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以來，君主就一直大權在握，排除一些天生就受人擺佈的傀儡皇帝，大多數懂得權力集中的皇帝都是把權力牢牢握在手中的。但是絕對的權力一定會導致一系列錯誤的決定，這就需要有膽識的大臣出來制止皇帝的錯誤，最初稱之為“諫言”。但是臣子普通的諫言不一定會引起皇帝的重視，所以為了阻止皇帝個人錯誤造成的後果和實現自己忠君報國的理想，很多士大夫都冒死進諫，其中就不乏有因為諫言被處死的，這種進諫的方式被稱為“死諫”。出現死諫現象最多的還是在明朝，從成化年間的“英宗嫡後袝陵禮”之爭，臣子死諫的浪潮就再也沒有平息過，明代臣子死諫的背後，是對禮制的維護，更有著諸多的深層因素。
“死諫”代表人物：楊繼盛
一、明代死諫背後的士大夫精神
(一)嘉靖“大禮儀之爭”
“大禮儀”事件是明朝皇帝戰勝大臣的一個重要事件，但是在這次鬥爭中輸掉的大臣也並不是一無所獲，起碼他們用死諫捍衛了禮教的尊嚴，讓嘉靖皇帝對於這種爭鬥感到厭惡，在執政後期退居幕後。“大禮儀”事件是嘉靖皇帝以藩王身份承繼大統後引發的流血事件，主要圍繞大臣們遵守禮制，要求嘉靖皇帝承認弘治皇帝為父親，而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而嘉靖皇帝不想這麼做展開了鬥爭。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楊慎帶領群臣在左順門長跪不起，並以死勸諫，高呼：“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就在今日。”嘉靖皇帝聽到消息後怒不可遏，馬上讓太監傳旨，命令他們不許再哭，然後逮捕了八個哭聲最大的人下詔獄嚴刑拷打，此舉非但沒有震懾住群臣，反而讓他們更加激動，哭聲也愈發震耳欲聾。嘉靖皇帝隨即又逮捕了一百多人下獄，四品以上官員革職罰俸，四品以官員下全部廷杖，打死了數十人。這件事以皇帝的勝利而告終，從此以後再也無人敢提，不過就像上文所說，這件事也給了皇帝很深的觸動，他看到了士大夫們為了禮制可以連命都不要的捨生忘死的精神，這次士大夫集體“死諫”的行為也影響了嘉靖一朝數十年的政治走向。
“大禮儀之爭”發起人：楊慎
(二)萬曆“國本之爭”
萬曆皇帝不喜歡長子朱常洛，而是喜歡鄭貴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一度想立朱常洵為太子。但是明朝全體官員都遵守“立嫡立長”的宗法制繼承原則，不斷上書要求萬曆皇帝立長子為太子，而萬曆皇帝也一直拖延，甚至長達幾十年不上朝。然而這場“國本之爭”始終沒有結束，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裡，因為此事向皇帝死諫而遭貶絀和被處死的官員不計其數，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不僅是為了太子，更是為了維護傳統禮制。萬曆皇帝最終抵不過大臣們輪番死諫的壓力，立皇長子為太子，結束了這場漫長的鬥爭。
萬曆皇帝
綜上所述，明代士大夫與皇帝的鬥爭是十分慘烈的，但是在大多數的時候通過他們的流血鬥爭還是起到了成效的。嘉靖朝的“大禮儀之爭”和萬曆朝的“國本之爭”，是士大夫們為了維護禮制而做出的極力鬥爭，雖然封建禮制在今天看來是一種迂腐的制度，但是在封建社會它就是維護國家有序發展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離開了禮制就混亂了尊卑，禮制對於熟讀《四書五經》，遵守封建倫理道德的士大夫來說，禮制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這些鬥爭中的絕大部分就是在維護禮制，這也是士大夫冒死進諫的最主要的原因。
《四書五經》
二、“死諫”的深層原因
(一)追求“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的觀念早在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就已經誕生了，古人認為“天下為公，是謂大同”，“公”指公平公正和一視同仁，這種思想運用到治國理政上，就要求君主應該以公正的姿態對待百姓，所以“天下為公”的思想就是一種樸素的民本思想。但是明代君權至上的理念一直與“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相互矛盾，君王們始終把國家看做個人的私有財產，永樂皇帝面對方孝孺的指責痛罵，只是一句簡單的“此朕家事也”，就滅掉了方孝孺的十族，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又何嘗不是把國家看做朱家的私有財產，在他們的眼裡無論是官至高位的內閣首輔，還是戰功赫赫的開國功臣，都不過是他們的貼身奴僕罷了。然而君主這種“私天下”的思想是儒家士大夫所無法容忍的，他們理想中的君主應該是萬民的榜樣，而不是自私任性，為一己之私不惜流血漂櫓的人，而且“為生民立命”、“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也促使他們敢於通過死諫去匡正君主過失。面對萬曆年間流毒天下十幾年的“神宗礦稅”，每一年都有大臣冒死勸諫，萬曆三十六年勸諫的王邦才、李獲陽，都因為得罪了皇帝慘死在詔獄中，但是反對礦稅的行動始終沒有停止，甚至連內閣首輔沈一貫都上奏指責萬曆皇帝害民不淺。雖然他們的行為有時候效果微乎其微，但是他們始終遵循著“天下為公”、“民重君輕”的民本思想，只要是為了百姓的正義之舉，死亡也就不足為懼了。
“天下為公”牌匾
(二)追求忠孝之道
儒家思想最早用忠和孝來形成一種具有超強凝聚力的等級制度，其目的是讓這個等級內部的所有人都對長輩盡忠盡孝，維護宗法制血緣關係。隨著封建國家的建立，這種忠孝之道被融入於君權之中，即君主是為君父，大臣們要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對待君主，忠孝一體，不僅是對君王的盡忠盡孝，也是對國家的盡忠盡孝，如果臣子反對君王，那就是不忠不孝。但是自古以來只有君王尊重他的臣子，臣子才會回報國家和君王，縱觀明代的皇帝，即使是對自己的先祖也很難做到盡忠盡孝，對於大臣更是非打即罵，從明太祖開始對於直言諫諍的大臣動輒處死，導致一部分臣子不敢再直言進諫。然而大部分臣子還是在努力追求忠孝之道，他們不再認為完全唯皇帝馬首是瞻的人就是忠臣，而是通過死諫來勸諫皇帝，比如歷經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的老臣李時勉，被洪熙皇帝打斷了肋骨也要以死進諫；嘉靖朝的海瑞備棺死諫；萬曆朝的雒於仁直接痛罵皇帝是酒色之徒等等。這些人並非是故意違背皇帝的意願不忠不孝，他們恰恰是追尋忠孝之道，想讓那個已經扭曲的時代迴歸正軌，才要通過死諫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四朝諫臣：李時勉
(三)回擊皇帝輕視
明代對於士大夫的輕視程度很高，從明太祖獨創的“廷杖制度”就可見一斑，而且從明太祖開始，為了加強對百官的監視，專門設置了錦衣衛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直接逮捕大臣，後來設立的東廠和西廠更是對有犯罪嫌疑的大臣百般侮辱，明朝的歷代皇帝對於不聽話的大臣也都是棍棒相加，進諫的官員在皇帝和廠衛制度的雙重打擊下非死即殘，可見明代對於士大夫的輕視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孔子曾經說過：“刑不上大夫”，但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對於犯罪的士大夫完全不能做以處罰，而是君主在維護士大夫尊嚴的情況下，用禮教來感化他們，然後再施以懲誡。這種法制原則在明代之前幾乎都被遵守著(元代除外)，但是到了明代，對於文人士大夫的殺戮可謂是前所未有的慘烈。即使是這樣皇權至上，士大夫毫無話語權的時代，他們也盡力做到了天下為公和忠君愛國，但是有時候他們真的沒有辦法讓皇帝承認錯誤，於是他們只能通過死諫，以一種強硬的姿態讓皇帝記住自己，用鮮血來回擊皇帝的蔑視，總會對皇帝起到一些震懾的作用。這種方法或許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但確實是那個時代最好的選擇，也是最無奈的選擇。
廠衛制度下，東廠西廠的廠公很多時候甚至會凌駕一般大臣之上
結語
明代特殊的社會環境造就了一批敢於冒死進諫、針砭時弊的鐵骨錚錚的士大夫，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算的力量來讓君主減少錯誤決策，實現國家的安定，首先是拼死維護禮制，讓國家依靠禮制正常的運轉下去，他們深知禮在落實道德規範、維護等級秩序、鞏固等級制度的重要保障，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法律武器”，所以寧可死諫也要維護它。這些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始終以維護儒家禮教和天下為公、追求忠孝的角度出發，通過死諫對君王形成制約，也實現了自己報效國家的理想，即使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是失去了性命，他們也認為非常值得。他們為君王指正過失、為百姓創造福祉、為社稷鞠躬盡瘁，實現了人生的價值，雖然有一些人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故意死諫，但是大多數明代士大夫死諫背後的錚錚鐵骨，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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