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中學時應該都學過一篇課文，叫《子魚論戰》。說的是春秋時期楚、宋兩國爆發泓水之戰，宋襄公不肯趁人之危，先是不作半渡之擊，之後又從容坐等楚軍排好陣列後才擊鼓開戰。結果宋軍慘敗，宋襄公也身負重傷，並因此而死。
宋襄公這種看似愚蠢透頂的做法，不僅遭到了他的異母兄長子魚的吐槽，還在後世廣受詬病和嘲諷。甚至因此誕生了一個成語叫“宋襄之仁”，用來形容對敵人講仁慈的可笑行為。
這就是當年教科書教給我的觀點。小聲問一句：有沒有誤人子弟？
其實這種認識的形成，在於春秋時代與其後兩千多年的戰爭有著本質性的不同。自從被稱為“兵聖”的孫武將戰爭定義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並明確指出其性質為“詭道”之後，戰爭的方式和手段就徹底失去了底線。政客和將領為了奪取戰爭的勝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戰爭的規模、破壞性和殘酷性徹底失去了限制。
而在此之前、尤其是春秋時期，戰爭則完全是另一副模樣。
比如一向崇古復禮的儒家，就對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的表現大加讚賞：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
這種觀點的對錯另論，但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在“禮崩樂壞”之前，戰爭的規則與後世完全不同。宋襄公在後人看來要麼是假仁假義，要麼是愚蠢可笑，可按照當時戰爭的禮儀和規則，他要是不這麼幹才會遭千夫所指、萬人唾罵，根本就甭想再去圖謀稱霸。
很多人對宋襄公位列“五霸”耿耿於懷，其實古人沒那麼功利，霸主不光看實力，還得有德行
下面我們就說說在春秋時，該怎麼打仗。
戰前準備：在春秋想正兒八經的打一仗實在是太難了。
黃仁宇在談到春秋時期的戰爭時，曾作出過如下的論述：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1孔孟》）
這個觀點沒錯，但失之於簡陋。在春秋時想打一仗哪有這麼簡單？
要打仗先得有軍隊。在戰國以前，打仗是一種榮譽，唯有貴族才有資格從軍上戰場。而當時能稱之為貴族的唯有天子、諸侯、大夫和士這四個階層，其中又以低等貴族“士”從軍最為普遍——“戰士”一詞即源於此。
天子、諸侯、大夫和士才能算是貴族，從軍打仗是他們的責任、義務，也是榮譽
雖然《周禮》中也有類似“兵農合一”的針對平民的兵役制度，但在春秋時期的諸侯戰爭中很少像後來那樣大規模的徵發平民。即便徵發，平民出身的士兵也只能承擔輔助和後勤之類的工作，在戰鬥中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不說，很多時候他們的身份更像是觀眾或者“球迷”——在兩軍的貴族子弟架著戰車衝鋒廝殺時，他們跟在後邊起鬨架秧子、烘托一下氣氛就行了（保護戰車，當然不幸跟對方的平民兵撞上，也得比劃兩下）。等車戰的勝負結果出來以後，贏了的一方幫著貴族老爺歡呼兩聲、追上幾步抓抓俘虜、打掃下戰場就算齊活；輸的一方呢？當然是趕緊撒丫子跑路了，哪怕平民兵還齊裝滿員、鬥志昂揚也沒用——大人物間的戰爭關你們死老百姓屁事！
這種貴族拼命、平民看戲、點到即止的戰爭模式，使得春秋時期的戰爭規模、持續時間和殺敵數量都不是很大。後來秦國率先實行以平民為主力的徵兵制，還下死手的以斬首記功，打得關東諸國痛不欲生之餘深感世風日下、貴族風範不再，於是斥之為不通禮儀文明的“蠻夷”，屢屢聯手群毆之。
像長平之戰這樣殺人盈野、斬草除根似的戰爭，根本不可能發生在講究優雅和風度的春秋時代
這種與戰國之後的戰爭間巨大的差別實在是讓後人感慨良多：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日知錄·卷三》清·顧炎武）
那麼有了軍隊就能打仗了嗎？當然不行！想打仗必須“師出有名”。雖然從古至今所有發動戰爭的人都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發動軍隊胡亂殺人也“上合天道，下符民意”，可在春秋時期要是有人敢這麼胡說八道，被人噴死是輕的，弄不好會被各大正義的諸侯聯手群毆。
還是拿宋襄公做例子。在齊桓公死後，宋襄公也想弄個霸主噹噹，不過當霸主不但得有實力，還得有小弟給大哥壯聲勢、撐門面。於是他就打著會盟的旗號抓住了滕國的國君、殺死了鄶國的國君，還打算討伐曹國。結果他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曾經在泓水之戰中指責宋襄公不知變通的那位子魚，此時卻化身“道德標兵”強烈譴責他的缺德行為：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左傳·僖公十九年》）
這下知道在泓水之戰中，宋襄公為啥寧可冒著戰敗的風險也要嚴守春秋之戰的規矩了吧？這位已經在道德上嚴重失分、被視為沒有貴族風範的國君，要是再有偷奸耍滑、有失道義的行為，哪怕打贏了戰爭，也無望霸主。
打個仁義的旗號就算出師有名？掛羊頭賣狗肉的結果很可能會被口水淹死
齊桓公為啥能成為眾望所歸的霸主？他也滅過譚、遂等小國、欺負過魯、宋等國，但是他救燕、復建邢衛、攻伐以“蠻夷”自居的楚國，都被認為是符合大義的行為，因此讓人心服口服。
除了開戰要師出有名，動手之前還得派使者去敵國說明戰爭的理由。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無論使者說出的理由多麼荒謬、態度多麼讓人氣憤都不能砍死他，這是條死規矩——因為使者代表國君，殺之是嚴重違反禮儀的行為，這就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由來。
把全國的貴族一網打盡再塞進幾百、上千輛戰車，然後找好讓人信服的戰爭理由，再派出使者去敵國嘚瑟一圈，就可以順利開戰了？
哪有那麼簡單！
成書於戰國初期的《司馬法》中，詳細說明了對於戰爭的各種限制條件。這些也是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普遍默認遵守的交戰規則：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司馬法·仁本第一》）
大家都忙著幹農活的時候不能打仗，疫病流行的時候不能打仗；敵國要是發生國君掛掉或是有了什麼天災人禍也不能攻打；在冬天和夏天這兩個氣候比較極端的季節也不能興兵，真正的貴族不但要愛護自己的子民，對待敵國的子民也要視同己出……
春秋時的交戰規則充滿了農耕民族對於土地的尊重以及對於“非戰”的追求
嗯，春、秋兩季幹農活，冬、夏兩季氣候不好，都不能打仗。那啥時候能打仗？難道春秋的時候一年有五季、六季？
你瞧瞧，在春秋那個到處都是規矩的年代，想正兒八經打一仗得有多難！
在開戰前請謹記：在春秋，諸侯們打的不是仗，而是貴族範兒。
好吧，假設我們已經解決了開戰前的種種正常人壓根沒法解決的難題，讓兩軍正式開掐吧——一方主帥使一招“瞞天過海”，以輕兵誘敵、重軍埋伏於險要之處準備偷襲；另一方還以一記“聲東擊西”，以一部牽制敵軍注意，派偏師襲其側後劫其糧草、斷其後路；此外還得搞些井水下毒、軍糧裡邊摻巴豆等小手段，至於跑到敵國散佈謠言、亂其軍心，甚至搞搞暗殺啥的，反正打仗嘛就是成王敗寇，只要能贏誰管你曾經幹過啥……
在戰國以後這麼打仗的比比皆是。可在春秋時有誰敢這麼打仗，那麼不用敵軍下手，這貨就算不被唾沫星子淹死，弄不好也得被自家的國君砍了腦袋！
誰要是在春秋拿《三十六計》之類的東西獻寶，一定被視為敗類，果斷開除出貴族隊伍
在春秋，諸侯們打的根本就不是仗，而是貴族範兒！
那麼什麼是貴族範兒？
首先要有勇氣。這個不用說，春秋時期戰爭這種要命的活計都被貴族大包大攬了，平民百姓想幫把手都遭嫌棄，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他們缺乏勇氣。其次是重榮譽、有擔當。舉個例子——有一次各諸侯國開了個停戰大會，結果魯國好死不死的非得在這個敏感的時刻攻打莒國，所以楚國就建議殺死魯國的參會代表叔孫豹。這時候晉國代表樂桓子找到叔孫豹，讓他趕緊逃走或去求情，結果被後者慨然拒絕：
“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左傳·昭公元年》）
叔孫豹寧死不負使命，願以自己的命換取祖國免於戰火，這就是在春秋貴族中間非常普遍的榮譽感和擔當精神。
貴族風範的核心是守禮，勇氣、榮譽、風度之類都是“禮”的衍生品
當然後來楚國代表也非常有風度的沒有追究這件事——保持優雅和風度也是貴族範兒的表現，那就是不僅對於忠臣烈士這樣品行高潔者予以欣賞和寬恕，還要對弱者則予以同情和憐憫。關於後者，春秋之戰的規則是不“重（復）傷”、“不擒二毛”。什麼意思呢？就是在戰場上不能攻擊傷兵，不能傷害年紀大的人，同時還不能乘人之危。
再舉個例子。在晉楚邲之戰中，晉軍在戰敗逃跑的過程中，一隊倒黴的晉國兵戰車拋了錨，然而優雅的楚國貴族沒有趁機撈軍功，反而當起了戰場活雷鋒：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左傳·宣公十二年》）
這段文言比較晦澀，簡單翻譯一下——晉國的戰車陷進了泥坑，追上來的楚兵幫他們修好車軛，讓晉兵跑遠後再繼續追趕。結果沒跑幾步晉軍的破車又拋錨了，無奈的楚兵只好又當了一次義務修車工。最後楚兵按照當時的交戰規則追出50步就放棄了追趕，連逃數劫的晉兵還有心情回頭調侃他們的死對頭：你們楚國老打敗仗，才對逃跑這麼有經驗啊！
即便是晉楚這對春秋時的冤家對頭，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堪稱風度翩翩
這種在後人看來就是笑話和無稽之談的事情，在春秋時的戰場上實在是再尋常不過的一幕。施助者視之為理所當然，受助者也無須感恩戴德（否則怎麼會嘲諷自己的“恩人”），因為大家都是貴族，所作所為都要像個貴族的樣子，否則會遭到鄙視、指責和排斥，那簡直比戰死疆場還無法忍受。
與春秋戰場上的貴族範兒相比，現代自以為高尚的《日內瓦公約》實在是擺不上臺面。
正式開戰：打仗不能肆意妄為，必須按照規矩一板一眼的打。
相比勇氣、榮譽、擔當和風度，成為一名合格貴族更重要的是守禮。這裡的禮是指禮法，而禮法即為規矩，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春秋時打仗的規矩多如牛毛也就不奇怪了。
在《子魚論戰》一文中，宋襄公面對指責的自辯在很多人看來是狡辯，其實還真是冤枉了他。宋襄公所言的正是春秋之戰中的基本規則：
“（泓水之戰後）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前邊已經解釋過，“不以阻隘”和“不鼓不成列”則是另外兩條重要的交戰規則，即作戰必須是明刀明槍的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能偷襲使詐。
後來各種講究謀略、試圖取巧的兵法將略，在春秋時都是受人鄙視、見不得光的歪門邪道
這跟《孫子兵法》中所推崇的“上兵伐謀”和“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的交戰原則是截然相反的。所以那些嘲笑宋襄公愚蠢的人，其實根本不懂什麼叫春秋時的貴族風範，才敢無知者無畏，結果反倒露了個大怯。
車戰，就是以馬拉木質戰車進行交戰的作戰方式，興盛於三代、沒落於秦漢。戰車兵是春秋戰爭中的主力兵種，以一輛戰車和配屬的步兵為基本作戰單位，而在衡量諸侯國的軍事實力時，也以其擁有的戰車數量為標準，如千乘（音同“盛”）之國。
戰車相當於現代的坦克，一般為四馬兩輪，車載甲士3人——居左甲士持弓、負責射遠，為一車之長，稱“車左”；居右甲士執戈矛，主近戰擊刺，還得為戰車排障，稱“車右”；居中的是駕駛員，稱“御者”。戰車後邊還配屬負責保護的步行甲士（低等貴族）數人和步卒（平民兵）幾十人不等，到了春秋後期各國的戰車越造越多導致甲士不夠用，就全拿裝備簡陋的步卒充數，反正也不指望他們能幹點啥。
車戰的戰術說白了就是敵我雙方列陣對沖，遠距以弓矢殺敵，近戰則以車右為主，“輿側接敵，左右旋轉”。很多人詬病車戰的戰術呆板，尤其是環境適應性極差，別說在山地、丘陵、河渠等複雜地形完全派不上用場，哪怕是在平坦的地面上出現一塊大點的石頭或是土坑，都能讓一輛衝陣的戰車失去控制，動輒車毀人亡。有聰明人甚至提出，只要在自家陣前挖一條淺淺的土溝，就能讓敵人的千百輛戰車變成擺設。
四馬兩輪三甲士，這就是春秋時戰車的標準裝備，昂貴而不實用，但禮儀和貴族風範支持車戰盛行了數百年
這話沒錯，所以在戰國以前，各諸侯國種地都有規矩，即田壟的間距和走向必須一致，否則戰車就沒法通過。可是上面那位聰明人的提議，起碼在春秋時是不可能真正出現在戰場上的，為啥？因為前邊已經借宋襄公之口說過，春秋之戰的一條重要規矩就是“不以阻隘”，這是車戰在春秋盛行的基礎，大家都是驕傲而優雅的貴族，幹不出那種下三濫的事情。
那麼何為“不鼓不成列”呢？
“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春秋公羊傳註疏·桓公卷五》）
也就是說交戰雙方在戰前要約好時間，並選好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地點，然後按期抵達。等雙方都做好準備、列好陣型之後，再同時鳴起戰鼓，驅車衝向對方拼個你死我活。而且雙方只能在這個規定好的戰場上拿真刀真槍見輸贏，不能搞偷襲、埋伏等陰謀手段。
孫武幸虧生於春秋末期那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否則這個主張“上兵伐謀”和“兵者，詭道也”的傢伙，怕是要被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了。
在戰場上也得“溫良恭儉讓”，不鼓不成列，這讓完全沒有底線的後來人情何以堪？無法理解也是必然的事
終於打起來了，這下可以操弓亂射、揮戈猛砍了吧？還是不行，因為規矩依舊多著吶！
黃仁宇說春秋之戰類似現代體育競技，其實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有一次宋國發生了內亂（華向之亂），在一場戰鬥中代表正統的公子城跟華豹率領的叛軍作戰，華豹率先向公子城射了一箭，結果射歪了。於是華豹又挽弓搭箭打算再射一次，這下可把公子城惹火了，痛斥曰“不狎，鄙！”（《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什麼意思呢？就是公子城認為按照禮儀應該是雙方輪流互射，你華豹已經射了一箭，現在應該輪到我公子城了，你不遵守禮儀，實在是太卑鄙了啊！
跟一個叛賊講禮儀，公子城看似如同宋襄公一樣愚蠢。可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大叛賊華豹聞言後十分羞愧，立刻放下弓箭老老實實的等公子城射他，結果被一箭入魂。
這就是春秋時不可撼動的“禮”，哪怕是當了叛賊的貴族也必須遵守。
守禮是貴族間往來不可撼動的鐵律，生死事小，失禮事大
再比如在戰鬥中不能主動攻擊對方的國君。
在後世敢於“御駕親征”的帝王，大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值得在青史中大書特書。不過在春秋時國君甚至周天子親自上陣只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要是出了個不敢、或是沒上過戰場的膽小鬼才是新聞，弄不好屁股底下的寶座都要不保。
後世兵法中的精髓之一就是“擒賊先擒王”，而且春秋時上陣的國君（天子）還特別招搖，不但站位、服飾、旗幟等特徵非常明顯，連戰車都與眾不同——主將之車，主將居中，御者居左，這豈不是等於在腦門上貼著幾個大字“快來打我”嗎？
在泓水之戰中宋襄公就負了重傷，最大的可能性是誤傷或意外，比如中了流矢或翻車之類，被主動攻擊的可能性很低。
事實上敢這麼幹的人極少。
在繻葛之戰中，鄭國大敗周室聯軍，鄭國大將祝聃一箭射傷了周桓王的肩膀。發現這一情況後，鄭莊公立刻停止追擊，並派出使者赴周營慰問天子、表示歉意。而且莊公在戰後論功行賞時，“惟祝聃之功不錄”，理由是“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活活把祝聃給氣死了。
在後市可以作為潑天大功的“擒賊先擒王”，春秋時誰敢幹誰成賊
在晉楚鄢陵之戰中，晉將郤至駕戰車在楚軍陣中反覆衝殺如入無人之境，結果連續三次遇見楚共王。郤至非但沒有發動攻擊，而且每次都下車、摘下頭盔向楚共王行禮後才離開。楚共王非常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就派人贈送一張弓表示謝意，郤至是這樣答覆的：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左傳·成公十六年》）
意思是郤至見到使者後先脫去盔甲表示恭敬，再聽他傳達楚王的話。然後答覆說：外臣郤至奉國君之令作戰，在戰場上身披盔甲不能下拜，已經算是失禮。承蒙楚王派人問候，我實在是愧不敢當。因為戰鬥還沒有結束，就只好向您的使者行大禮表達心意。說完之後，郤至對著使者行大禮三次才離開。
這像不像是天方夜譚？郤至與楚王的禮尚往來放在幾百年後會不會被認定為裡通外國、圖謀不軌？在春秋，沒人會這樣想，只會讚賞郤至的知禮、優雅和風度。
春秋之戰的另一個需要嚴守的規則就是不能過於殺傷，尤其不能攻擊非武裝的平民。交戰一般以車戰的勝負為準，敗者逃亡無須倉皇，勝者追擊應適可而止——“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語中其實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讓我們看看原文：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也就是說兩軍交戰決出勝負以後，勝方追擊一般以五十步為限，頂多到百步必須停止——所以就算是膽小鬼跑到百步也可以放心了，雖然要被跑了五十步的同僚嘲笑。而我們前邊舉過的晉楚邲之戰的例子中，晉軍跑出五十步後還能回頭調侃楚軍，也是這個原因。一追一逃，適可而止，戰鬥就算徹底結束，大家可以各回各家各找各媽，也可以嘮嘮閒嗑，甚至交個朋友。
歷史的細節往往白紙黑字的寫在那裡，比如五十步笑百步
這讓後來戰場上流行的拖刀計、回馬槍情何以堪？
所以像白、韓、李這樣的名將或是諸葛、司馬這樣的智士要是穿越到了春秋，保證全無用武之地不說，連人品都要遭到質疑。而我們今天這些地球人，會不會覺得春秋人都是從火星來的？
寫在最後：宋襄公或許是假仁假義，但說他愚蠢的，那是因為不懂春秋。
其實春秋之戰的明規矩、潛規則還有許多。只是我太囉嗦，篇幅又扯得太長，所以只能到此為止。
再說回到宋襄公。他之所以被嘲諷、謾罵了兩千多年，不在於宋襄公是否真的愚蠢或是假仁假義，而在於中國的貴族傳統，早已經斷了傳承、失了認同。
我們的祖先有太多的好東西被不肖子孫們忘到了腦後
從孫武說出那句“兵者，詭道也”之後，戰爭的宗旨和手段已經向著實用、功利主義的康莊大道一去不返，開始無所不用其極。而那些只會讓人感到束手束腳的禮儀和所謂貴族風範，自然被棄之如敝履，並逐漸不再為人知。
就像子路在戰死疆場之前，仍念念不忘繫好被對手砍斷的帽纓、非得正冠而死不可，就被後人視為禮教教條害人的典範。殊不知在當時，重視儀表是貴族的一種深入骨髓的基本修養，是一種精神上的驕傲和潔癖，這個小小的舉動象徵著著子路的勇氣、榮譽、風度和擔當，意味著他可以在身體上被擊敗，但在精神上至死不屈！
春秋時期的禮儀規範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從穿衣戴帽到舉止言談，每一處細節都有繁縟甚至堪稱古板的要求，較之當前被許多人推崇的西方所謂貴族精神、紳士風度不知要高級多少倍。可奇怪的是，不知有多少暴發戶花重金、擠破頭去東施效顰，卻對三代之時那些真正的貴族風範視而不見，甚至無知、無恥的視之為蠢行、假仁假義。
西方的所謂貴族精神，跟春秋時真正的貴族相比，只能用“粗鄙”二字形容
所以宋襄公至今還在捱罵。
對於春秋時的貴族風範，錢穆先生曾有過精闢的定論：
“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顯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即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國史大綱·第二編·第四章》）
即便是這樣美好如童話的時代，仍被孟子一言以蔽之為“春秋無義戰”。可惜孟夫子生得太早，否則讓他耳聞目睹了後來花樣百出、毫無底線的戰爭，還不得一口氣上不來、憋個死去活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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