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夜，由南開大學哲學系的一位朋友那裡得知，方克立先生過世了。方先生門生故舊眾多，尤其是，南開大學的中國哲學專業，幾乎是他一首開創的。所以，如今在他離去之際，相信其門生故舊會以各種形式表示紀念。方先生是中國哲學史領域的前輩，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但我與他卻談不上有任何私交。不過，由於我較早直接接觸到現代儒學尤其海外新儒學，並一直將現代儒學作為我的研究領域之一，而方先生則是大陸地區現代新儒學研究最早和最為有力的推動者，所以，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的名字是我一直在我心中的。此外，他和我之間，也的確發生過一則故事。如今聽聞他故去，不由想起；對他的若干印象，也浮上腦海。就讓我趁熱打鐵，記下過去發生的那件故事以及我對他的印象。在想必會隨之而來的其門生故舊的各種紀念文字之外，我從個人角度寫下的印象記，或許可以聊備一則客觀的補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大陸地區開始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國家重大課題，是方克立先生一手推動建立的。如果我們去各大高校圖書館查閱有關的文獻，相信立刻可以看到。當時最初在大陸地區開始從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學者，幾乎都是方先生那個課題組的成員。當然，後來課題組成員由於價值取向不同，逐漸分化。加之那種課題組集體創作的模式，也越來越為現代學術個體化的研究方式取代。方先生主持的那個“現代新儒學”團隊，也已成為歷史的一個環節。
方先生那個課題組成員的分化，與其一貫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對現代新儒學做批判性的研究這種價值導向有關。我大學時代已經直接接觸到現代新儒學的著作，雖然當時也看方先生那個課題組的研究成果，但我對現代新儒學的瞭解和判斷，並未由其轉手而來。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儘管由於現代新儒學的緣故，我很早知道方先生的名字，也很瞭解其主持的龐大的新儒學研究團隊及其各種成果。但是，由於我既可以由直接閱讀現代新儒學的各種著作入手，無需取道方先生組織其課題組成員選編的那些二手資料，對於某種被認為具有普遍解釋效力的理論，也一直未得其門而入。因此，方先生所主張的立場和方法，我是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乃至自覺保持距離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從未想過和方先生會有直接的交流。
不過，大概是2005年的時候，有一件事情卻讓我和方先生有了面對面的接觸。還記得當時方先生的一位博士生舉行開題報告，他點名要我參加。這是陳來先生親口告訴我的。當然，這表明他之前已經對我有所關注。不過，我相信他從我的文字之中，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取向和他主張的立場與方法之間應該說是“所同不勝其異”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仍然能不拘一格（我是2008年評的正教授，2005年還是副教授），邀請我和陳來先生一道，擔任其博士生開題報告的委員會成員，恐怕不能不說足見其人有不落俗套的一面。
當時那位博士生的論文題目，是打算寫陳榮捷先生與北美的中國哲學研究。就此而言，方先生請我擔任其開題報告的評審委員，自然是因為知道我對海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狀況比較瞭解。想必他也知道我2004年底剛剛結束了夏威夷大學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和哈佛大學秋季學期的訪問研究。因為那位開題的學生，之前曾赴北美蒐集材料，與當時在夏威夷大學任教的我，還曾在夏大哲學系我的辦公室見過一面。我想，他多半跟方先生也提起過。
開題報告那天，我是和陳來先生一道去的望京，記得方先生是在戶外迎接我們的。那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所在，雖然當時方先生好像已經不再擔任院長一職。那位學生報告完畢之後，方先生請我們提問。陳來先生講完之後，方先生就請我講。我因的確對北美中國哲學的情況較為熟悉，認為除了陳榮捷先生本身之外，要想連帶也把北美的中國哲學研究做一番較為深廣的研究，還是有一定困難的。所以當即就表達了這一看法。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陳來先生還曾示意讓我不要說得太多。顯然，那是因為陳來先生考慮得比較周到，擔心我對那位學生過於認真的陳詞，或許會讓方先生有可能產生不快。不過，至少就我當時情境下的感覺來看，方先生應該是完全沒有不快的。如果我的感覺不對的話，那隻能說明方先生的喜怒不形於色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境界。至於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我因與方先生素無往來，對他的個性全無所知，實在不敢斷言。但是，我寧願相信我的感覺是對的。
開題報告結束之後，應該是大家還一起吃了飯。但飯局的一切，如今我已經完全沒有記憶。唯一的印象就是方先生似乎始終一副笑眯眯的面孔。而除此之外，就是他在開題報告期間給我的印象了。自始至終，方先生說話都很少，都是讓評審委員暢所欲言。無論對那位學生說的是什麼，肯定也好批評也罷，方先生似乎都是微笑不語。這一點，是那次他點名請我參加其博士生開題報告一事，我與他面對面交流時迄今仍有的最深的一個印象。
那次會面之後，於我而言，方先生似乎又回到了僅僅是我心目中存在的人物那種狀態。事實上，如果我所記不誤，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和他有過當面的交流。讓我再次對他有所感受的，恐怕就是2006年在武漢大學召開的新儒學會議上了。正是在那次會議上，因故未能與會的方先生，請會議主辦方在大會開幕時正式宣讀了他給會議的一封公開信。也正是在那封信中，方先生從批評的角度提出了所謂“大陸新儒家”的說法。我因為很早就對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大陸託名儒家的泥沙俱下有所警覺，並在2006年元月借編輯邀稿之便在《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發表了“儒學復興的省思”一文，所以對於方先生信中所說，有深刻的印象。還記得我在會上曾引“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以及“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兩句詩，來形容儒學那種表面上的風起雲湧以及真偽莫辨和浮泛。當然，我和方先生對於“大陸新儒家”一說的看法，雖然未必不可以說沒有“同工”之處，但各自完全出於不同的價值立場，足以夠得上“異曲”了。不過，方先生雖然是在批評的意義上使用“大陸新儒家”一詞，那些被他批評的人卻不以為忤，反而歡欣鼓舞，立刻接過了這頂帽子自置頂上，彷佛終於得到了認可一樣。這一點，大概是方先生始料未及的。至於後來國學益熱，越來越多各種人士粉墨登場，自領封號，恐怕就更要出乎方先生的意料了。
方先生看待儒學的立場和方法，如前所說，是我一直都不敢引為同調的。但是，他能將其立場和方法貫徹始終，不隨世俯仰，顯然說明他對於自己的立場和方法，是來自於一種真實的信仰。較之那些慣於見風使舵、任何立場和方法都可以在審時度勢的情況下予以取捨的人來說，方先生始終堅持其立場和方法的真誠，僅就此而言，便足以令人敬重。這些年來，國內主義紛呈、冠冕競賽。表面上針鋒相對，爭論得好不熱鬧。但仔細觀察，卻往往難脫王陽明所謂“扮戲子”之譏。惟其如此，更可見真誠之重要與可貴。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儘管我與方先生毫無私交，只是因他的辭世而讓我想起多年前我們之間唯一的故事，我也願意以一個局外觀察者的身份，記下曾經的往事和我對他極為簡略的若干印象，聊作一箇中國哲學研究後進對於前輩的一點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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