品都没有关系了。最先朝你扑过来的人，也是最先抛弃你的人。这些话真有道理，但是当时真不知道。直到后来开始做《张越访谈》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生活的滋养，理解了人性，了解了社会、历史和身边的人，也最终了解了自己。
毕啸南：你觉得对你而言成就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张越：老实。
毕啸南：你的“老实”和词典上解释的老老实实，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不同，它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意思吧？
张越：更像诚实，或者说踏实。我会一直在一件事情上认真做下去，直到做得特别好。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一直在跟我说，你长大了干什么都行，但是干什么都得是那行里干得最好的那个人。用同事白岩松的话来说，在我们这行有短跑选手，一夜之间红遍全球，也有长跑选手。我说“我适合做马拉松选手”。这确实是我的个性和我喜欢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听从内心的召唤，在一个我认可的专业里老老实实地耕耘下去。
去爱不完美的事物
毕啸南：所以你的“老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始终忠于内心深处的呼唤，二是在追求的路上踏踏实实地前进。但是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不大相信这个“老实”的力量了？
张越：对，不相信。比如我现在瘦了，大家最感兴趣的不是我去哪儿做节目或者做不做节目，大家感兴趣的是我怎么减的肥，有没有整容。一些同行见我就说，你这整得真成功，怎么整的？开始我还给人认真解释，后来我都不解释了。如果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我晚上做直播节目，从下午上班到夜里这期间没空吃饭，没人会真的愿意听，也没什么人相信。
毕啸南：你有（过）要主动减肥吗？
张越：完全没有。其实就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被迫调整了生活方式。我连体重秤都没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变瘦还是在变胖，我的同事每天跟我在一起工作，天天见面也看不出那种缓慢的变化。直到有一次我去一位熟悉的设计师那里取衣服，以为他把衣服做肥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瘦了。
毕啸南：我觉得减肥这个话题不光是一个八卦，其实背后也透露出一个人的生命观和他的生活方式。
张越：其实起决定性的是自己的感受，如果你认为胖一些对你不是问题，那它就不是问题，你不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在学生时代，我上街会有陌生人忽然停下来说我胖，然后就走了。我在外面吃饭，也会有不认识的人过来说这你一顿得吃多少。一开始我根本反应不过来他在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就学会了还击，方式特别极端。这是个特别不好的事情，对自己也有损伤。然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中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想与人为善，然后被欺负，就想着要还击，最后就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我大学毕业以后做过一段时间的中专老师，我原本以为只有自己因为胖感到自卑，结果通过和学生们的沟通，我就发现他们全都自卑。有的嫌自己长得黑，有的嫌自己长得白，有的因为长了青春痘，有的因为胖，有的因为瘦，特能说的人觉得自己不深沉，不能说的人觉得自己笨嘴拙舌……（这些）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养方式有关，家长对孩子从小就是批评式教育，所以他一辈子都在防御别人。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彻底释然了。因为这是所有人的通病，人是没有办法彻底让自己没有毛病的。
毕啸南：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自卑的问题，很多人一辈子跨不过去。核心问题是生命本身就是有残缺的，如何去面对这种必然的残缺，积极健康地面对它，甚至将它转变成生命的财富？
张越：有一个我特别尊敬和喜欢的作家叫史铁生，他是个高位截瘫病人，一直坐轮椅，但曾是篮球健将，20多岁忽然就站不起来了。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梦想》。他说自己崇拜体育明星刘易斯，后来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上，刘易斯败了，现场所有记者和观众的焦点都转向胜利的约翰逊，刘易斯忽然就被晾在旁边没人理。为此他好几天都特别难过。后来他明白自己难过是因为他一直觉得刘易斯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而当他失败的时候，这个想象破灭了。原来每个人都有局限，刘易斯的跑不快，跟他的不能跑，其实没有区别，都是局限。如果一个人不能接纳生命本身的局限和残缺，不管是他还是刘易斯，都将是不幸福的。后来刘易斯到北京，找到了史铁生，把自己的跑鞋送给了他。
毕啸南：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追逐谁比谁更成功，谁比谁更闪耀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基础。台湾作家龙应台有句话说，衡量国家文明的尺度在于看他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的人。
张越：我们有两个功课要做，一个是接纳自己，然后是接纳别人。接纳自己是接纳别人的前提。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反而会善待别人。我们从小受教育老说要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人人都爱美好的事物，不美好的事物怎么办？实际上这个世界99.9%甚至100%的生命都是不够美好的，怎么办？
关爱动物的本质是关爱人类自身
毕啸南：这些年你除了做主持人，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自己成立的动物保护基金。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张越：十几年前，我在做《半边天》主持人，有一次去采访一位女士，非常偶然地在她家院子里看到了很多伤残的流浪猫和流浪狗。那时候我自己不养动物，也不关注动物领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伤残的动物，而且有的情况很严重。比如：有头上被人钉进了钉子的狗；有浑身被化学药品或者火烧伤的狗；有被人挖掉眼珠的猫；有被人把四肢碾碎的猫……采访过程中正好有人送来了一只小狗，被附近一个工厂的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伤了，狗身上有上百个血洞。我当时特别震惊，说这要赶紧报警啊。那位女士说，报警没人管的，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当时特别吃惊，然后感到特别困惑。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对动物肆意虐待？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自我教育一下，因为总得有点儿正确的价值观，然后走向文明吧？
毕啸南：所以你关爱的看似是动物，其实重点还是人类自身的命运。
张越：我希望社会管理是文明有序的。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任意地对待动物，如果小孩子是在一个看着成年人任意虐待动物的环境里面长大，那对世道人心会有多大的伤害？我记得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一个残忍虐待动物的民族和人群，其生命感会麻木，会不懂得怎么尊重自己的同类。一个人怎么虐待动物，他就会怎么虐待同类。所以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假冒伪劣、那些矿难、那些凶杀，跟活熊取胆、活吃猴脑都是有内在联系的。其实都是对生命的漠视。现在我们的社会充满戾气，有很多冷酷和残暴的角落。我认为除了要有立法，还要有共识，就是人和人之间、生命和生命之间彼此尊重的理念。于是在2011年，我们成立了“它基金”，全称是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200年前，全世界最早建立反虐待动物法和民间反虐待动物组织的是英国。今天所有的保护动物组织，都是学习英国的。最早呼吁立法和保护动物的人，也是最早呼吁废除黑奴买卖的人，是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因为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船队，英国是当时从非洲劫掠黑奴并贩卖到北美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年轻的威伯福斯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废除奴隶贸易。结果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他，因为国家和老百姓都在从中赚钱。他在呼吁废除奴隶贸易的同时也呼吁反虐待动物的立法，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十几个人，成立了废奴小组。他为此奔走一生，到他去世时，英国终于废除了奴隶贸易，英国甚至用他们在奴隶贸易中赚到的钱为黑奴赎身。也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反虐待动物的《马丁法案》。
毕啸南：目前来讲，动物保护在国内还遭受着一定的质疑，甚至是争议，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固然对，但是太超前？
张越：生命之爱是不能排序的。从我的经验上看，对动物好的人，对人不会坏。现在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动物保护是从国外学来的，但其实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有保护动物行为和保护理念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黄帝时代，就不允许人射杀幼小的野兽，不允许捡拾鸟蛋，按照现代的话说，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中国汉朝有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专门保护鸟类的官方机构。再比如到了清朝，有一个组织叫内外城巡警总厅，相当于北京卫戍区。这个总厅的工作之一就是禁止人们虐待牲口。中国核心文化是儒、释、道，儒家的核心是仁爱，佛家的核心是慈悲，道家的核心是和谐。儒、释、道三家加起来就是天人合一，这是东方文化的核心。
毕啸南：你说生命之爱是不能排序的，会有人从这个立场上去反问你，凭什么猫狗就是伴侣？凭什么不能吃狗肉，却可以吃猪肉？
张越：很多人都这么说，你怎么吃猪肉、吃鸡肉？如果我要说我不吃肉，我吃素，也有人会说难道植物就没有生命吗？难道庄稼就没有生命吗？你如果要真善良，你就去饿死吧。实际上这是最普遍的跟动物保护相关的问题。我觉得从事实上来说，动物是有分类的。动物的分类是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公序良俗，还有公共认知来进行的，是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被人类普遍接受的一种分类。不同的分类动物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也有不同的保护方式，都是保护，但并不是一说保护就不让人吃饭。比方说狮子、老虎这样的野生动物该怎么保护？需要人类去给它送粮食吗？不用。野生动物的保护，就是不要接近它，不要破坏它的栖息地；那么伴侣动物，猫狗这样的，对它的保护又是什么？是规范繁殖，规范买卖，负责任地饲养，不要随意抛弃，更不要虐待；对经济动物，就是人类日常食用的鸡鸭鹅来说，也有它们的保护方式。就是在饲养的过程中，给予基本的食物、光照，合理的生存环境，在屠宰的时候免予巨大的痛苦和恐惧。可能有人会问，这有什么意义，你杀都杀了，吃都吃了。实际上如果不是人道饲养，那么在饲养的过程中可能投喂了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药物，那个肉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经济动物的人道思想和人道屠宰不仅仅对动物有意义，对人也有意义。这里面还有一重意义是感恩。很多人家里杀鸡宰鹅的时候，都会念叨几句歉意的话，我觉得这叫文明的底线。就是还有情义，还懂感恩。
毕啸南：目前来讲，中国国内有没有在你的经验和视野当中，无论是政府、民间机构还是公民个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可供参考学习的案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虽然有爱动物的心，但往往苦于找不到能够采取行动的方式。
张越：大连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叫“微善”。这一群青年志愿者做的，也是收养和治疗流浪动物的工作。他们靠捐赠建起了一个动物医院，为治疗（后）康复的动物寻找领养，据说得到了大连公安局养犬办的大力肯定和支持。其实中国各地的公安局都有养犬办，他们的工作往往也很难做，要动员民众为自家的狗交管理费、打疫苗、做绝育。但是很多饲主不会去注册，也不打疫苗、不交管理费，拒绝接受社会的管理。大连的公安局的养犬办跟动物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了特别和谐的互动，彼此帮助宣传。比方说民间组织要做一个“领养代替购买”的宣传活动，养犬办的领导会到现场跟观众做一个演讲。很多人不知道，动物保护这件事有没有公安局或者说政府的支持，效果和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公安局查抓了一批狗，可以让志愿者帮忙宣传领养，给它做个绝育就可以带走。对老百姓来说，不花钱可以养一条狗；对公安局来说，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我非常希望到最后，政府和民间多一些这种良性互动，本来双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种合作模式非常值得推广。越活越具体，越活越老实这期专访的话题事关每个人如何认知生命，以及如何过好这一生。
生命是有残缺的，你我他，概莫能外。如何认知自己的残缺，能否积极面对，并转化为特殊的才华，是人生由难而易的关键。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浑浑噩噩，且即便看到了自己的缺陷，也不愿或不能正视。这些人在面对他人时，往往表现出敌意、防范、嘲笑、斗志昂扬。
人生还有一条修行的路：直视自己和世界的不完美，同情体谅自己的对立面，对真善美上下求索。这样无论你是入世还是出世，都可以过上良好的生活。什么是良好的生活？追求真善美就是良好的生活。当年，《半边天》和同时期的《实话实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名牌节目并驾齐驱，张越和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等主持人一起家喻户晓，令张越着实风光了一阵子。随后，中国的电视媒体和媒体人在大时代的浪潮中一起变动，张越也在书写自己充满转折的故事。这期节目播出后，其中有一句话说道，张越两次向央视辞职。张越看到后纠正说，其实她并没有辞职，只是当初感到迷茫，想要停下来思考清楚，再重新出发。为什么要让我们纠正过来呢？她说并非是担心当年的领导看后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而是不应该去消费自己的东家。一个尽职的人，不论在哪个平台，都应该尽心尽力工作，都应该对自己获得的平台心怀感激。就算离开，也应该洒脱干净，不轻易抱怨。对此我深表赞同，连夜修改了片子的内容。还在主持《半边天》的时候，张越就已经开始为女性权利奔走，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机缘巧合，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动物保护基金—“它基金”，实践生命平等权。在中国，这还是个非常前沿的话题，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待动物的态度已经成为人类自我认知和认识他人的标准之一。应该说，张越从事着一件必须做，但在中国又异常艰难的事业。其实直到现在，“它基金”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
张越的生活目标在她不断的思考中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聚焦。孔夫子说一日三省吾身，普通人哪怕做不到每天自省，但若是能够每隔一段时间停下来想想自己的生活，肯定也会有不小的收获。因为我们心智的成长是伴随终生的，昨天看起来正确无比的事情，在今天就未必如此，到了明天甚至可能走向反面。正因为心智的成长是一个从懵懂到清晰的过程，所以张越会在看起来成功的工作中感到困惑，她的心渴望一个可以匹配的答案。很多时候，当我们心中怀有不安，过着散漫的生活时，都是因为那个答案还没有显现。想要寻找到这个答案，需要我们塑造一个善于反省的心灵，时时刻刻矫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时时刻刻在这个方向上看到高远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张越也变得越来越老实。就像前面所说，这里的“老实”指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我相信，生命的真已经包含了生命的善和美。当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到万物生命的平等，当我们发自内心尊重其他的生命，这会是必然的选择。
《女性领袖人物》系列录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帮助，都需要感谢，但张越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她可以从主持专业的角度为我提供思路，所以几乎每次当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会给她留言，而她也会不吝时间地帮我条分缕析，解决问题。甚至也是受到张越的影响，我不再多说话，不再和嘉宾争论，而是渴望平等交流，渴望倾听。当一位嘉宾在舒适的对话环境中，完整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察觉到了其中具有的巨大价值。而想到这些动人的故事，直抵人心的思想可能能够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到哪怕一个人，我便也异常满足了。专访后，张越说我是她见过的难得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坚持下去有成为行业标杆的潜力。感谢她的鼓励。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曾经在该校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们说过一段话：“人生多歧路，这是人的宿命。如果严肃地对待人生，就不得不一次次面对歧路面前的困惑与焦虑。人生就是无数的选择。从人生终极目标的选择，大的发展方向的规划，直到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选择，迈出每一步的选择，你的选择构成你的一生。”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它近乎精准地描述了张越的人生经历。如果有人问我，我的生活会好吗？我会请他/她多读几遍上面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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