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說管理（三）——自我管理

重申一下我的管理哲學：管理是普適的，萬事萬物皆有緣由；管理是多維的，上下左右皆列其中。

我一直認為，一個成功的管理者，首先是能夠高效自我管理的人。

我曾經在與客戶溝通時，經常會聽到客戶的很多中層管理者抱怨他們的上級領導“對自己馬虎、對別人馬列”，這裡其實暴露了兩個問題：一是管理者真的可能德不配位、沒能有效自我管理；二是，下屬並沒有積極地管理上級，出現管理脫節。今天，我們姑且不談下屬如何“管理”上司，重點來談一下，個體如何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不拘束於某一環節、某一個體，對所有組織中的個體都是適用的，成功的管理者需要自我管理，高效的執行者同樣需要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有多個層面，外顯和內在，外顯在於個人的行為表現，內在則是人的心術情操。外顯的行為規範，是可以通過嚴格約束來實現的。但內在的道德情操的修養則是不那麼簡單就能獲得的。

在現代西方管理學理論中，自我管理也被視為管理的重要組成，但其要點大多集中於外顯的行為規範，如經理人習慣養成、時間管理、標準規範等皮毛問題，而沒有從更深層次來發掘自我管理的“道德”之層面。其實，也不是西方理論家門沒有意識到個體之修養（道德心術）對於社會的重要性，早在18世紀中期（1759年），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出版了《道德情操論》（該書可以看做是其《國富論》的鋪墊和基礎），重點討論的人性的各種問題。只有讀懂了《道德情操論》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國富論》，財富是一般性的、是客觀存在的，但道德人性卻有每一個人的標籤，自私是天性，但只有高尚的人才值得擁有財富，也才能更好地支配財富。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其實已經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進行了閹割，面目全非了，義利割裂正是其社會發展的根本頑疾，德不配位，終究不會逃過天道輪迴。另一方面，在古老的東方大國的文化傳統中，更加重視人性中的人格培養，個人修養是我們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禮記·大學》中提出的“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結了君子人格的修行路線。但這種模式太過抽象，學習難度太大，想我中華幾千年歷史中，真正能實現修齊治平的，寥寥數人，我個人推崇明朝一哥王陽明（也有說是明朝于謙的，我個人推崇王陽明），立言立功立德樣樣俱全，簡直是完人。當然，象陽明先生這樣道德完人少之又少，但在中外古今，德高望重的壬午還是比比皆是。完美道德情操的養成，並不是人內在產生的，而是人們對由內而外對自然的敬畏、對心中道德律令的敬畏（康德語），那是深深地自律，就像亞當斯密所言，自私、利己都是天性，但是一個高尚人格的養成，那是自律與他律的共同結果。

回到商業管理領域，我們強調自我管理，當然不能按照仁人君子的標準來要求，但道理是一樣的。至少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高尚的道德修養無疑是個人修養的第一要務，其內涵既廣且深，我們不能要求，但每個人都能成為德高望重之人，但是，對於企業組織，我們還是要有所區分，私德可以不苛求、公德不能放任。

在企業組織中，我們倡導員工要開展積極的自我管理，關注點有三：

第一：修德（心術）——養成良好的職業操守。從心而守，所謂守得初心，方得始終，在職業生涯中，每個職場人都要經歷很多事情，僅靠外在的規範約束，這是他律，更重要地是自律、自重，守得內心一天空，贏得美好職業未來。當然，在企業組織中，我們提倡，修美德、正心術，不是讓員工成為大德高僧式的人物，而是讓員工都能獲得寧靜內心、坦蕩未來。

第二：身正——成為他人和自己的行為師範。你的行為就是規章制度，這是身正的基本要求，不隨波逐流，不苛求他人、不放縱自己，做到這點，你會發現，我們可以影響環境（許三多這個例子可以參考）。

第三：學習——不斷學習，不落時代。員工的自我管理，是一個多維多元的過程，但學習是我們適應這個時代、跟上這個時代的基本素質。這是我們突破自我的重要手段。

總之，我為什麼在這裡強調員工個體自我修養，因為這是我們在企業組織中最重要、最能動的要素，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既是工具又是方法。任何組織行為中，都具有複雜性的特點，組織中每個個體也不可能成長為我們希望的樣子，所以才會有無窮盡的管理問題，只要組織存在，這些問題就會存在。作為一個管理者，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才是現實。將這些因素變成基因，融入到我們的企業的血液中，也許我們距離成功就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