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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開始了他長達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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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間,康有為效“耐苦不死之神農遍嘗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遊歷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緬甸、巴西、埃及等42個國家和地區。在當時,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像他這樣足跡遍佈全球。他開公司、辦實業、做股票、炒地產……經營的生意五花八門,為的只是籌措經費,“保救大清皇帝”,實現他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

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宣佈重新垂簾聽政。至此,剛剛實行了103天的維新變法倉皇落幕。

在囚禁光緒皇帝的同時,慈禧調集三千兵馬,關閉京師九門,停運京津鐵路,發誓要把維新派一網打盡。其中最讓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為。可是,當步軍統領崇禮率兵踢破康有為的寓所南海會館大門時,卻不見了他的蹤影。

其實幾天前,康有為早已悄悄離開了北京。這並非康有為有什麼神機妙算,而是得益於光緒皇帝的一紙詔書。

戊戌政變發生的前四天,身為工部主事的康有為接到光緒的上諭: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甚詫異……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任職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光緒皇帝的上諭看似尋常,其實別有深意。當時康有為只是一個區區六品官,皇帝下發明詔,說的又是出京辦報這樣芝麻綠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渦中的光緒皇帝已感到形勢緊急,宮闈之變恐怕就在眼前了。為了保存維新力量,他不得不有違常理,發明詔催康有為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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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和光緒帝

果然,次日一早,軍機章京林旭便拿著光緒皇帝的“衣帶詔”來見康有為。密詔中寫道: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遲。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驅使,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

雖然自始至終光緒皇帝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但對他的倚重之情躍然紙上。康有為讀罷“衣帶詔”伏地大哭,當晚便離開了北京。

當榮祿帶著大隊人馬風風火火追到塘沽碼頭時,康有為已經乘“重慶號”起航了。

康有為不知,此時慈禧太后的緝拿令已一路從北京追到天津、煙臺,直至上海。

在塘沽碼頭,榮祿派航速比“重慶號”快一倍的快艇“飛鷹號”出海追趕,但“飛鷹號”起航倉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無功而返。

密令發至煙臺,恰好手握電文密碼的道臺不在衙門裡。等道臺回來,“重慶號”早已從煙臺出發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為竟還優哉遊哉地在煙臺海灘撿了一袋彩石,買了6簍煙臺蘋果。

不過,上海的情形就沒那麼樂觀了。政變當天,緝拿密電便傳到了上海道蔡鈞手中。蔡鈞買了許多康有為的照片,發給捕快,只等著“重慶號”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慶號”是一艘英國客輪。為保險起見,蔡鈞決定照會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白利南,請求英方配合緝拿欽犯。可沒想到,白利南卻以涉及外交主權為由,一口回絕了。其實,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為的朋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電報,請他無論如何要保護這位中國維新變法的領袖。白利南一邊拒絕上海道的照會,一邊秘密派出通曉中文的手下濮蘭德乘快艇到海上營救康有為。當濮蘭德拿著照片找到康有為時,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與一名浙江貢生高談闊論呢!

自以為佈下天羅地網的蔡鈞撲了個空。康有為卻在英國人的保護下,順利逃到了香港。

康有為經過了半年的顛沛流離,終於到達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康有為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追捧。此時,他感到應該建立一個組織把華僑們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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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聯合加拿大華僑領袖李福基、馮秀石等人,攜手創立了“保皇會”。

“保皇會”的定名頗費周折。起初他們想為這個組織取名為保商會,因“華僑十九皆商,保商即保僑”。但有人說:“保皇乃可保國。”於是定名為“保皇會”。而保皇會的全稱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既然叫“公司”,就說明它不單是一個政治組織,還是一個經濟組織。在“保皇會條例”中明文規定,凡入會者須繳會費2元,作宣傳、通訊、辦報之資,並集資開礦、興辦工商。

隨後,康有為派遣門人弟子分赴美國、墨西哥、南美洲、澳洲、東南亞,甚至南非,共建立總會11個、分會103個,會員多達百萬之巨。保皇會總局設在香港、澳門,康有為任正總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總會長。可以說,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保皇會。

海外華人們參與保皇會的熱情頗為高漲。梁啟超曾在文章中這樣描述:

自己亥年此會設立以來,至今蒸蒸日上,溫哥華入會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則殆過半,紐威士綿士打幾無一人不入會者。會中章程整齊,每來復日必演說,每歲三埠合同大敘集一次。近集數萬金建總會所於溫哥華,儼然一小政府之雛形也。

對於“保皇公司”如何運作,康有為有著詳細的計劃。在一次演說中他對聽眾說:

“若海外五百萬人,扯算計之,每人能以菸酒之餘,人捐美洲銀五圓,閤中國銀十圓,則有五千萬矣。先開銀行,印銀紙行之,可得一萬萬零二千五百萬矣。以三千萬辦輪船,以三千萬辦鐵路,以三千萬開礦,以五百萬辦雜業。他日礦路輪船有股份者分利無窮。以三千萬辦一切救國事,以養才能之士、忠義之人,立國體以行之,則中國立可救矣。”

同時,康有為還許諾:“苟救得皇上覆位,公司中帝黨諸臣,必將出力捐款之人,奏請照軍功例,破格優獎。”“凡救駕有功者,布衣可至將相。”

對當時的海外中國人來說,康有為的承諾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經商成功的華人富商一方面基於愛國心,一方面也基於渴望成為開國元勳的投機心理,往往對康有為一擲千金。而那些靠賣苦力艱難度日的勞工華僑,也希望能通過投資康有為的“保皇公司”,獲得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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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也在海外華人中活動,但革命思想顯然不如保皇主張在華人中有市場,興中會的力量明顯遜於保皇會。據說就連孫中山的哥哥孫眉都曾向保皇會捐過款。

1903年,康有為又發起成立了名為中國商務公司的股份制公司,總局設在香港,在廣州、上海、橫濱、舊金山都設有分局,並先後開辦了十餘家企業。

不過,康有為本人並沒有投入到具體的商務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開始了他繞地球3周的環球之旅。

1913年12月,當康有為結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國時,曾請好友吳昌碩刻了一枚印章,上書“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

這枚印章生動地反映了康有為十幾年間周遊世界的經歷。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雖然主張學習西方,但他從未出過國,也不懂洋文,對西方的認識全都從國人的翻譯作品中來,不免存在諸多誤讀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為康有為提供了一個瞭解世界、觀察世界的機會。

在16年間,康有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到過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緬甸、巴西、埃及等42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許多國家他都多次出入。在當時,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像康有為這樣,足跡遍佈全球

1908年6月22日(陰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時,康有為在女兒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島。夜半時分,太陽本已呈下沉之勢,但忽又重升。見到這樣的奇景,康老夫子寫下了《攜同璧遊挪威北冰洋那岌島顛,夜半觀日將下沒而忽升》一詩,並在序中記下了所見奇景。

“時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時,泊舟登山,十二時至頂,如日正午。頂有亭,飲三邊酒,視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實不夜也,光景奇絕。”

通過這段序言,曾赴北極考察的極地專家高登義教授相信,康有為是第一個探險北極的中國人。“康有為到北極看到的午夜太陽如正午的現象,就是極地特有的極晝現象。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是很難描述出來的。”

詩中,康有為頗有感觸地寫下了“仰觀諸天閱劫餘,壯觀山海蕩目眥”的句子,並在詩中愴然興嘆:“寄此懷抱何區區”。

康有為周遊世界當然不是旅遊觀光。他在《歐洲十一國遊記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農”,遊歷世界是為了“遍嘗百草”,尋找能夠醫治中國的“神方大藥”。

康有為所到之處,特別關注當地的政治制度、國計民生和風俗文化,並細心地把所見、所聞、所思詳細記錄下來。這些遊記,至今讀來仍使人感到興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為來到英國倫敦。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來倫敦了。1899年5月,他曾經到倫敦遊說,希望能得到英國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權。當時,他聯絡了英國進步黨黨首、前海軍大臣柏麗斯科子爵,但由於進步黨在議會中席位較少,出兵中國的議案以14票之差被否決了。事兒沒辦成,康有為也沒心思在倫敦遊覽,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為再次來到倫敦。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這座城市。

英國是老牌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康有為一直以英國為師,來到英國當然要參觀一下議會。6月23日,康有為遊覽了英國議院。議院位於泰晤士河畔,有600年曆史,室內呈長方形,左右分別設著四行長桌,議長戴著假髮端坐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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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到達時,正趕上議員阿爾蘭因為郵政的問題慷慨陳詞,質詢政府官員。作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對責難,頻頻起立應辯。這種場面讓康有為看了不禁眼界大開 。

第二天,康有為拜會了英國商務大臣。談話中,康有為說,他想學習英法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實行變法。聽罷康的話,商務大臣發表了一段今天看來仍可稱為真知灼見的議論。

他說:“各國有各國的教化、風俗和歷史傳統,決不能照搬他國的政治。我們英國的政治體制是千百年來自然積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來,而且也絕不可能通過效仿而來。病症不同,一種藥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聞聽此言,康有為受益匪淺。他在遊記中感慨道:“今之妄變法而專媚歐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為與英國大臣相談甚歡,但隨後與意外邂逅的日本駐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談話卻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請康有為父女,飯後他笑著對康有為說:“俄國大使巴蘭德老早就告訴我,如果有求於中國,絕對不能好言好語地跟他們溝通。好說他們不理你,一定要盛氣凌人,必要時還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脅。這樣他們就害怕聽從了。後來,德國大使也對我說:俄國大使經常說中國人怯懦,應該對他們厲害點。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試了一下。在外務部拍桌子嚇唬他們要調軍艦,那些開始不理我好言好語的中國大臣,都誠惶誠恐地唯命是從了。這下我才知道俄國大使說的有道理。後來,這個笑話在各國使臣中輾轉流傳,都說這辦法試過管用。今天你不當官了,我才敢跟你說這個笑話。”

各國使臣把中國大臣玩弄於股掌之間,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國官員竟懦弱昏聵至此。康有為聽後,恨不得找個地縫兒鑽進去。

在西方的所見所聞,一直刺激著康有為。他總結,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郵傳、立銀行”是四大法寶,而中國的頑固派卻“終日仰屋呼貧”,寧可“鬻官開賭”,也不願意興辦實業。

遊歷中,康有為也看到了書本上看不到的一面。1904年他來到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繞過那不勒斯宏偉的旅館和車站,康有為看到了骯髒泥濘的道路和低矮的貧民窟,草皮、馬糞堆積如山,衣不遮體的婦人沿街乞討。幾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車後哀求討錢,一直追出一里多路,直到車伕向他們揮舞鞭子,才散去。他曾這樣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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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遊歐洲者,想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吾昔嘗遊歐美至英倫,已覺所見遠不若平時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為之失望。

而最令他錐心刺痛的,則是在巴黎博物館中看到的一幕。1905年8月,康有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從中國大內搶來的奇珍異寶擺滿了幾個陳列架。其中,乾隆皇帝的玉璽就有好幾個,玉瓶、玉山、玉盤、玉磬、玉羅漢……更數不勝數。

這些都是庚子之變時,法國人從紫禁城中搶來的。康有為感慨,當年中國強盛時,德國人湯若望、比利時人南懷仁都來中國供職,荷蘭的使者還把量天尺等天文儀器送給中國。而今,清廷昏庸,國力衰弱,竟至於連大內珍寶和皇帝的玉璽也保不住。

除了瞭解西方國家的社會文化,康有為也參觀了許多自然和人文景觀。許多遊記至今仍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眾所周知,水晶宮是1851年英國為舉辦第一屆世博會而建造的主會場。它通體由玻璃搭建而成,晶瑩剔透,堪稱一大建築奇觀。可遺憾的是,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宮燒了個精光。今人只能對著版畫遙想當年水晶宮的壯麗和輝煌。

不過,康有為的《英國遊記》中,看到一段他對水晶宮的建築佈局的詳盡描述:

“入門即有玻廓數十丈,上覆藤花,廊外敞地遍綠,小岡顛有亭,陳雜戲,下有圓屋,為普破巴黎影畫。正面憑岡,列級栽花。上為玻璃樓,高三層,左右二塔,高聳天半。登樓,懸英國諸名勝景。再入右樓,遍陳百物。左樓陳雜戲,右樓陳百物,中有列室以陳古物,若博物院。”

康有為覺得,水晶宮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英人以水晶宮自號之。昔聞甚豔羨瑰異,及到觀……太辜負此名”。在他眼裡,水晶宮不過是一座用玻璃蓋的大樓,門堂汙穢,也沒有什麼精緻的裝飾,只是在玻璃之下藏著幾束魚藻,“歐美之俗多誇若此”。

但康有為也承認,從功能看水晶宮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它集戲院、音樂廳和博物館於一身。外面還設有滑冰、戲水等遊樂項目。每隔五天,水晶宮便點起內外百萬盞電燈,吸引許多市民晚間遊覽。

自戊戌政變流亡海外,到1913年歸國。康有為登埃菲爾鐵塔,乘熱氣球,訪滑鐵盧古戰場,上紐約三十層摩天大樓,去印度訪佛跡,在埃及看金字塔,參觀瑞典監獄,探訪墨西哥銀礦……所到之處,住最豪華的酒店,吃美味大餐,聘請當地人做導遊和翻譯,而且攜家帶口,前呼後擁。是誰為他提供旅費和生活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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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康有為周遊世界的錢全都是從保皇會支取的。

據說有一次,保皇會募得100萬美元,一次就為康有為提供了10萬美元作為遊歷各國,考察政治的經費。保皇會的資金來源,簡單說就是募集、投資、再募集、再投資。

康有為便把實業救國作為保皇會的主要發展方向。數年間該公司曾在全球招股數百萬之巨,先後創辦了香港公益客棧、他主持建立中華酒店、漁票公司,墨西哥華墨銀行、電車公司、輪船公司,芝加哥瓊綵樓餐館、橫濱譯書局等一大批公司。這些公司涉及領域龐雜,行業眾多,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結局——不久便紛紛虧損、無以為繼了。

如果說,華僑們最初積極向保皇會捐款是基於忠君愛國思想或對康有為個人的傾慕,那麼,當保皇會屢屢投資失敗,康有為許下的眾多空頭支票無法兌現時,華僑們對保皇會也就越來越沒有信心了。

面對國內風起雲湧的革命熱潮,此時的大多數人早已不似康有為還做著君主立憲的迷夢,他們早已識破了清廷的糟朽。如果說當初入會時,人們還分不清保皇與革命的分別,經過幾年血與火的歷練,人們都明白了只有革命才能夠救中國。曾經的保皇會會員們紛紛登報宣佈脫離,投入到革命隊伍中。

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於被共和新時代所取代。而康有為這位始終抱定君主立憲的固執老人,落在了歷史車輪的後面。

“草堂萬木草蕭蕭,吾道何之離索遙。”1926年秋,在逝世前一年,康有為重回北京。枯立南海會館門外,躑躅菜市口街頭,他憑弔著六君子曾經的鮮血,百感交集地念出了這兩句詩,愴然涕下。

【品讀歷史者】

圖片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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