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希臘各城邦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土地兼併和大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小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自由農階層的破產，公民兵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日漸削弱。與此同時，僱傭兵的發展也對古希臘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主要表現為城邦危機的加深以及城邦公民意識形態的變化。
伯羅奔尼撒戰爭
前面已經講過，僱傭兵在古希臘出現的很早，不過，只是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這種現象才變得普遍，對古希臘的影響才更為深刻。僱傭兵制是以純粹的商業關係組織起來的，它的實行使士兵與城邦的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過去，城邦就是公民集體，然而由於城邦早期普遍實行公民兵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城邦也可以理解成是公民兵集體。曾經城邦是維護公民利益的工具，公民也願意為城邦而戰。不過，隨著城邦的衰落和僱傭兵制的盛行，這種關係發生了變化，城邦權威不再，失去了過去那種調節城邦公民內部矛盾的能力。軍隊成為軍事統帥專權的工具，而不是城邦穩定的因素。僱傭兵制的實行使士兵脫離了人民與城邦,而與軍事統帥的聯繫更加密切、直接。他們從長官手裡領取薪水，聽從軍事長官的命令。由於大多數僱傭兵不是為自己所屬的城邦作戰,所以他們也失去了為保護城邦利益浴血奮戰的信念。他們的忠誠程度基本取決於城邦付給他們的薪水的多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僱傭兵的出現加深了城邦危機。
古希臘戰士
由於僱傭兵主要由破產農民、手工業者以及逃亡奴隸組成，他們從事僱傭兵目的就是為了生存。他們在作戰中雖然也有英勇的表現，但也往往是受金錢的驅使。傳統的價值觀和宗教意識在他們的世界早已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對金錢的崇拜。
他們早已失去為城邦生存而戰鬥的積極性，而趨向唯利是圖。只要能獲得較高的薪水，他們甚至到敵方軍隊充當僱傭兵，例如，萊山得就曾經利用雅典人組成的海軍擊敗了雅典。
在過去，任何一位公民都願意無條件地聽從城邦的召喚，服從城邦的領導,以城邦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伴隨著城邦危機的出現和僱傭兵制的盛行，傳統的公民集體意識遭到利己主義地不斷挑戰。以雅典為例，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統治集團內部各派之間爭鬥不斷，一些野心家把個人的或黨派的利益放在城邦利益之上，就更不用說失去土地的自由農階級了。
古希臘戰士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支撐城邦的最有利、最具影響力的因素已經完全消失了。現在守城的希臘城邦戰士不再是過去的公民兵，而是來自希臘以外的職業士兵。希臘人不願再為城邦和家園武裝起來了，也不再對城邦事務感興趣了，曾經由於對城邦的熱愛所激發出來的責任感，以及由這種責任感而激發出來的道德觀念，再也不能使他們精神振奮。
從公元前 8 世紀希臘城邦興起，到公元前 4 世紀希臘城邦衰落，期間幾百年的時間裡，伴隨著政治上的風雲變幻，古希臘的軍事制度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體現出不同的特色。總體而言，古希臘的軍事制度基本經歷了從公民兵制到僱傭兵兩個階段。
古希臘戰士
公民兵制度是城邦建立初期普遍採用的一種軍事制度。公民兵的特點就是公民、士兵和土地所有者的三重身份一體化。為城邦提供兵役，是城邦內的居民成為公民的前提條件；土地是當時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有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城邦內的公民才有可能自備武器為城邦承擔兵役。所以，城邦的每一名公民既是軍人，也是擁有一定數量土地的所有者。由於公民個人財產收入的差異，不同等級的公民所承擔的兵役類型也有所不同。城邦通過嚴格的制度來維護兵、民一體的城邦理念。例如，梭倫通過立法，依據年收入水平將雅典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
根據梭倫規定，第一、二等級為城邦提供騎兵隊，可擔任城邦高級官職（如執政官）；第三等級作為重裝步兵的主要來源，在城邦中擔任的官職級別一般較低；第四等級在軍隊中一般充當輕裝步兵或者水手，雖可以參加城邦內的一般政治活動，但卻沒有被選舉權。但是，公民各等級相對應的政治權利並非是一直不變的，其在不同時期對城邦的貢獻，決定了他們在城邦的社會地位，並影響著城邦的政治制度的變遷。在城邦早期，作戰的騎兵是軍隊的主力。正是由於其在軍事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貴族在政治經濟的特權，因為只有少數貴族能夠為軍隊提供戰馬。
古希臘戰士
隨著重裝步兵逐漸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充當重裝步兵的中產階級開始不滿已取得的政治權利，不斷要求提高自己在城邦中的社會地位，並導致城邦開始由貴族制到民主制過渡。而當海軍成為城邦主要軍事力量的時候，下層平民在政治中上的地位上升，從而常常導致平民政體的建立。在公元前 5 世紀的雅典，窮人和普通人比貴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權利，就是因為在這一時期重裝步兵、貴族和有身份的公民對城邦的貢獻遠遠不如那些在海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水手。在城邦中公民是主體，而公民中各階層地位的高低是由他們自身對城邦的軍事貢獻決定的。簡單來說，貢獻大則獲得的權利多，貢獻小則獲得的權利小。雅典民主制的發展進程也體現出這樣的趨勢。
古希臘戰士
僱傭兵雖然很早就已經出現，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一直都是公民兵的一種補充，在希臘本土上並都沒有得到發展和繁榮。這是因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希臘各城邦，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公民集體，都是為保家衛國而戰的，僱傭兵不能成其主流，只有那些貧困交加的人才會離開自己的城邦去外邦或外國做僱傭兵。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僱傭兵取代了公民兵，這是因為戰爭對農業的破壞，使原本能夠自備武器為城邦而戰的公民兵失去了財力支持，甚至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走上僱傭兵的道路。此外，城邦逐漸失去了權威，城邦過去傳統的集體意識也不斷被戰後利己主義的思想所侵蝕。
回顧古希臘軍事制度的變化，我們還能發現一條明顯的線索，那就是，古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發展歷程與城邦軍事制度的變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古希臘戰士
一方面，城邦是古希臘各城邦軍事制度的基石。離開了城邦，任何軍事制度都可能難以實施。軍事制度作為城邦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和興衰都受到城邦政治制度的影響。城邦制度的確立為以重裝步兵為主體的公民兵制度的出現和正常運轉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隨後隨著城邦的發展，城邦內的一系列的改革，更是成為不斷驅使公民兵制的發展和完善的力量源泉。然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隨著城邦普遍出現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公民兵制也走向了末路，最終被職業化的僱傭兵制度所取代。
古希臘戰士
另一方面，城邦軍事制度的變革對城邦的政治制度發展起著一定程度的能動作用，具體說來，重裝步兵的出現是推動城邦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海軍的發展使城邦民主政治進一步向前發展，而僱傭兵制取代公民兵制成為城邦衰落的重要因素。重裝步兵對城邦民主政治的產生，主要體現在其軍事重要性和重裝步兵方陣。來自中產階級的重裝步兵，其在軍事地位的上升，同時也促使城邦給予其更多的政治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民主的範圍。方陣作戰所帶來的集體協作理念，取代了過去軍事上的英雄主義，同時對政治運行的機制提供了借鑑，例如在公民大會上，每一名公民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無論他的觀點是否與你的相悖。城邦的民主政治進程是伴隨著海軍軍事地位的不斷提升而進一步發展的，作為海軍主要來源的貧農和僱工，迫使城邦執政者為了取悅他們而不得不進一步擴大民主範圍。城邦後期，職業化的僱傭兵取代了城邦傳統的公民兵，傳統的城邦集體理念逐漸喪失，維繫公民與城邦聯繫的紐帶斷裂，城邦也就不得不走向衰落。
縱觀古希臘軍制的發展變化，我們感受到了軍隊與政權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城邦政治時期，城邦是公民集體，軍隊就是公民兵，他們為保家衛國而戰；及至城邦危機，公民喪失了土地，城邦不再是他們的精神依賴和生活基礎，僱傭兵成為希臘軍事世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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