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未來的糧食危機並非因為糧食不夠吃
在十幾億人的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始終都是天大的事。很多人討論糧食安全問題，還侷限在糧食夠不夠吃的層面，其實，未來中國的糧食危機並不在於糧食增產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
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潛力，足夠養活16億人，甚至更多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增長了兩倍多，糧食產量也增長了兩倍多；且新中國成立60年間，有30年為糧食淨出口（大豆除外）。未來的數十年，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5.5億，但中國通過農業技術進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裝備農業等措施，再增加3億人的糧食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按照16億人、人均800斤算，8億畝“噸糧田”就足夠中國人吃飯了。
至於農民素質問題、城市化佔地問題、水質和水利問題、土地板結問題、水土流失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都是可以克服和彌補的。
筆者認為下面兩個問題才是未來糧食危機的最主要因素。
第一：未來糧食危機最主要的內因: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
我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從糧食安全的角度看，這項基礎經濟制度有三大優點:一是有利於發揮村民集體優勢，加強農田水利基礎建設；二是有利於發揮家庭經營優勢，增加土地單位面積產出，並且以糧食生產為主（因為家庭糧食自給份額較大）；三是有利於發展合作農業和集體農業，在不減少農產品產量的同時，把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最近30年，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和農村流出，而糧食等農產品產量在不斷增長，充分證明了我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對保障糧食等農產品安全和促進城市化、工業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未來數十年，堅持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對增加糧食等農產品產量和促進城市化、工業化依然有重要意義。例如，河北省東光縣古樹於村，2008年3月成立了資金互助社，每戶出資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團購農資，平均一畝地肥料便宜150元/年（兩季）。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幫助農戶實現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轉，將村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互助社成立前，農戶之間有零星的土地流轉，平均每年350元/畝。現在流轉給互助社，底價500元/畝，若年底付錢，按500元/畝＋利息或分紅的價格結算。不到兩年時間，全村165戶、760畝耕地入社，在村委會的支持下，經過互助社水利重建和土地整理，耕地變成了890畝，增加了130畝。互助社購置了大型農機具，全村85％的勞動力離開土地經商辦廠或外出打工。不僅糧食產量增長了25％，全村年人均純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長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兩年積累40多萬元。全國農村只要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變，走東光縣古樹於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慮其他因素），我國糧食產量在5—10年內再增長10%—20％，應該不成問題。
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農村改革，總的趨勢是虛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基本經濟制度，各級政府一直在鼓勵資本下鄉整合農村各種要素，發展資本集團主導的現代農業。資本集團兼併農民土地，主導農業現代化，不僅不會“以糧為綱”，甚至最不願意生產的就是糧食。即使願意生產糧食，大資本農業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會大大降低——我國小農的單位面積糧食產量比美國農業組織高20％以上。
未來中國要應對糧食危機，在農業制度上存在兩個選項:一是繼續堅持既有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扶持小農合作，發展合作農業；一是逐步廢除既有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鼓勵和扶持資本下鄉整合農村和農業，由資本集團主導農業現代化。選擇前者，有增產20％的潛力，有利於應對糧食危機；選擇後者，有減產20％的可能，不利於應對糧食危機。當下的中國，扶持資本集團主導農業現代化的主張明顯佔有主導地位，這才是危及未來糧食安全最主要的內因。說句人人都能明白的大實話，如果資本主導未來農業，農業資本要想收益最大化，符合資本本性的最簡單辦法就是製造糧食等農產品的安全危機。所以，對於十幾億人口且人地矛盾高度緊張的中國而言，選擇資本主導農業實際上就等於選擇了糧食安全危機。
第二：未來糧食危機最主要的外因:全球“農產品武器化趨勢”
自古以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都是商人囤積居奇的投機品。壟斷糧食等農產品，既可以牟取暴利，也可以控制人或害人。所以，基辛格說:“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這就是“糧食武器化”最經典的表述。
二戰以後，西方國家正是根據基辛格“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戰略思想，制定了“糧食武器化戰略”，在多個方面做了充分準備。
首先，是種子革命。西方利用基因等技術進行的種子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產量，更重要的是消滅他國生產者自有的種子資源，並形成對其商品種子的永久性依賴。一旦一國的種子依賴他國或被他國控制了，糧食等農產品安全、甚至食物主權就無從談起了。這方面美國深謀遠慮。我國在加入WTO以來的幾年間，不僅大豆及其產業基本上美國化了、廣西玉米種子正在加速美國化和轉基因化，連東北玉米種子也快美國化了，棉花種子約20％左右的份額也被美國種子佔領了，每年以10％的速度擴大，並且還在向水稻、小麥、土豆等品種擴大戰果。這比1840年代鴉片輸入中國的速度不知快多少倍，也不知危險多少倍！
其次，制定產品標準和貿易規則，侵佔市場份額，控制定價權。農產品價格有暴漲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某種農產品一定量的市場份額，就可以獲得很大的定價權。某種農產品10％的份額如果被某個資本集團或國家控制了，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使該農產品市場價格暴漲50％或者暴跌50％甚至更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農產品短缺有價格暴漲所致的安全危機，農產品過剩也會有價格暴跌所致的安全危機。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在進行“種子革命”的同時，一方面通過主導全球農產品標準和貿易規則的制定，另一方面始終堅持高補貼農業政策，其戰略意圖非常明確，即時刻都準備著最大限度地佔有並控制他國農產品（包括種子）的市場份額和產業，最大限度控制農產品定價權。我國大豆及其產業被美國資本集團全面控制的事實足以證明西方“糧食武器化戰略”的成功。
再次，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已基本完成了“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部署。2005年8月，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了《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國政府補貼政策作用下，糧食等農產品可以用於生產汽油了。2005年的石油價格在每桶40美元左右時，很多人就此認為用糧食生產能源沒有效益（石油價格每桶65—70美元時，用糧食生產能源才可盈利），靠政府大額補貼的生物能源產業化是不可持續的。可在2007—2008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石油價格從40多美元漲到了147美元，用糧食等農產品生產汽油變得現實且大有可為。
一部汽車一天要吃掉一個人半年的口糧。隨著生物能源產業化時代的到來，不僅糧食，幾乎所有主要農產品都存在危機（因為土地是有限的）。
不僅糧食可以“武器化”，幾乎所有主要農產品都可以“武器化”。《2005年國家能源政策法案》將全球糧食安全危機推入一個新的階段，從此，土地、糧食（農產品）、石油、美元、匯率、農產品現貨和期貨市場等都高度關聯了，“農產品武器化”的威力倍增，圍繞“食物安全”的“戰爭”將成為國家之間的最常規“戰爭”，幾乎無時不在進行中。糧食等“食物安全”問題不再僅僅是個農業問題，而是上升為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政權安全問題。
要高度重視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研究和應用
中國人很善良，光明磊落，不僅不重視食物主權安全的戰略研究和應用，更不重視“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研究和應用，甚至對“全球農產品武器化趨勢”視而不見或嗤之以鼻。在討論糧食危機和制定糧食安全戰略上，數十年趴在低層次、低水平上老生常談。正因為如此，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才悄無聲息地瓦解，種子美國化、大豆及其產業美國化才毫無抵抗地被侵入。甚至很多主流精英分子以破壞保障糧食安全和國家轉型安全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為改革，以“引狼入室”為開放。
今天的中國，要高度重視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研究和應用。沒有戰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沒有戰略規劃和實施，就只會埋頭開車。在當下，以戰略視角全面檢討國內農業基本經濟制度、農產品經營和產業化制度、農資生產經營制度、農產品戰略儲備制度和國際（WTO框架下的）主要農產品標準（包括種子）、貿易規則、資本准入政策等，顯得尤其緊迫。在內，一定要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大力發展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農民合作農業和村民新集體農業；對外，一定要吸取大豆及其產業全面淪陷的慘痛教訓，對西方國家主導的WTO框架下的農業談判，要從維護國民食物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局出發，絕不能讓步，切不可過度開放，甚至糊里糊塗地開放。已經糊里糊塗開放了的，要堅決回收（如轉基因種子准入）。千萬不能再出現第二個“大豆”了，如果再出現第二個“大豆”，中國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甚至政權安全都將受到威脅，勢必會陷入被他人牽住鼻子改革的困境。
為了中華民族的食物主權安全和中國國家安全，建議儘快成立相關戰略研究機構和戰略決策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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