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注：本文由國外網友的評論原文翻譯而來，故任何觀點都不代表本人立場，小編是非常愛國的！
導語
唐納德 · 特朗普不是第一個錯誤地低估了國家威脅的總統，富蘭克林 · 羅斯福在他那個時代也扮演了一個集體否認和不老實的角色，直到“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敲上門來。
作者 | Joseph Loconte
當唐納德 · 特朗普在抗擊冠狀病毒的工作中把自己描述為“戰時總統”時，歷史學家和其他人趕忙拿他和二戰期間的富蘭克林 · 德拉諾 · 羅斯福作比較，他們可能想修正這種判斷。
富蘭克林 · 羅斯福很早就意識到了納粹德國的威脅，並堅持不懈地努力把美國從“孤立主義”的沉睡中喚醒。戴維 · 納索（David Nasaw）在為《紐約時報》寫的一篇評論中寫道，“幾乎從就職的那一刻開始，羅斯福就開始教育他的人民，美國不僅受到國內經濟衰退的威脅，還受到國外法西斯侵略的威脅。”同樣，多麗絲 · 卡恩斯 · 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宣稱，早在美國參戰前，羅斯福就已經“看清了未來”，並試圖讓美國做好準備，成為對抗法西斯的“民主武器庫”。
這是偽裝成歷史的聖徒傳記。幾乎從1933年羅斯福當選總統的那一刻起，他就採取了否認、欺騙和優柔寡斷的外交政策：徒勞地試圖讓美國免受正在全球蔓延的新一輪流行病——極權主義的禍害。
想想1933年11月，上任不到一年，羅斯福成為第一位正式承認蘇聯的美國總統——這是野蠻共產主義的高潮。1929年，蘇聯領導人約瑟夫 · 斯大林下令實行農業集體化，沒收農民的土地和財產，任何反抗的人都會被送進勞改營或被處死。其結果是饑荒和大規模的捱餓。到1933年春天，在蘇聯的糧食帶烏克蘭，每天都有2.5萬死亡。從1929年到1934年，有1000萬到1400萬蘇聯公民死亡。
拒絕馬克思主義並鼓動團結工會運動的波蘭哲學家萊謝澤克 · 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稱這一事件“可能是一個國家針對本國公民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戰爭行動 ”。然而羅斯福沒有孤立貢禪主義的蔓延，而是向它伸出了一隻手：否認其種族滅絕的行為。約瑟夫 · 斯大林是一個殘酷的精神病患者，不過，一旦他成為了戰時盟友，則變成了美國總統口中的“喬叔叔”（Uncle Joe）。
整個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的思維形態變得僵硬起來，因為另一種可怕的流行病——法西斯意識形態——正開始威脅歐洲的自由。阿道夫 · 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33年就任總理時承諾要撕毀《凡爾賽條約》，他讓德國退出了國際聯盟。1936年，德國軍隊公然違反《凡爾賽條約》，佔領了萊茵蘭。萊茵蘭的非軍事區是由條約中的三個單獨條款設立的：它禁止軍事武裝、演習和動員。任何違反條約的行動都被視作戰爭行為。
美國從來沒有批准過《凡爾賽條約》，羅斯福通過他的國務卿做出的回應明確表示，希特勒的干涉不是美國的問題：“看上去...德國政府的行為既違反了《凡爾賽條約》，也違反了《羅迦諾公約》。但就美國而言，似乎並沒有違反我們1921年8月25日與德國簽訂的條約。”美國同德國的貿易繼續快速增長。
從1935年到1937年，在人們對歐洲可能發生又一場衝突的擔憂日益加深之際，羅斯福簽署了中立法，禁止美國在歐洲或亞洲戰爭中對任何一方提供援助，無論原因是什麼。“我批准了這項聯合決議，因為它旨在表達美國政府和人民避免任何可能讓我們捲入戰爭行動的堅定願望”，富蘭克林 · 羅斯福寫道，“目的完全是好的，這項聯合決議將在相當程度上服務於這一目的。”
他很快就會後悔的。
羅斯福的崇拜者們喜歡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到他1937年發表的隔離演說上，在演講中，他警告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日本（在滿洲里）和德國（在萊茵蘭）等國家的國際侵略行徑。羅斯福建議民主國家加入對交戰國的“隔離”：
“世界上無法無紀的傳染病確實正在蔓延著，當肉體傳染病開始蔓延時，社會便贊成並聯合起來對患者實行隔離，不使疾病蔓延，以保護社會的健康。”
兩黨的孤立主義者都稱這是一次鼓動戰爭的演講，但羅斯福從未解釋過他的意思，即使在記者的追問下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這個話題擱置一旁。
然後，1938年出現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綏靖行動。三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使其實際上成為德國的一個附屬國。華盛頓方面對此沒有做出官方回應。接下來是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表示，他打算將蘇臺德地區和大量日耳曼人納入德國的懷抱。九月，德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在慕尼黑舉行了緊張的談判。在一次晚宴上，羅斯福說，任何暗示美國將與民主國家結盟的說法都是“百分之百錯誤的”。他給希特勒發了一封親筆信：“美國不參與歐洲政治，也不會在目前的談判中承擔任何義務。”
希特勒收到了這樣的信息：不會有隔離措施來遏制他的野心。當內維爾 · 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回到倫敦，揮舞著與希特勒的和平協議——一項分裂捷克共和國的計劃時，美國總統給張伯倫發了一封兩個字的電報：“good man”。六個月後，德國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地區。
在類似《富蘭克林 · 德拉諾 · 羅斯福：政治生涯》（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這樣的書中，傳記作家羅伯特 · 達賴克（Robort Dallek）對羅斯福在應對國家和國際危機方面的“政治天賦”讚不絕口。果真如此？即使是在讓 · 愛德華 · 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對羅斯福的讚美之詞中，也承認“羅斯福與孤立主義潮流同流合汙”，並且“讓軍隊的預算只能勉強填飽肚子”。
這話說得真委婉。當這場災難席捲歐洲時，羅斯福故意讓自己和美國人民對殘酷的事實視若無睹。即使在1939年9月戰爭爆發，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後，羅斯福仍然繼續否認和掩飾。他一再向美國人保證，美國將保持“
不糾纏其中和自由”。他堅持這些空洞的承諾——儘管所有的證據都站在了反面——直到1940年底，德國軍隊佔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轟炸倫敦、對歐洲猶太人發動襲擊、並威脅歐洲文明的生存。當然，1940年是總統大選年，羅斯福在整個競選過程中與孤立主義者保持步調一致。10月30日，他對波士頓的聽眾說：“我以前說過，但我要一遍又一遍地說：你們的孩子不會被派去參加任何外國戰爭。”11月1日，在布魯克林，他說：“我正在為讓我們的人民遠離外國戰亂而努力，我會繼續奮鬥。”11月2日，他對布法羅的選民承諾：“你們的總統說，這個國家不會開戰。”英國曆史學家馬克思 · 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對羅斯福戰前的領導做了一個粗略的評價：“在珍珠港事件還沒發生時，人們對於美國會在什麼時候開戰仍是疑問重重的。”
如果特朗普因其對新冠病毒爆發的早期處理以及美國的缺乏準備而受到正確的批評，那麼這場大流行令人心碎的現實則抑制了自滿的衝動。除了對個人和企業實施一系列嚴格的限制外，總統甚至建議對紐約市進行隔離。
同樣，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的偷襲治好了羅斯福對日益猖獗的極權主義的視而不見。羅斯福成功地把美國的工業部門改造成了戰爭機器。但是他等得太晚了，這個國家完全沒有準備好：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遭受了日本毀滅性的打擊，直到1944年6月才能發動對法國的諾曼底登陸。
因此，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當極權主義疾病在全球蔓延時，西方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似乎都無能為力。歷史學家卡恩斯 · 古德溫聲稱：“沒人預見到它的來臨”——這完全是不正確的，其邪惡意圖和威力的證據無處不在。因此，奧登（W.H.Auden）稱20世紀30年代為“低迷的、不誠實的十年”。羅斯福充當了那個集體否認的和不誠實的年代裡的一份子——直到危機敲上門來。
溫斯頓 · 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寫道：“善良的動機，若是被惰性和膽怯所束縛，則根本無法與全副武裝和頑固的邪惡相抗衡。”這是一個真理，同樣適用於天災和人禍。
紐約國王學院歷史學副教授，著有《霍比特人、魔衣櫥與一場大戰（暫譯）》，他正在寫一本關於1945年雅爾塔會議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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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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