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每個人有一本善惡賬簿，上天每天會給你記賬，清清楚楚，一字不漏，因果報應自古就有，誰也逃避不掉。
他家蓋房子沒出一分錢，勞力是他以大隊(即村)名益調工去蓋，每個社員(即村民)幹一天，由生產隊(即組)記工分，男勞力十分，女勞力一般五分。
房子蓋好後，一些社員(村民)為走“紅門”(以後辦事好走後門)幫他取屋名為“龍灣”，意為後人成龍成鳳；並在“神龕”上用紅紙寫了四個大字：亦事其昌。雖然名字蠻響，但是他仍舊無子孫後代。他老婆生過幾個小孩，全部夭折。為傳後，他想了很多辦法，後來他親兄弟，過房(接)一個兒子給他，他總算有人為他養老送終。但是有很多事應證了這句話：諸惡莫作，每一筆賬上天會記得一清二楚，每個人的善惡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時候一到必遭報應。雖然是過房，但仍然逃避不掉上帝火眼金睛；過房後也沒兒子延續“香火”——還是“絕人”(無兒子一個。
大集體時他是大隊長(即現在村支書)，權利高高在上，在他管轄範圍內每個人要看他臉色行事，不然會有好果子吃。有的人被他“批鬥”過，壓過“槓子”(一種刑罰)，綁過繩索，遊過街等。
他家辦任何事，有錢無錢的老百姓大多數人要去送禮，方便以後有事求他。聽一些老一輩人講，在大集體時大隊禮堂有幾百張凳子，在拆集體時，有三分之二的凳子被他搬回家，成了他家的財產。集體時嚴重缺乏男勞力，他把本生產隊好田送給周邊一些生產隊(即現在的組)，又去接很遠的山邊田土，他這樣做就是要累死本生產隊的人。現在外組一些田土在本組門前屋後，由於地界限制，要搞其它事業很不方便，無法發展。
集體時有戶人家兒子體檢上了當兵，接兵連早已到家來接。但是要大隊長籤意見和簽字，接兵連一看錶格內容：家裡缺乏勞力，不同意徵兵。就一句話，一個當兵好苗子就這樣“夭折”了。
他當大隊長時為“多快好省”，“社員”出集體工，不管遠近一律由“食堂”派人送飯到田野上吃，飯還在喉嚨裡就叫“社員”下地幹活。天色早已看不到了，也還要在田裡“混水摸魚”一兩個小時。
每年年終生產大隊(村)和生產隊(組)要辦“決商”(核算收入與付出)，家裡勞動力少或全是“婦勞”(女勞力)，加上人口又多的家庭，每次都要“超支”(超過勞動力所得)，超支戶多要交“超支”款，如交不起，要由大隊長審批可稱多少糧食，生產隊分糧食到戶時，按大隊長的“決策”一一照辦。超支戶在生產隊排隊分糧總是排到最後，如糧倉裡有足夠糧食，就按大隊長說的數字分給，如不多了，能分多少就多少糧食，因此超支戶每年不夠吃，連年要“超支”。
經過了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為填飽肚子，自己的父母總是想盡各種辦法，把生產隊分的雜糧加供成“餘糧”，如集體時在旱土上種的紅薯，把它曬成“紅薯幹”和“紅薯絲”。父母在煮飯時，常常把“紅薯絲”放在大米飯裡一起煮熟，俗稱“紅薯絲”飯，這種飯剛吃不久感覺不錯，但吃久了就成厭味。據一些老人說，吃“紅薯絲”飯吃膩了，每次裝飯時，把“紅薯絲”扒過一邊，只裝米飯，“紅薯絲”都是自己父母和哥哥姐姐吃掉，家裡最小的享“口福”。
在接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個外地人來到我們大隊做生意，那時外出做生意要由大隊長和公社(現在鄉鎮)有關部門批准並開介紹信和證明書才能外出做生意，而且每年要向大隊和生產隊上交“工分”(用錢折算)。那人挑著一擔花布在我們這挨家挨戶賣。後來有人舉報了，大隊長帶領人來抓這個賣布的，賣布的看見有人來抓他時，嚇的把布丟掉就跑，跑到一個菜園處，把身上的一些“糧票”(那時一種食品專供憑證)全藏在圍牆縫隙裡，被抓時口袋裡還有一些。那賣布的人被大隊長帶人抓走後，在那個年代可想而知其結果是怎樣的悲慘。
這個大隊長，五十多歲那年患了癌症，花光家裡所有錢財沒有治好，最後吃不了任何東西，在生命即逝時，示意後人拿來紙筆寫了幾行字：我這輩子做了很多惡事，對罪了很多人，最後患癌症報應，非常後悔！我還沒活夠，很不甘心。
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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