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
劉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出生於安徽合肥，祖籍安徽懷寧，中國文學史家。1909年赴日本求學，191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著作有《淮南鴻烈解》、《莊子補正》、《三餘雜記》等。
1
大師之路
1889年，劉文典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家境尚算優渥的家庭，父親以經商為業，為人本分，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幼時，劉文典便被父親送往教會學校學習，又因其聰明好學，日後又掌握了英、德、日等多方外語。
劉文典與其家人
前排左一為其夫人張秋華，後排為次子劉平章及其媳馬順珍
年輕時候的劉文典，好學、善學、潛心於學問，他不僅得到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擔任過孫中山秘書，還師從陳寅恪，學有專攻，寫出了《淮南鴻列集解》、《莊子補正》等不朽名篇著作，是一位被公認的擁有真才實學的學者。
27歲那年，劉文典已被聘為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他擔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編輯。 1927年，劉文典任國立安徽大學校長。1929年，他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
劉文典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他都斷然拒絕，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1938年劉文典先生前往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後被聘到雲南大學任教，直至新中國成立。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併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但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1956年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劉文典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寫給夫人張秋華的家書
劉文典學業精湛，治學嚴謹，被當時的大師們廣為讚譽；他性格耿直，個性鮮明，被稱為民國最有骨氣的文人與名士；他上課不拘一格，深受學生歡迎與愛戴；他敢於頂撞蔣介石，全力維護學生，一身傲骨被廣為流傳；他身懷名節，愛國正直，代表著知識分子的脊樑。他眷念著故土合肥，不忘家鄉情懷，多次將字畫捐至安徽大學；他有拳拳愛子之心，春風化雨成錚錚教誨。
2
治學：逍遙自在，浮游隨性
世上最懂莊子的人
1906年，劉文典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蕪湖安徽公學。這是一所新式學校，當時，陳獨秀、劉師培正受聘於這所學校，擔任學校教師，民主氣氛十分濃厚。
三年後，劉文典赴日留學，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並在章太炎等人影響下開始反清活動。1912年，劉文典學成回國，與他人一起創辦《民立報》，任編輯和翻譯，後因特殊機緣，擔任了孫中山的秘書。
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聘請劉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從此劉文典開始踏上治學之路。
北大授課期間，劉文典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經過多年努力，1923年，《淮南鴻烈集解》正式出版，劉文典一時聲名大振，也由此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胡適破例為其作序，並對此書大加讚譽。晚年周作人也曾回憶說：“他（指劉文典）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集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
劉文典並沒有就此滿足，此後又開始了《莊子》和《說苑》等經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聲譽日隆。
1939年，《莊子補正》出版，陳寅恪為之作序，不惜大放溢美之詞。陳寅恪人稱“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能為此書作序，劉文典頓時身價倍增。此書一出，劉文典在全國學術界獲得“莊子專家”的美譽。
每次上課講《莊子》時，劉文典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可見其自負之情。
在西南聯大時，曾有人向劉文典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文典大發感慨，口出狂言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就是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莊子補正》的出版，也讓劉文典的學術生涯達到最高潮期。
據聞，劉文典為了靜心研究學問，總是在夜裡九十點鐘開始看書寫作，一直到第二天七八點才睡覺，從來不吃早點。到了中午，飯做好後，由夫人張秋華負責叫他起床，並把他“領”出房間。
有時，張秋華給他夾菜時，他還朦朦朧朧的，似乎沒睡醒，看也不看便一口吃下去，在他看來外表飲食這些學問之外的事，都不足留意，足見其修學刻苦。
最受學生歡迎的劉教授
西南聯大的教授會講課的不少，但像劉文典那樣把課講得出神入化的並不多。劉文典一直深得學生的歡心和敬意，連他的冤家對頭也不得不佩服。
喜歡拖堂、月下授課
劉文典先在北大、清華任教，抗戰時，又在西南聯大任教，他既學問精深，性格耿直，又對學生平和友善，被學生稱為“最有學術聲望”與“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莊子》、《文選》等課程。他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倒也別開生面。
西南聯大的課堂
上《文選》課時，劉文典總是帶上一壺茶，外加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菸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菸，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下午課時，他經常拖堂到五點多鐘才勉強結束，倒是學生們也不厭惡他的拖堂，反而樂意他的高談論闊。
有一次，劉文典只上了半小時的課，便夾著教案要離開，同學們甚是不解。只見，劉文典徐徐宣佈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
原來，下週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內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同學們聽得很是入迷，覺得是一次難得的享受。
張中行晚年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一件有趣的事。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時，一次大名鼎鼎的吳宓教授也去旁聽，“他講書，吳宓（號雨僧）也去聽，坐在教室內最後一排。他仍是閉目講，講到自己認為獨到的體會時，總是抬頭張目向最後看，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人為之暗笑。
吳宓
吳宓一向自視甚高，但對劉文典的學問卻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記中記錄：“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
這畫面或許能讓你想起電影《無問西東》中西南聯大雨中上課的一個場景，因雲南雨勢太大，雨珠“啪啪”敲擊在教室房頂，學生無法聽見教授的聲音，只得安靜下來靜靜等待，教授在黑板上從容地寫下四個大字“靜坐聽雨”。
觀世音菩薩
劉文典在教學中，經常語出驚人。
一次，有學生問道:“先生對寫文章有何高見？”“問得好！”劉文典應聲而答，然後朗聲吐出五個字——“觀世音菩薩”。
眾學子一聽無不愕然，先生這不是答非所問？給我們念什麼佛呀？
劉文典神秘地解說道：“‘觀’，多多觀察生活；‘世’，須要明白世故人情；‘音’，講究音韻；‘菩薩’，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作文一樣，也不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完了。”
這個解釋通達明晰，學生豁然開朗。
劉文典於“觀世音菩薩”五字上心得幾何？他胸無城府，不夠圓滑，張嘴就會得罪人，至少在“世”字上是頗有欠缺的。但這也正是他一介書生真情至性的地方。
吹牛的本錢
劉對同輩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時對學生卻十分平易近人，沒有一絲架子。當年弟子這樣描述他在昆明時的形狀：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體弱瘦削，雖為一級教授，日常均身著青布長衫，腳著布面圓口鞋，不修邊幅，卻飄逸自如，不失學者風度。上課時則用一塊藍布包著講義或教材，夾在腋下，慢慢走進會澤院，走入教室。”
“先生讀書或與朋友學生交談時，喜抽香菸，愛喝清茶。我們去看望或有所請教時，他總是打開煙盒，遞給我們一支菸，而後他一支接一支地吸著，此時談風甚健，說古論今，厚積薄發，雖體虛氣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飛揚。”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一次，因為他備新課久未去看望劉文典先生，特抽出時間前去看望。不料，剛見面他就被劉文典沒頭沒腦地痛罵了一頓，說陶光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
陶光想，我雖一貫尊重你，但學生也不是奴隸，可以隨便辱罵。他一時忍無可忍，便準備以暴易暴。正當陶光要怒目反擊時，忽見劉文典用力一拍桌子，聲音極大地呵斥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麼？”轉眼，老師憤怒的臉已轉變成可憐的臉。
見這光景，陶光將要爆炸的怒火突然平息了，反而變成了同情、憐憫老師！對於老師視他為‘吹牛的本錢’一語，很讓陶光感動，他幾乎要破涕為笑了。
隨即，陶光扶老師坐下，為老師倒一杯茶，承認自己太粗心，並解釋說，因為自己備新課任務重，所以久未前來問候。
劉文典也自知批評學生太過火，便留下陶光吃飯，算是示好。
後來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讓陳寅恪作序，特地叮囑學生陶光用毛筆為自己題封面。這是老師對學生最高的尊崇，是權威教授的鼓勵。陶光每談及此，都喜形於色，感謝老師的厚愛，研究學問上自然變得更加勤奮。
他的狂傲與謙卑
民國教授中，劉文典的“狂”與“傲”是十分出名的，在學壇也留下了不少奇聞軼事。但他曾自我評價說：“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
“不識”巴金，怒懟新派學者
劉文典專心研究古典文學，很看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
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想了一會兒，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他在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當教授的時候，也不把聞一多、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沈從文等尤為蔑視。
沈從文
當得知西南聯大要提沈從文為教授時，他勃然大怨，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替莊子跑警報
1939至1940年，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轟炸，師生看到五華山上紅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開始跑警報，到防空洞裡躲避日機轟炸。
有一天，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西南聯大正在上課的教授和學生照例疏散到昆明城外去躲藏。
正當大家或疾走或快跑爭先恐後之際，沈從文湊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他略顯不悅之色，就對同行的學生說，“沈從文是替誰跑警報啊！這麼匆匆忙忙地，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
沈從文雖然聽見了，但尊他是前輩，沒有說什麼就跑開了。
十二分敬重陳寅恪
劉文典眼高於頂，卻並非目中無物，他早年師從國學大家劉師培，精研《說文解字》和《文選》，對前輩學問家章太炎和同輩學問家陳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學者不多。
陳寅恪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劉文典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寅恪的萬分之一，還告訴學生：“我對陳先生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敬佩。”他宣稱，西南聯大總共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一個，馮友蘭一個，他和唐蘭各算半個。
試想，西南聯大差不多集結了全國的學界精英，他自鳴得意的“三個教授論”會得罪多少同行？
“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
劉文典對自己的學問是相當自負的。當年在西南聯大開“紅樓”講座的人有兩個，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吳宓，另一個便是劉文典。
劉文典原本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只因他聽了吳宓的《紅樓夢》講座，不同意見太多，於是靈機一動，也客串一回紅學家，開個講座，唱唱對臺戲。
劉文典的號召力不小，教室裝不下太多的聽眾，西南聯大的廣場就成了他的講壇。一支蠟燭，一副桌椅，眾人席地而坐，雖寒磣了點，學生卻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劉文典身著長衫（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款款入座。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裡為他斟茶，他滿飲一杯。
前戲做足了，劉文典這才昂然而起，一字一頓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講過！今天跟你們講四個字就夠！”
一部《紅樓夢》，他以四字蔽之，這四字是“蓼汀花淑”。他的講解用上了音韻學。“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就屬意薛寶釵了。”
此說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聲，眾人彷彿醍醐灌頂，全開了竅，《紅樓夢》的主旨迎刃而解，要義也昭然若揭。
被和尚追著打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
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唸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製的蔑子翻閱，違者受罰。
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准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
老和尚去後，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臥床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撲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後，手一鬆，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
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捱打，並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
不打不成交，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
敢於頂撞蔣介石
1928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校址安慶）任職期間，學校發生學生風潮。
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身份親臨安慶，施行彈壓。他專門召見相關人員，痛加訓斥，指出這次學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自然首當其衝。可他並不知“罪”，見到蔣介石只稱“先生”，不稱“主席”，掃了對方顏面。
更出格的事情還在後頭，蔣介石寒著臉要劉文典交出學生領袖名單，必須對罷課分子嚴懲不貸。劉文典根本不買賬，還將蔣頂上南牆：“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針尖對上了麥芒。蔣介石惱怒不已，當眾拍桌，聲色俱厲地大罵：“你是學閥！”劉文典素性恃才不羈，也戟指回擊：“你是新軍閥！”
蔣介石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豈容手握筆桿子的文弱書生挑釁他的戎威？盛怒之下，殺氣騰騰，不僅摑了劉文典兩記耳光，還以“治學不嚴”罪名將這位名士關進監獄，並且發出死亡威脅。
劉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國學界和新聞界並非萬馬齊喑，“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呼聲隨之而起，安徽學運也有餘燼復燃之勢。蔡元培出面力保這位早期同盟會員、孫中山的老秘書，陳立夫也從中斡旋，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這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劉文典。
蔣介石的兩記耳光確實響亮，劉文典的名聲也因此響了起來。蔣介石的偶然之舉成就了狂士劉文典的一世英名。
老師章太炎聽到此事後，對劉文典的書生骨氣十分欣賞，親自手書一聯相贈：“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章太炎先生書贈劉文典的對聯
這副對聯一直為劉所珍藏，至今還保存在劉文典次子劉平章家中，從一個側面十分貼切地反映出劉疾惡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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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合肥”
劉文典出生於合肥，他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合肥人，對合肥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現在只要看到劉文典的著作，凡是線裝本的，第一頁上都寫有合肥劉文典。據說，劉文典還專門印了一張名片，上面沒有寫什麼教授的頭銜，就幾個字，“劉文典，合肥”。
籌建安徽大學
安徽大學的建校與劉文典的努力密不可分，在教書育人方面，劉文典的態度更是令人讚賞。
1927年夏，劉文典先生受安徽省政府之邀，籌備安徽大學建校工作，為此四方奔走。於第二年最終實現安徽孕育多年的大學夢想，劉文典先生任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行校長職權。
安徽大學校園裡，劉文典教授的銅像
安徽大學檔案館劉文典紀念館始建於2008年，為的是紀念安徽大學建立80週年，且緬懷劉文典先生逝世50週年。整個劉文典紀念館的牆壁，都展有劉文典的著作。
捐贈圖書、書畫給安徽大學
1935年，劉文典曾經給當時的安徽省圖書館館長寫信，信中稱，用一半薪水買書，有生之年供教學之用，過世以後則要捐給安徽省圖書館。
劉文典去世後，其夫人張秋華曾捐了一批圖書和字畫，其中包括董其昌、劉墉等大家的字畫給了安徽省博物館，安徽大學校慶時，其家人又將僅剩的最後一批劉文典的東西捐給了安徽大學。
安徽大學劉文典紀念館
劉文典的兒子劉平章稱，父親還有一批舊書，目前藏在臺灣“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共513冊，其中多半是清朝的書籍，這也是花費了74年才找到的，如果這批書能回來，他也將完成父親的遺願，捐獻給安徽。
4
橫眉對日，溫以傳家
劉文典是個”硬骨頭“，這讓他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劉文典在子女教育上，非常注重以身作則，告誡子女要好好學習，誠懇待人。在事業選擇上，劉文典的一件往事，對兒子劉平章影響極大。
劉文典與次子劉平章
在離開安徽大學時，有人立薦劉文典為教育部部長，但被劉文典回絕了，他後來告訴兒子說，“只有終身之教授而無終身之部長，我決定北上到北大去教書”。
這件事也讓劉平章明白了，做人要有本色，要從事一些終身的職業。而他這一生，作為一名優秀的建築師，也是因為記住了父親這句話，不忘“老老實實地做事，老老實實地做人”。
對日本人
劉文典是個”硬骨頭“，這讓他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的青年學生，為敦促政府抗日，曾發起臥軌請願。劉文典的長子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這一活動，後因連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
韓美林繪劉文典畫像
劉文典對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後每次上課都要講一段“國勢的阽危”，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此，他當年的學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記錄：“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們對於劉先生表示極大的敬意的，就是劉先生愛國心的熱烈，真是校內無二人！去年長城戰事鬧得極兇的時節，劉先生每次上國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時間，哭喪著臉向我們伸說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我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
劉文典不僅號召別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熬夜至兩三點，來翻譯日本的文章，讓更多國人瞭解日本這個民族。
劉文典發表在《大公報》的文章《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
1933年4月10日劉文典翻譯的《荒木貞夫告全日本國民書》一文，發表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文中詳細介紹荒木貞夫的軍國主義思想，希望能夠警醒國人“知道日本統治者的意見、政策和野心”。
由於過度勞累，第二天上課時常常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好如實向學生道出實情，聽了此事，班上的學生不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愛國熱情感動得連“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七七”事變後，劉未能及時南下，鑑於他的名望，日本人通過周作人來做他工作，請他出來做偽事，遭到他斷然拒絕。劉文典對周作人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被他的態度激怒了，闖進劉家翻箱倒櫃，劉憤然作色，拒絕回答日本人的任何問題，翻譯官責問道：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以日語作答？劉稱“以發夷聲為恥”，拒不說日語。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幫助下，劉文典化裝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輪，經香港、海防，輾轉來到昆明。他後來在給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信中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之決心，辛苦危險，皆非所計。”
劉文典與夫人張秋華
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辦好了一家三口的機票，聯繫好了美國的大學，想幫他換個新環境。對於胡適的好意，劉文典敬謝不敏，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他久已遠離政治紛爭的漩渦，只是出於樸素的愛國之情留下未走。他沒有力氣再折騰了，眼看把亂世挺到了盡頭，接下來只想過過太平日子。當時，許多學人都是抱著這樣的想法留在大陸。
“擦皮鞋者”
劉文典非常注重對孩子的教育，作為一個教師，他更善於將涓涓教誨融入日常生活中。
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期間，就曾給次子劉平章寫了一封特殊的信，信中，他稱呼兒子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
劉文典寫給其子劉平章的信
“Kolya：我在京用費極大，所帶的錢早已用完。正是兩袖清風，你要電匯用來救濟，解除我的經濟危機。
我的旅費用盡只好步行回昆明瞭，不能從四川經過了。我連日參加最高國務會議，開會地點在懷仁堂。得以飽看中南海的雪景，真是興奮極了，愉快極了。你很可以乘我在京的機會來北京一遊。我可以買最精緻的玩具給你，帶你遊覽名勝，吃前門飯店精美美的西餐……”
原來，開會期間他在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諷刺溺愛子女社會現象的漫畫。畫面上，一個滿額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
劉文典寫給次子平章的書信
此時劉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讀大學的兒子討生活費的來信，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他沒有擺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教育兒子。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兒子平章讀後，既感溫馨又受教育。 後來在給兒子的多次書信中，他又反覆叮囑兒子要節約，不能養成浪費的習慣。
劉文典寫給兒子劉平章的家信
劉文典一向育人有道，無論是自己的親屬血脈還是學徒學子，總是言傳身教，他從來把子女當作朋友一樣對待，用平等的態度與之交流。
1955年端午節，劉文典在觀看郭沫若話劇《屈原》片段後，給兒子劉平章寫了一首詩——《觀劇詩》。
“宋玉悲秋亦我師，傷心又吊屈原祠。娥眉漫結平生恨，文藻空存異代思。縣圃曾城無定所，桂旗蘭枻竟何之。二千三百年間事，剩有江聲似舊時。甲午五月五，觀劇詩寫示平章兒，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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