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上映的法国传记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Les Amants du Flore）里，讲述了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故事。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译名，叫做《波伏娃的情人们》。全片从波伏娃的视角入手，讲述了她与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关系中的几段情爱，以及最终写出《第二性》的过程。
电影海报
这部电影，让人叹息，更引人深思。
身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存在主义教母，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女性主义创始论著《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是否真的实现了女性自由？
01女性
在波伏娃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中，波伏娃向我们坦露了一个女性作家的痛苦、沉思与反抗。而这痛苦，首先来自于她女性的身份。
波伏娃在父权家庭成长
电影一开始，就通过几个细节揭示了波伏娃毕生痛苦的来源。因为是女性，最有才华的好友被迫嫁人死去。自己取得了最难的哲学教师资格证，只换来父亲一句“你有个男人的脑袋”总结。母亲更是父亲的一个佣人，“女人惟一该关注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样的原生家庭、社会环境让她警醒，让她逃离。而后来在事业、爱情上的境遇，更让她看清了男性与女性在那个时代的诸般不平等，从而成为全世界第一位深入探讨女性性别的哲学家。
在她看来，自人类历史上，女性一直处于一种从属于男性的状态，男性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强加在女性身上各种特征和社会属性，“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
经历痛苦后对女性存在进行反思
为此，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也成为了《第二性》的旗帜与口号。而她的职责，就是要向这种传统挑战，要将女性从法律、宗教、习俗、传统中争取解放。
所以她一再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拒绝成为女性。“我不结婚，不生孩子，也不做家务”。在她看来，只有反抗传统的依附男性的命运，只有拒绝被动接受女性的角色，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
作为女性斗士，波伏娃是坚定的，勇敢的。
02作家
但如何才能体现自己是一个反抗传统、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呢？
波伏娃选择了文学与哲学创作。她视创作为自己“具有独立性”的标志 ，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可以“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讲“自己要讲的话”。就像影片里她对年轻男生所说的“在文学创作里，你可以做想做的一切。这正是写作令人陶醉的地方。”
波伏娃的才华让萨特瞩目追求
但自一开始，她对创作的追求就不是出自什么高尚的动机。她对女性拒绝的姿态，固然是心声，也是为了在公众面前塑造一种作家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宣传自己和萨特的与众不同。她甚至在随笔《势所必然》中坦露自己，直言无忌：“我从来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习惯于我这身作家的皮……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有时候，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沾沾自喜。”
可以说，她对文学和创作的追求正是源自于对拒绝女性身份的一种叛逆心理。这是一个女人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在只有少数杰出的男性才能问津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得到了社会承认后所体验的欢乐。甚至在人们对她的各种偏见与攻击中，她仍可得到一种乐趣，一种突破了传统女性状态、与男性上帝平起平坐的乐趣，一种高踞于精神领域之巅、确认了自己力量的乐趣。所以她骄傲地宣称：“我一直像男性一样享受着自由，承担着义务。依附性是压在大部分女性头上的不幸……而这种依附性，我摆脱了。”
创作让她和萨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成为作家，她辛勤写作，哪怕重病在床上也笔耕不辍。她要经济自由，还要和萨特一起供养花神咖啡馆里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只要能出版作品，出版商任意改名她也毫不反对。对她而言，生活中最大的成功就是像萨特那样，因为一本书让全世界认识、记住她。在屡次遭遇萨特娶妻的情感背叛与失去老师资格的双重痛苦之后，她终于写出了震惊法国甚至全球的《第二性》，真正走上了作家的神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幸福作祭礼。
对于创作，她是狂热的，执着的。
03爱情
不仅在写作，在两性关系中她也身体力行地追求着平等。在萨特向她提出性开放的“契约爱情”，需要偶然爱情时，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可以吗？我也是个作家，也需要偶然爱情。”在萨特犹豫退缩时，她也不放弃，“这公平吗？”
相爱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在她与萨特的情感关系中，为了实现这种公平，她数次和自己的女学生及学生的男友有性关系，甚至不拒绝萨特的要求去为他拉来原先只爱自己的露米，让她也成为萨特的情人。
但是，她真的能接受萨特的契约式关系吗？真的能眼看着各色女人在萨特的生活中走马灯地经过而无动于衷？显然，她高估了自己的理性。在与萨特在一起的几十年时，她经受了各种情感的折磨。在第十年时，她终于忍受不了妒忌的痛苦，为了保护自己，她强烈要求结束性关系。“为了同一理想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更伟大的爱。我们之间的禁欲是我们关系的保障。”
两人一起为创作出版努力
这个提议看起来很合理，可惜，波伏娃毕竟是一个人，且是个她一直拒绝成为的女人，她仍有对稳定性和惟一性的渴望。在此后几十年的无性工作合作中，她仍然时时刻刻忍受着妒忌痛苦的吞噬。萨特两次娶妻，将最重要的著作献给美国新情人，都让波伏娃在精神和情感上倍受打击。
但是，为了两人共同的存在主义哲学事业，为了广为人知的存在主义神仙伴侣宣传，她仍强忍欢笑，一次次留在萨特身边。从四十年代中期后，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已演化为一种创作的、事业的关系。而在这一牢不可破的关系中，波伏娃无疑是居于从属的地位，为了保持这一关系，她作出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努力与牺牲。
与美国作家内奥松相爱
在遇到了真爱她的美国小说家内奥松后，她生平第一次有了想结婚、回归普通人情感轨迹的念头。但萨特一再提醒她“你是个大作家，无法同时兼顾！”，用更为伟大的事业重新拉回她。
电影结束的字幕里，介绍了1986年波伏娃去世后，虽与萨特合葬，手上戴着却是内奥松当年求婚时送的银戒指。这个细节令人回味。
对于爱情，她是感性的，无奈的。
04二难悖论
在波伏娃的一生中，她留下了小说八部、戏剧一部、理论著作和游记八部、传记一部，回忆录五部，著作不可谓不丰。她可以依靠文学创作来自食其力，可以在文学和哲学论著中无所顾忌地坦露自我，可以无视习俗与萨特维持一份契约式的伴侣关系，可以开放地选择自己的性爱对象，俨然是个现代自由女性的代言人。但是，波伏瓦真的摆脱依附，实现了女性的真正自由吗？
萨特和波伏娃现实生活照
只要我们细读她50岁以后写就的四部回忆录，就不难发现：她和萨特作为事业上、文学上的精神伴侣，固然是忠诚不渝、互相呼应的，萨特用哲学理论、她借文学形象来阐明同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史上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产。但在生活中，她又常常流露出一种冷寂落寞的少妇闺愁。“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波伏娃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二难悖论：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女性地位，她将创作事业作为独立精神的体现；而为了创作事业，她又不得不回到女性可悲的依附状态。可事实上，她最引以为傲的文学作品，如《名士风流》《女客》，与萨特的《恶心》、《苍蝇》，以及加缪的《局外人》、《鼠疫》无法相提并论。而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她也没有萨特《存在与虚无》、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这样的代表性论著。如果不是后期《第二性》问世，她恐怕很难在文坛上留下深刻印痕。但也是《第二性》的出版，让她后半生不停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性贪婪 ”、“性冷淡 ”、 “淫妇 ”、 “女同性恋者 ”等恶骂之声不绝于耳。
波伏娃代表作《第二性》
残酷一点来说，她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并不在她自以为的文学创作中，而恰恰在于她并不以为然的女性角色中。她的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她写出了作为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感受体验、精神优越与矛盾苦闷、欢乐与幽怨。
就像电影中她对母亲的坦白，“我想明白的是自己。我一直以为自己站在命运之上，现在却发现自己在自我欺骗，就像您，像所有女人一样。”
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波伏娃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女性典范。她更以自己的作品和一生遭遇促使读者沉思：人类社会的历史积淀如此厚重，即使是最优秀的女人，要摆脱依附状态，进入完全自由的境界，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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