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不乏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國家。其中統治疆域最廣，影響力較大的為元朝和清朝。但同樣是少數民族作為統治階級的大一統國家，清朝國祚長久，歷經十二帝共三百年之久；而元朝作為世界歷史上征服里程最長、統治疆域最廣的朝代，國祚卻僅僅享不到百年。
圖為1338年元朝鼎盛時期地圖
那麼滿族與蒙古族同樣是出於漢民族帝國邊疆的遊牧民族，同樣經部落征伐和南下掠奪而興起，為何在入主中原這一統治華夏文明的事務上南轅北轍呢？
統治不僅僅是一項事務，更是一項人事操縱上的藝術。統治不能靠一人一族之力，元清兩代少數民族主人同樣靠武力殺伐征服了華夏九州，但顯然兩朝的統治者在如何建立維繫少數民族和漢人之間的聯盟陣線上所具有的眼光是不同的。而這種眼光放在具體的治國實踐反映的差距就是——清朝統治者比元朝統治者給了漢人精英集團更多的利益。
圖為1776年清朝全盛時期地圖
漢人精英集團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武人軍功階層、儒家士大夫官僚階層、基層地方地主豪強階層。
理清這三個階層分別對於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統治貢獻作用，就必須明白這三者之間的轉化關係。這三者在封建專制的閉合統治下不是截然分開的。武人軍功階層大多依靠錢財的招攬而出於地主豪強階層，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團自宋朝以後打通了從民間到朝堂的通道，仰仗權力手段在一定土地積累的條件下可以轉為地主豪強階層。
因此這三個階層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合整體，成為了具有動搖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王朝統治的基石。而帝國的統治能否得到保障，則基於三個階層在各自身份下的主要利益。
清朝完美團結了儒家士大夫、武人軍功階層和地方豪強階層
對於武人階層來說追求的是軍功，以及其帶來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特權。
在封建專制集權越發發達的元明清時期，漢族武人階層是社會中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在君權集中的影響下，他們並非沒有政治上的野心，比如元末全國響應的紅巾軍、清末在各個南明政權周圍的軍功集團，都是以謀求政治上的建樹為根本訴求。他們依附於國家武裝，靠軍功博取富貴，能回報給政權的當然就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對內對外的軍事勝利。
圖為漢將施琅收復臺灣
對於儒家士大夫官僚階層來說追求的是政治權力，要求國家有通暢的上升渠道，允許他們掌握國家行政事務的各項權力。
儒家士大夫官僚不管在科舉前還是科舉後，無不以他們掌握儒家正當性話語和行政事務為自身使命，他們在輔佐君王實行統治藝術的同時，用較高的行政效率和技術水平換取自身以及家族權力和名譽上的榮耀。
圖為滿清漢族官僚
對於地主豪強階層來說追求的是經濟政策上的特權。
封建千古以來最為困擾歷代帝王的莫過於土地兼併，對於地主豪強階層來說最根本的利益莫過於土地的維持和擴大。這二者看似矛盾，但在王朝週期論下卻能在一定條件下達成微妙的平衡。因此古代封建政權往往給予地主豪強經濟上的特權換取他們在掌握的基層資源上的忠心。
圖為清朝地方豪強
在分析明白三個階層的利益後，便能夠看到元朝和清朝在這些利益訴求上的得失，而這將直接影響兩個朝代的統治。
在最為關鍵階層上升渠道上，元朝近百年時間卻幾乎不開科舉，這就導致任漢族讀書人對於元政權缺乏文化上的認同感。
傳統儒家士大夫階層在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和地方溝通之間的缺失，直接造成了上傳下達之間的權力真空，而這引發的連鎖效應就會波及同在一個整體內的武人階層和地方豪族之間的利益調整。
圖為元朝實行貴族統治
元朝滅南宋之前尚能給漢族武人階層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在南宋滅亡之後，蒙古鐵蹄橫掃歐亞情況下，漢族武人階層在蒙古人的民族統治政策下沒有用武之地，於是便與地方豪強緊密地聚攏在一起，阻斷了元朝上層統治階層與基層之間的治安聯繫。
於是在這種條件下在元朝的鄉村基層便形成了惡性循環：元朝統治者對於基層的控制能力差——放縱基層武人階層和地方豪強掌控地方——武人階層和地方豪強從基層汲取資源——隔斷元朝對於地方基層的統治。
這一點在元世祖忽必烈時就已經初見端倪：
“江南豪家廣佔農地……則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恣妄為，靡所不至。”——《元典章》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燻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蒙古）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元史》
圖為元朝皇帝直接從中央下達地方號令
而清朝在三個階層的閉合利益系統問題上，顯然吸取了元朝的統治教訓。
清朝自關外創立國家伊始，就深深明白僅憑自身八旗武裝力量顯然不能征服明朝這個龐然大物。明朝邊防雖然已被官僚和體制的腐敗所吞噬，但是散落於明朝疆土的鬆散地方軍閥集團並不可小覷。因此滿清從關外開始的入主中原之路，就是一部不斷包容優化的八旗軍事漢化史。
有清一代，漢將邊功遠超過宋明。漢族武人依附滿清軍事貴族獲得政治地位和軍功，制度上給予的包容和利益上的犒勞，換取了一大批漢族武人階層在皇權統治下的忠心，他們走出三峽踏上西域，北出塞外草原，縱馬進軍拉薩。以吳三桂、年羹堯、曾國藩為首的一大批漢族武人階層在戰場上建功立業，為滿清皇權的集中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立下汗馬功勞。
圖為清朝平西王吳三桂
而對於儒家傳統士大夫官僚來說，清朝也給予制度上的利益變革。
滿族高度漢化，本可以產生本民族的文官，滿族官僚雖在行政能力上遜於漢族官僚，但終究是皇權的另一個選擇。而維繫滿漢雙方在中央和地區上的和諧共處則必須給予漢族官僚基本的利益回報。清朝統治者所洞察到的關鍵之處在於：漢族官僚能夠在漢人王朝對抗皇權靠的是所謂的皇權之外的第二正當性來源，也就是所謂的道統，他們掌握儒家話語體系和典章制度，能夠通過正當性制約皇權的行為，這便是儒家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厲害之處。
因此自康熙雍正乾隆以來，清朝的科舉之路暢通為前朝所未有，真正做到了底層寒門之士可以取得向上的通道權力，而這種文化上的認同感反作用於武人階層與地方豪強階層，三個階層從而形成一個穩定的利益訴求團體，抱團在清朝統治階級的周圍。
清朝軍機處的誕生標誌著封建皇權的巔峰
可見元清兩朝的國祚差距不僅僅是數字化的文字反應，更是在深層次涉及支撐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社會前進的三大階層問題上的眼光差距。各個階層的利益得失都將引起蝴蝶效應對王朝給予致命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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