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The Atlantic，作者Nicholas Carr
原文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8/07/is-google-making-us-stupid/306868/
“大衛，停下來。停下來，可以嗎？快停下，大衛。可以停下嗎，大衛？”超級電腦HAL懇求著頑強的宇航員大衛·鮑曼。
這是電影《2001太空漫遊》結尾一個著名又悽慘的場景，由於HAL的故障，鮑曼直奔HAL的記憶中樞將其關閉。HAL淒涼地說：“大衛，我的意識正在離去，我能感覺到，我能感覺到。”
我也能感覺到。在過去的幾年，我一直感覺有點不舒服，彷彿有個人或有個東西正在修補我的大腦，重新映射神經迴路，重新編程記憶。我的意識尚未離去，但是正在改變。我不再用過去思考的方式思考。
當我沉浸在很簡單的一本書或一段文章時，這種感受最明顯。過去，我的意識會陷入敘述或者論證的轉折之中，我會花數個小時思考長段的散文。現在，我在閱讀兩三頁後思想就開始飄移。我會變得焦躁不安，斷了思路，開始尋找別的事情來做。我感覺，當我試圖專心閱讀時，總是要拉拽著大腦，強迫自己集中注意力。過去自然而然的深度閱讀已經成為了一種掙扎。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十幾年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網絡上搜索、瀏覽。網絡是天賜之物，曾經需要在圖書館或期刊室待幾天做的研究，現在幾分鐘就可以完成。幾次Google搜索，一些超鏈接的快速點擊，就得到了我所尋找的事實或精煉的引述。工作之餘，我可以在網上錯綜複雜的資料中讀寫電子郵件、瀏覽頭條和博客文章、觀看視頻和聽播客，或者只是從這個鏈接跳到另一個鏈接。
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上個世紀60年代指出，媒體提供了思想的內容，但也塑造了思想的過程。網絡似乎正在削弱我的注意力和沉思能力。我的意識期待以網絡傳播信息的方式（以快速移動的信息流的形式）接收信息。曾經我在文字的海洋中遨遊，如今卻像騎著摩托艇一樣，在海洋的表面前進。
當我向朋友和相熟的文字工作者提及此事時，許多人都說他們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寫長段文章時，愈發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我關注的一些博主也提及這種現象。有個人承認自己已經完全停止讀書。他寫道：“我在大學主修文學，曾是個如飢似渴的讀書人。”
另一個人寫道：“我幾乎完全喪失了在網上或紙媒上閱讀和吸收較長文章的能力。”他是一名病理學家，長期在密歇根大學醫學院任教。他說，他的思維呈現出一種“斷奏”的形式，反映了他在網上閱讀較短文章的習慣。“我看不懂《戰爭與和平》了。就連博客文章也是，如果超過四段，我就覺得難以接受，直接跳過不讀。”
倫敦大學學院學者發表了一項研究，以兩個提供期刊文章、電子書及其他書面信息來源的網站日誌為研究對象。他們發現，使用這些網站的人們展示出“一種掠奪活動形式”，從一個來源跳到另一個來源，很少返回他們已經訪問過的任何網頁。在從文章“彈跳”到另一個網站之前，他們通常閱讀不超過一本書或文章的一兩頁。有時他們會保存一篇長文章，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曾經回過頭真正閱讀過。
研究人員認為，用戶不是進行傳統意義上的在線閱讀。有跡象表明，用戶通過標題、目錄頁和摘要等快速閱讀，新的“閱讀”形式正在形成。
由於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現在我們閱讀的內容可能比七八十年代更多。但現在的閱讀方式有所不同，背後隱藏著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種全新的自我意識。
塔夫茨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瑪麗安娜·沃爾夫說：“組成自我意識的，不僅是閱讀的內容，還有閱讀的方式。”她擔心，網絡閱讀把“效率”和“即時性”放在首位，會削弱我們深度閱讀的能力。當我們在網上閱讀時，我們往往成為“信息的解碼器”。“我們解讀文本的能力，塑造了豐富的精神聯繫，這是在不分心的情況下深入閱讀時所形成的。”
沃爾夫解釋說，閱讀不是人類的本能。它不像語言那樣銘刻在我們的基因中。我們必須教會大腦，如何將看到的字符轉換為理解的語言。在學習和實踐閱讀技巧中，我們使用的媒體或其他技術在塑造大腦內部神經迴路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實驗表明，表意文字（如漢字）使用者與字母語言使用者的腦神經迴路不同，在閱讀時的思維也不同。大腦中的許多基本認知功能區域，包括記憶、視覺和聽覺刺激，都有所不同。類似的，可以推測，使用網絡與閱讀書籍和其他印刷品所編織的神經迴路也有差別。
1882年，尼采買了一臺打字機。此前，因視力不佳，將目光聚焦在頁面上會讓他筋疲力盡、頭痛欲裂。他擔心自己不得不放棄寫作。有了打字機，只要掌握輸入法，他就能夠閉上眼睛，用指尖就能寫字。文字可以再次從腦海流到書頁。
但是機器對他的作品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尼采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的寫作風格發生了變化，原本已經簡潔的散文變得更加緊湊，讀起來更像電報。這位朋友指出，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對音樂和語言的“想法”通常取決於筆和紙的質量。
尼采回答說：“你說得對，我們的書寫工具參與了我們思想的形成。” 尼采的散文在機器的控制下形成。德國一位媒體學者評論到尼采的風格轉變：“從論述到格言，從思想到雙關，從富含修辭到電報風格。”
人類的大腦可塑性很強。人們曾經認為，我們的大腦神經網絡，即顱骨內約1,000億個神經元之間形成的緊密連接，在我們成年後就已經基本固定。但是研究人員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喬治梅森大學的神經科學教授詹姆斯·奧爾茲表示，即使是成年人的頭腦也“可塑”。神經細胞通常會破壞舊的連接，形成新的連接。奧爾茲說：“大腦能夠即時重新編碼，改變運作方式。”
比如，機械鐘在14世紀開始普遍使用。在《技術與文明》雜誌中，歷史學家和文化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描述到，時鐘分出的抽象框架成為了人類“行動和思想的參照點”。
時鐘的系統性有助於培養科學思維，但這也帶走了一些東西。在決定何時吃飯、工作、睡覺、起床時，我們不再傾聽感官，而是服從時鐘。
互聯網有望對認知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在193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證明，當時僅作為理論存在的計算機，可以編程並處理任何其他信息。該論證在今天已經成真。
互聯網是一個不可估量的強大計算系統，將大多數其他智能技術包含在內，正在成為我們的地圖和時鐘、印刷機和打字機、計算器和電話以及廣播和電視。
當我們瀏覽報紙網站的最新新聞時，如果收到一條新的電子郵件提示，注意力就會被分散，思想無法集中。
網絡的影響也不止於電腦屏幕。人們的思想適應了互聯網媒體的瘋狂發展，傳統媒體必須適應觀眾的新期望。於是，電視節目增加了文字抓取和彈出廣告，雜誌和報紙縮短了文章，添加了摘要，信息被分成易於瀏覽的片段。
數年前，《紐約時報》決定將每版的第二和第三頁專門用於文章摘要，其設計總監湯姆·博德金解釋說，“快捷方式”有助於匆忙的讀者快速瞭解新聞，不用翻頁或閱讀文章，提高效率。舊媒體別無選擇，只能遵循新媒體規則。
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過空前重要的角色，對我們的思想帶來了空前廣泛的影響。然而，關於網絡的文章很少考慮到它是如何重塑我們的，對於網絡的倫理道德也缺乏認識。
尼采開始使用打字機的同時，一名年輕人，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也就是後來的“科學管理之父”，帶著秒錶進入費城的Midvale鋼鐵廠，開始了一系列歷史性實驗，旨在提高工廠機械師的效率。在得到Midvale所有者的批准後，他招募了一批工廠工人，讓他們在各種金屬加工機器上工作，對他們的每個動作和機器的運作進行記錄和計時。
通過將每個工作分解為一系列小的步驟，測試執行每個任務的不同方法，泰勒創建了一套精確指令，在今天來看可以說是“算法”。Midvale員工不滿嚴格的新制度，聲稱這使他們變成了自動機器，但工廠的生產力卻大幅提高。
在蒸汽機發明一百多年之後，工業革命終於迎來了哲學和哲學家。泰勒嚴格的工業編排——他喜歡稱之為“系統”——在全美乃至世界範圍內都受到製造商的擁護。為了尋求最大速度、最大效率和最大產量，工廠所有者研究時間和動作，以此組織並配置工人工作。
正如泰勒在其著名的1911年專著《科學管理原理》中所定義的那樣，目標是為每項工作確定並採用“一種最佳方法”，實現“在整個機械藝術領域中，用科學逐漸取代經驗法則”。泰勒向追隨者保證，一旦將他的系統應用於所有體力勞動，不僅能夠調整產業結構，還能調整社會結構，創造出完美效率的烏托邦。他宣稱：“過去，人是第一位的。將來，系統必須是第一位。”
泰勒的系統與我們息息相關，仍然是工業製造的規範。現在，計算機工程師、軟件編碼人員在我們的智能生活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泰勒的規範開始支配意識領域。互聯網旨在高效、自動地收集、傳輸和處理信息，眾多的程序員都希望找到一種“最佳方法”（完美算法）來進行所謂“知識工作”的思想活動。
Google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山景城，即Googleplex，這裡是互聯網的殿堂，也奉行泰勒主義。Google CEO埃裡克·施密特說，Google是“一家圍繞計量科學成立的公司”，正努力將所做的一切“系統化”。根據《哈佛商業評論》報道，Google利用從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網站收集的TB級的行為數據，每天進行數千次實驗，根據實驗結果優化算法，以逐漸控制人們如何查找信息,從中提取含義。泰勒做的是製造業工作，而Google做的是意識的工作。
Google宣佈，其使命是“組織世界各地的信息，使之普及併發揮作用。”Google尋求開發“完美的搜索引擎”，將其定義為“能夠準確理解你的意思，併為你準確提供想要的東西”。Google認為，信息是一種商品，是可以以工業效率開採和加工的實用資源。我們可以“訪問”的信息越多，提取要旨的速度就越快，我們思想的生產力就越高。
這一切的終點何在？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都是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他們在斯坦福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博士時創立了Google，他們經常說，希望將搜索引擎變成人工智能，一種類似於HAL的機器，可以直接連接我們的大腦。
幾年前，佩奇在演講中說：“最終的搜索引擎就像人一樣聰明，或者更聰明。對我們而言，研究搜索工作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一種方式。” 在2004年接受《新聞週刊》採訪時，布林說：“當然，如果你將世界上所有的信息直接連到大腦，或者比大腦更聰明的人工大腦，你的生活就會更美好。”去年，佩奇在一場科學家會議上說，稱Google“確實在嘗試構建人工智能並將其大規模應用”。
對於兩個數字天才來說，這種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令人欽佩。他們擁有大量的錢財，手下還有一小批計算機科學家。從根本上說，Google是一家科技企業，動機是用技術來解決問題。用埃裡克·施密特的話來說就是“解決從未解決過的問題”，而人工智能是目前最困難的問題。為什麼布林和佩奇不成為解決該問題的人呢？
但是，他們認為，如果我們的大腦被人工智能所補充或甚至被替換，一切都會“變得更好”，這種簡單假設令人不安。該假設認為，智能是機械過程的輸出，可以被孤立、測量和優化，是一系列獨立步驟。在Google眼中，當我們上網時，沒有多少空間來“模糊”思考，歧義不是見解的開始，而是要修復的錯誤。人腦只是一臺過時的計算機，需要更快的處理器和更大的硬盤驅動器。
我們在網絡上瀏覽的速度越快，單擊的鏈接和瀏覽的頁面越多，Google和其他公司獲得並收集有關我們的信息，向我們投放廣告的機會就越多。當我們從一個鏈接到另一個鏈接時，大多數商業互聯網的所有者都在收集我們留下的數據碎片，這是有經濟利益的，碎片越多越好。這些公司最不願看到的，就是鼓勵人們悠閒地閱讀，或放慢速度，集中精力思考。讓我們分心才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
也許我只是在杞人憂天。有美化技術進步的趨勢，就會有對新工具或機器抱最壞期望的反趨勢。
正如在柏拉圖的《費德魯斯篇》中，蘇格拉底哀嘆寫作的發展。他擔心，當人們開始依靠書面文字代替過去存儲在頭腦中的知識時，用對話中的人物之一的話來說，他們會“停止鍛鍊自己的記憶，變得健忘。”蘇格拉底說得不錯，新技術確實會產生他擔心的結果，但他沒有預見到，寫作和閱讀將用於傳播信息、激發新思想和擴大人類知識。
同理，15世紀，古騰堡的印刷機問世，引發了又一輪爭論。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希羅尼莫·斯夸爾恰菲科擔心，書籍如果唾手可得，人們會在思想上懶惰，讓人“不那麼好學”，削弱心智。另一些人則認為，廉價印刷的書籍和報紙會削弱宗教權威，貶低學者和抄寫員的工作，並傳播煽動叛亂和放蕩的風氣。正如紐約大學教授克萊·史基所說：“大多數反對印刷機的論點都是正確的，甚至有先見之明。”但是，再一次，反對者沒有想到印刷文字將帶來無數福祉。
因此，你的確應該對我的懷疑表示懷疑。也許，事實會證明，那些將互聯網批評者視為盧德派或懷舊派的人是正確的，並且從我們過度活躍、存儲數據的頭腦中，迎來知識發現、普世智慧的黃金時代。
我想再強調一遍，網絡不是字母表，儘管它可以代替印刷機，但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東西。印刷頁面促進了深度閱讀，不僅幫助我們從作者的言語中獲得知識，而且使我們深入思考這些言語。
在讀書或其他沉思活動所開拓的寧靜空間裡，我們建立自己的聯想，做出自己的推論和類比，培養自己的思想。正如瑪麗安娜·沃爾夫所言，深度閱讀與深度思考難以區分。
如果我們失去了這些安靜的空間，或者用“內容”填滿它們，那麼我們不僅會犧牲自己，還會犧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事情。在一篇文章中，劇作家理查德·福爾曼闡述了該問題：
我接受了西方傳統文化的教育，理想的自我是受過高等教育、善於表達的個性，思想複雜、縝密，具有“大教堂般的”結構。在內心深處，男人或女人有一種自我構建的、獨特的整個西方遺產的特點。但現在，我看到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信息過載和“即時可用”技術的壓力下，用一種新的自我進化取代了複雜的內在構建。
福爾曼總結道，當我們抽乾了“縝密的文化遺產的內在儲備”時，我們就有可能變成“煎餅人”：我們觸摸一個按鈕，就能接觸到龐大的信息網絡，而自己會變得“又寬又瘦”。
文章開頭那部電影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它之所以如此悽美，如此古怪，是因為計算機對意識解體的情感反應：一個接一個的迴路消失了，它感到絕望，像孩子一樣懇求宇航員：“我能感覺到。我能感覺到。我害怕。”然而最終，HAL還是迴歸了原始的狀態。
HAL傾瀉的感情與電影中人物的無情形成鮮明對比，後者以幾乎機器人般的效率開展業務。他們的思想和動作被編寫成劇本，就像他們在遵循算法的步驟一樣。電影中，人們變得像機器，反而機器更人性化。這就是導演黑暗預言的精髓：當我們開始依靠計算理解世界時，我們自己的智慧就變成了新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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