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生火的方式可以確知的有三種，即木燧取火、陽燧取火和後來的金石取火。
木燧取火就是鑽木取火，是用一種木質堅硬的削尖的木頭去鑽另一種木質較為疏鬆的木頭，例如前者用榆，後者用柳。被鑽的木頭上有鑽孔，位於木片邊緣而非木片中央， “Ω”形而非“Ο”形。鑽火時先在“Ω”形口處放置艾草製成的絨絲等易燃物，以尖木不斷插入鑽孔，直到摩擦產生的熱量將易燃物引燃。
新疆羅布泊出土的鑽木取火工具，下方為被鑽的木頭，上方為進行鑽的木頭，二者用繩子相系
這種生火方式，在文字出現前應該就已經形成，還留下了“燧人氏”的傳說故事。它長期是中國古代民間主要的生火方式。儘管在技藝上沒有實質進步，但古人根據五行說演繹出了一套繁複的禮儀規範。
《周禮》將一年分為五季，換季要更換不同的木頭來鑽火，稱為“改火”，認為這可以防火災、療時疾。春以榆柳相鑽，夏以杏棗相鑽，秋以柞檜相鑽，冬以槐檀相鑽，季夏以桑柘相鑽。並且，古人認為它們生出來的火焰顏色不同，分別是青赤白黑黃。
秦漢以來，改火習俗漸漸化繁為簡，化簡為零。但在隋朝時，王劭引經據典向隋文帝進言其實行的必要性，被准奏。唐宋延續了春季改火的做法：在寒食節時明令禁火 2 天，在清明節早上再點新火。直到元代蒙古族主天下，此俗被廢棄。
今天的新火大典
明代，楊慎、顧炎武等人都有復興改火的議論，而謝肇淛批判這習俗迂腐。其實，這樣的爭論本身已沒有多少意義，因為鑽木取火已經漸被金石取火取代，無謂改火與否。
金石取火是以鐵製的金屬器具擊打火石引燃火絨的生火方式。明時其金屬器具常被稱為火刀，清代和民國則稱為火鐮，但從圖片來看並不一定是鐮形，也多斧形。火石為質地堅硬的白色石英石。火絨，依舊多為艾絨等天然植物纖維所制。
金石取火的道具
晚清出現了火絨的進化版——煤頭紙，使用時先將火鐮打火石，火花現於煤頭紙上，讓煤頭紙著而不燃，可以保存一定時間，要點火時再取出來一吹即能點火。吹煤頭紙並非易事，是豐子愷筆下與拿筷子、嗑瓜子並列的中國人三大絕技。
金石取火出現於何時出現並無確切記載。唐代服制中五品以上文武官員腰帶上可懸七物，即所謂“蹀躞七事”，有人認為其中之一的火石袋即是裝金石取火的工具的；遼代同樣有此服制，但僅限於五品以上武官可以懸火石袋，文官無此物。
即使唐代五品以上官員所佩戴的的確是金石取火的用具，那這時候它也還相當稀缺，足以成為五品以上官員才享的殊榮。此外，由於蹀躞七事是模仿遊牧民族的服飾打扮，金石取火有可能是從遊牧民族傳入。
直到明代，普通人才都對金石取火習以為常，以至於《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們多次拿著火刀、火石去殺人放火。
火柴從西方傳入後，金石取火逐漸被取代。民國時已經用火柴生火做飯，但抽菸的人常捨不得用火柴點菸，繼續用火鐮打火，尤其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鄉村地區。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古人對《周禮》的推崇推遲了鑽木取火退出歷史舞臺，而菸草的傳入幫火鐮續了命。
民國時期鳳凰牌火柴
另一種有特殊用途的取火方式是陽燧取火。它在先秦時就已經發明，因其熱量來自太陽而被稱為“陽燧”。除了偶爾提到過用冰製成凸透鏡聚焦太陽光外，通常情況下指的是凹面鏡聚焦，在焦點處放置艾絨等易燃物，等它燒起來。
陽燧為銅製，也稱金燧，打磨不易，並非平民人家所能擁有，而且只能在有太陽時使用，受限諸多。但古人認為陽燧生的火是“明火”，在占卜、祭祀中應該用這種方式生火，煉丹道士也講究用陽燧生火煉丹。除此之外， 陽燧取火還被認為有治療疾病的作用。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認為施針灸點艾火時，陽燧取火為優，鑽槐取火為良，如果著急難以準備這兩種器具生火，可以用真麻油燈的火或者用蠟燭火，但療效會略差，而金石取火是不行的。
此外，有人認為中國古代還有敲石取火的生火方式。但考古發掘從未發現這種生火方式所用的工具，其記載也多見於詩歌、志怪筆記中，意味模糊，如唐詩“敲石軍中傳夜火”、 “鄰屋有聲敲石火”、“沙頭敲石火，燒竹煮新茶” ，在應用類文獻中找不到它的身影。
無論如何，敲石取火都不曾廣泛流傳，南宋人吳曾以博學著稱於時，他評價唐人劉言史一句詩“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說：“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表示自己沒見過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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