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這是張充和給沈從文的挽辭，對沈從文的總結，恰如其分。
沈從文的創作，無一不是在平淡的敘事中將世象寫出。一切的悲歡喜樂，幸福苦難，皆囊括其中而不與是非判斷。
而在他的諸多作品中，最典型、最著名的，非《邊城》莫屬。
01.
愁美邊城
對於《邊城》，著名黨史、現代史學者徐慶全老師認為：
「小說寫得非常簡單，沈從文的小說，你要講故事情節，講所謂的戲劇衝突，講這個人物關係之間的張力，你基本找不到。」
正是由於《邊城》「田園牧歌式」的內容過分強調人性的純美，對詩意世界的描寫與追求，使其無法被當時火熱的政治浪潮所接受。這一時期的沈從文，更多是以文物專家而非作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的視野。
▲《邊城》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
《邊城》的故事發生在湘西邊境一個名為茶峒的小山城，小說開篇便先介紹了老船伕與翠翠祖孫二人。翠翠的母親曾與一個茶峒軍人相戀並育有了翠翠。在生產之後，她因為不能與愛人廝守而殉情，留下翠翠與老船伕相依為命。
後來，當地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並決定按照當地的習俗，以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競爭。然而，哥哥天保主動退出外出經商，卻不幸在中途的船難中喪生。弟弟儺送也因為心懷內疚而放棄翠翠離家出走。
小說的最後，老船伕於一個風雨交加的夜裡安靜地死去，留下翠翠一人落入對儺送無限期的等待之中。
的確，這部小說雖然流露出濃濃的牧歌情韻，但情節本身卻少了必要的張力與衝突。
那麼，既然《邊城》一沒豐富的情節，二缺乏強烈的戲劇衝突，為何還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呢？
對此，徐慶全老師認為：
「《邊城》的經典之處不是故事，而是鄉土風情與人物的純真。」
在小說中，沈從文刻意消解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因素，並加入了不少對唱山歌、提親、賽龍舟等苗族風俗的描寫，使作品呈現出一種夢幻、理想的色彩。
可是，在這樣的處理之下，小說卻不可避免地呈現出缺乏情節起伏而過於平緩的缺陷。
徐慶全老師在解讀中提到，曾經有人用沈從文在《女難》一文中寫到的這句「美麗總是愁人的」來形容《邊城》。
在徐老師看來，我們可以從「美麗」與「愁人」兩方面這樣去理解這句評價。說它「美麗」，是因為：
「他的筆調寫這整個鄉土，包括人性，寫得非常美麗。」
而說其「愁人」，則是因為：
「翠翠在等，儺送不知去向，天保死了。這個結局不是很好。」
對於《邊城》的結尾，沈從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處理，削弱了絕望的色彩而代之以希望與期盼，這也使得小說結尾顯得餘味嫋嫋而富有張力。
沈從文這種對「愁」與「美」的獨特理解與表現，使得整部小說在理想與現實，幸福與苦難的掩映交錯中自成一派的獨立文風。
正如汪曾祺在《又讀》中評價的那樣：
「可以說《邊城》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邊城》的生活是真實的，同時又是理想化了的，這是一種理想化了的現實。」
▲沈從文（1902-1988）
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
02.
沈從文與「邊城體」
徐慶全老師在領讀《邊城》時，還十分注重對沈從文自身經歷的解讀。
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René Wellek），曾提出過一種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面解讀作品的方法。
徐慶全老師也從沈從文的個人經歷出發，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沈從文會寫出這樣美麗而愁人的作品。
徐老師指出，沈從文的家鄉湘西鳳凰，從清代起就是軍事重地，直到沈從文出生的1902年依然如此。所以，他從小就在兵營裡面長大。而兵營裡面充滿著各種血腥與殺戮。徐老師總結說：
「他是在這種特別的，極為殘酷、惡劣的環境下長大」。
那麼，這樣的生長環境會對沈從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徐慶全老師認為：
「你受的傷害越多，你往往越想避免這種傷害……在嚴重的傷害過程當中，你才能更能體會到美麗、不傷害多麼重要。」
所以，在那樣血腥殘酷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沈從文，對另一種民風淳樸、沒有傷害的理想生活有著強烈的嚮往。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沈從文要在作品中塑造出湘西世界這樣純美的世外桃源了。
1979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文繁體譯本得以在香港出版，一時間引起很大反響。他在書中重新發掘了張愛玲、錢鍾書、張天翼、沈從文等作家，並對他們展現出的個人風格與獨特視野給予了肯定。
▲《中國現代小說史》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
在這本書中，夏志清先生評價道：
「特有的性格和對道德問題的熱情，創造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
「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義來講，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茲華斯、葉慈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
也正是在夏志清先生這種肯定之下，沈從文才漸漸再次以作家身份，而不是以文物專家的資格立身於文化界。
徐慶全老師講到，1981年，《邊城》一書得以在1949年之後再次出版。但是直到1992年，他才真正讀了這部小說：
「80年代所謂的那種欣欣向榮也罷，喧囂也罷，理性也罷，總之那個讓人懷念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而徐老師自己，正是在「社會整個趨向於一種平靜和理性化」之後，才意識到「沈從文原來是這麼厲害」。
根據徐老師回憶，《邊城》曾經在香港《亞洲週刊》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位居第二。
當然，除了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邊城》在文學史內部也具有重大意義。因為沈從文開創的「邊城體」，正是以這部作品來命名的。
徐老師指出，邊城體有三個特點：
「第一項，寫的都是一個非常狹小的一個場。」
「邊城體」的繼承者汪曾祺創作的《大淖記事》，就是對這一特點的絕佳體現。
「第二，故事衝突，張力都比較弱。」
針對這一特點，徐老師補充到，當年由凌子風導演的《邊城》同名電影上映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小說本身就缺乏戲劇衝突與張力。
「第三個特點呢，邊城體追求的是語言美。」
徐老師指出，《邊城》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末期開始逐漸火熱，並在九十年代末達到高峰，正是得益於這種對語言美的追求。他認為，這種現象「跟人們在喧囂過後對一種作品的這個心理接受有關係」。
▲1984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小說同名電影《邊城》，由凌子風執導，馮漢元、戴吶等主演。
03.
外話《邊城》
除了獨特的語言風格與審美追求，《邊城》的結尾其實也很講究。
汪曾祺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中曾提到，如果借用湯顯祖評董解元《西廂記》時提出的「度尾」和「煞尾」來反觀《邊城》，會發現，這兩種結尾在小說中都出現了。
在語言風格和結構之外，沈從文自身的思想追求和人生理想，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志清先生評價沈從文：
「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不著痕跡，輕輕地幾筆就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類微妙的感情脈絡勾劃出來。」
沈從文自己也在《邊城》的題記中寫道：
「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我動手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
由此看來，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之所以顯得節奏舒緩情節平穩，是因為他的目的本來就不在創設一波三折的情節，而在於表達與謳歌純美的人性。
徐老師對此指出，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中曾經自己說：
「我就是個不講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一個人」
這裡的現象，指各種各樣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也包括政治現象。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徐慶全老師在《生存還是毀滅？——1949年大變革前夜的沈從文》一文進一步瞭解到，沈從文始終懷有著自己的文學理想，所以從未加入過任何黨派或組織。
徐慶全老師在這篇文章中說：
「沈從文還是不想放棄個人的思想和作為，這一時期的文章裡他多次強調文學相對於政治的獨立性，文學不可替代的意義。對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未來，他在清醒而悲觀地預感著的同時甚至還抱著大的『野心』和浪漫幻想。」
儘管他在抗戰之後對時政局勢、文學觀念、民族命運等內容發表了一些議論，但所追求的，是「遊離與社會的『抽象』的追求」，是「用理想的『抽象』來改造和重塑現實」。
▲沈從文（左）與妻子張兆和（右）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沈從文其人其作品一直是文化界繞不開的內容，但對於其作品的解讀，卻許久難有定論，甚至如其繼承者汪曾祺所說的那樣：
「提起《邊城》和沈從文先生的許多其他作品，人們往往願意和『牧歌』這個詞連在一起。這有一半是誤解。」
「沈先生的重造民族道德的思想，不知道為什麼，多年來不被理解。」
這種「誤解」與「不被理解」，也令沈從文和他的作品有時顯得寂寞了些。
在沈從文的墓碑正面，鐫刻著他的遺作《抽象與抒情》中的一句話：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徐老師認為這句墓誌銘正好表明沈從文對人性的認識貫穿一生：
「他想告訴人們一點，不管他寫的《邊城》也罷，還是《蕭蕭》也罷，還是《長河》也罷。他寫的小說，只是為了講人性，所以人們看著沈從文的小說，可以認識人，認識人時認識了人性。」
由此看來，知道《邊城》不代表瞭解《邊城》，讀過，也未必意味著一定能懂。
我們或許也可以用《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一書中，沈從文自己對於《邊城》的評價來總結這部小說，那就是:
「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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