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上映的法國傳記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Les Amants du Flore）裡，講述了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爾·薩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故事。
這部電影還有一個譯名，叫做《波伏娃的情人們》。全片從波伏娃的視角入手，講述了她與薩特的“契約式愛情”關係中的幾段情愛，以及最終寫出《第二性》的過程。
電影海報
這部電影，讓人嘆息，更引人深思。
身為二十世紀最有名的存在主義教母，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優秀作家，女性主義創始論著《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是否真的實現了女性自由？
01女性
在波伏娃被奉為女權主義聖經的理論著作《第二性》中，波伏娃向我們坦露了一個女性作家的痛苦、沉思與反抗。而這痛苦，首先來自於她女性的身份。
波伏娃在父權家庭成長
電影一開始，就通過幾個細節揭示了波伏娃畢生痛苦的來源。因為是女性，最有才華的好友被迫嫁人死去。自己取得了最難的哲學教師資格證，只換來父親一句“你有個男人的腦袋”總結。母親更是父親的一個傭人，“女人惟一該關注的就是她的丈夫”。這樣的原生家庭、社會環境讓她警醒，讓她逃離。而後來在事業、愛情上的境遇，更讓她看清了男性與女性在那個時代的諸般不平等，從而成為全世界第一位深入探討女性性別的哲學家。
在她看來，自人類歷史上，女性一直處於一種從屬於男性的狀態，男性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愛好，強加在女性身上各種特徵和社會屬性，“人們將女人關閉在廚房裡或者閨房內，卻驚奇於她的視野有限；人們折斷了她的翅膀，卻哀嘆她不會飛翔。”
經歷痛苦後對女性存在進行反思
為此，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變成的”，這也成為了《第二性》的旗幟與口號。而她的職責，就是要向這種傳統挑戰，要將女性從法律、宗教、習俗、傳統中爭取解放。
所以她一再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證明，拒絕成為女性。“我不結婚，不生孩子，也不做家務”。在她看來，只有反抗傳統的依附男性的命運，只有拒絕被動接受女性的角色，自己的存在才有意義。
作為女性鬥士，波伏娃是堅定的，勇敢的。
02作家
但如何才能體現自己是一個反抗傳統、追求獨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呢？
波伏娃選擇了文學與哲學創作。她視創作為自己“具有獨立性”的標誌 ，認為在文學創作中可以“通過一種虛構的形式”來講“自己要講的話”。就像影片裡她對年輕男生所說的“在文學創作裡，你可以做想做的一切。這正是寫作令人陶醉的地方。”
波伏娃的才華讓薩特矚目追求
但自一開始，她對創作的追求就不是出自什麼高尚的動機。她對女性拒絕的姿態，固然是心聲，也是為了在公眾面前塑造一種作家的生活方式，以此來宣傳自己和薩特的與眾不同。她甚至在隨筆《勢所必然》中坦露自己，直言無忌：“我從來不相信文學有什麼神聖的品性……我只希望在世時被很多人閱讀、被人尊敬、被人愛。我習慣於我這身作家的皮……我喜歡看見自己的名字登在報紙上，有時候，關於我們的傳聞以及我作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飄飄然，沾沾自喜。”
可以說，她對文學和創作的追求正是源自於對拒絕女性身份的一種叛逆心理。這是一個女人在男性上帝佔統治地位的世界裡、在只有少數傑出的男性才能問津的精神文化領域裡，得到了社會承認後所體驗的歡樂。甚至在人們對她的各種偏見與攻擊中，她仍可得到一種樂趣，一種突破了傳統女性狀態、與男性上帝平起平坐的樂趣，一種高踞於精神領域之巔、確認了自己力量的樂趣。所以她驕傲地宣稱：“我一直像男性一樣享受著自由，承擔著義務。依附性是壓在大部分女性頭上的不幸……而這種依附性，我擺脫了。”
創作讓她和薩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為了成為作家，她辛勤寫作，哪怕重病在床上也筆耕不輟。她要經濟自由，還要和薩特一起供養花神咖啡館裡那些年輕的追隨者。只要能出版作品，出版商任意改名她也毫不反對。對她而言，生活中最大的成功就是像薩特那樣，因為一本書讓全世界認識、記住她。在屢次遭遇薩特娶妻的情感背叛與失去老師資格的雙重痛苦之後，她終於寫出了震驚法國甚至全球的《第二性》，真正走上了作家的神壇，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幸福作祭禮。
對於創作，她是狂熱的，執著的。
03愛情
不僅在寫作，在兩性關係中她也身體力行地追求著平等。在薩特向她提出性開放的“契約愛情”，需要偶然愛情時，她第一個反應就是“我也可以嗎？我也是個作家，也需要偶然愛情。”在薩特猶豫退縮時，她也不放棄，“這公平嗎？”
相愛也是一種主動選擇
在她與薩特的情感關係中，為了實現這種公平，她數次和自己的女學生及學生的男友有性關係，甚至不拒絕薩特的要求去為他拉來原先只愛自己的露米，讓她也成為薩特的情人。
但是，她真的能接受薩特的契約式關係嗎？真的能眼看著各色女人在薩特的生活中走馬燈地經過而無動於衷？顯然，她高估了自己的理性。在與薩特在一起的幾十年時，她經受了各種情感的折磨。在第十年時，她終於忍受不了妒忌的痛苦，為了保護自己，她強烈要求結束性關係。“為了同一理想在一起工作是一種更偉大的愛。我們之間的禁慾是我們關係的保障。”
兩人一起為創作出版努力
這個提議看起來很合理，可惜，波伏娃畢竟是一個人，且是個她一直拒絕成為的女人，她仍有對穩定性和惟一性的渴望。在此後幾十年的無性工作合作中，她仍然時時刻刻忍受著妒忌痛苦的吞噬。薩特兩次娶妻，將最重要的著作獻給美國新情人，都讓波伏娃在精神和情感上倍受打擊。
但是，為了兩人共同的存在主義哲學事業，為了廣為人知的存在主義神仙伴侶宣傳，她仍強忍歡笑，一次次留在薩特身邊。從四十年代中期後，波伏娃和薩特的關係已演化為一種創作的、事業的關係。而在這一牢不可破的關係中，波伏娃無疑是居於從屬的地位，為了保持這一關係，她作出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努力與犧牲。
與美國作家內奧松相愛
在遇到了真愛她的美國小說家內奧松後，她生平第一次有了想結婚、迴歸普通人情感軌跡的念頭。但薩特一再提醒她“你是個大作家，無法同時兼顧！”，用更為偉大的事業重新拉回她。
電影結束的字幕裡，介紹了1986年波伏娃去世後，雖與薩特合葬，手上戴著卻是內奧松當年求婚時送的銀戒指。這個細節令人回味。
對於愛情，她是感性的，無奈的。
04二難悖論
在波伏娃的一生中，她留下了小說八部、戲劇一部、理論著作和遊記八部、傳記一部，回憶錄五部，著作不可謂不豐。她可以依靠文學創作來自食其力，可以在文學和哲學論著中無所顧忌地坦露自我，可以無視習俗與薩特維持一份契約式的伴侶關係，可以開放地選擇自己的性愛對象，儼然是個現代自由女性的代言人。但是，波伏瓦真的擺脫依附，實現了女性的真正自由嗎？
薩特和波伏娃現實生活照
只要我們細讀她50歲以後寫就的四部回憶錄，就不難發現：她和薩特作為事業上、文學上的精神伴侶，固然是忠誠不渝、互相呼應的，薩特用哲學理論、她借文學形象來闡明同樣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併成為二十世紀人類史上的一筆豐富的精神財產。但在生活中，她又常常流露出一種冷寂落寞的少婦閨愁。“我和所有人一樣，一半是同謀，一半是受害者。”
波伏娃為自己選擇了一個二難悖論：為了捍衛自己獨立的女性地位，她將創作事業作為獨立精神的體現；而為了創作事業，她又不得不回到女性可悲的依附狀態。可事實上，她最引以為傲的文學作品，如《名士風流》《女客》，與薩特的《噁心》、《蒼蠅》，以及加繆的《局外人》、《鼠疫》無法相提並論。而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她也沒有薩特《存在與虛無》、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這樣的代表性論著。如果不是後期《第二性》問世，她恐怕很難在文壇上留下深刻印痕。但也是《第二性》的出版，讓她後半生不停遭受到惡毒狂怒的攻擊，“性貪婪 ”、“性冷淡 ”、 “淫婦 ”、 “女同性戀者 ”等惡罵之聲不絕於耳。
波伏娃代表作《第二性》
殘酷一點來說，她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並不在她自以為的文學創作中，而恰恰在於她並不以為然的女性角色中。她的主要意義和價值就在於，她寫出了作為一個傑出的職業婦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現代社會里的感受體驗、精神優越與矛盾苦悶、歡樂與幽怨。
就像電影中她對母親的坦白，“我想明白的是自己。我一直以為自己站在命運之上，現在卻發現自己在自我欺騙，就像您，像所有女人一樣。”
當然，這一切並不妨礙波伏娃作為反傳統、追求個體獨立的女性典範。她更以自己的作品和一生遭遇促使讀者沉思：人類社會的歷史積澱如此厚重，即使是最優秀的女人，要擺脫依附狀態，進入完全自由的境界，又談何容易？
閱讀更多 墨村故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