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樂觀一些，牟某翰應承擔一部分民事賠償責任。
依目前的公開信息，牟某翰的侵權行為極可能是包麗採取自殺行為的誘因，牟某翰應在引發誘因的範圍內承擔與其責任相適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說不用承擔責任的，一般有如下理由：
- 受害人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即便有抑鬱症也不等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
- 法院對過分干預社會的“正常交往”始終心存顧慮，過錯程度較輕微（一般案件）；
- 父母作為第一順位特定關係人可能存在重大過失；
法律從來沒有規定牟某翰的行為一定不承擔法律責任，但司法實踐會有傾向，即一般程度的責罵（我把這個稍微類型化，比方說成績不好老師批評之類的）造成受害人自殺的，不承擔法律後果。
但至於，需要承擔責任和不需要承擔責任的界限在哪裡，是需要個案推動的。
就好比，於歡案件對正當防衛制度的推動。於歡案絕對不是第一個符合正當防衛條件的案件，但因為民眾的普遍關注，司法更加嚴謹、公開、公正，也更符合普通人心底的正義。有於歡案作為支撐，後面的法官也更加“敢於”認定正當防衛，從指引、規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具有相當的意義。
我甚至相信，司法實踐，也在“等”這樣一個極端的案件，通過公開的判決，告訴我們所有人，哪裡才是社會交往的界限。
現階段，類牟某翰的“精神控制”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可能步子跨得有點大，但民事責任，是有明確法律規定和民意基礎的，就目前公開的信息看，我認為夠判了，至於責任比例，確實不宜過大。
你們認為20%責任比例是大了還是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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