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美國猶太人在很多事情上為以色列說話，但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美以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才發生。實際上，作為自由世界的旗幟國家，美國跟以色列的共同利益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象。
1960年，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曾給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打電話，詢問他怎麼才能幫助以色列國，本•古裡安的回答是：“當一任出色的美國總統。”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見解，跟建國之初本•古裡安作出的疏遠蘇聯、投靠美國的決定同樣了不起。從根本上說，美國的利益就是以色列的利益。美國有了，以色列就不會沒有。反過來也一樣，以色列的敵人也往往是美國的宿敵，傷害以色列的行為最終會傷害到美國身上。
當然，正如基辛格在這件事情上所表現的那樣，由於把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猶太人的立場往往跟以色列人不盡一致。這種不同有時讓以色列相當難堪，比如現任白宮大管家伊曼紐爾，是以色列“老赤衛隊”的後代，然而2000年戴維營會談時，他是讓以色列代表團最頭疼的人物，因為他熟知以色列人的思路，只要他一出場，以色列人就不敢玩花樣。而且因為他是猶太人，不怕被罵成反猶，所以有些話柯林頓不敢說，卻讓他去說。
不過，另一方面，這種立場與見解的不同恰恰是以色列國最大的力量之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色列最不需要的恰恰是一個“以色列政府在華盛頓的傳聲筒”，這種工作有以色列使館在幹，用不著美國猶太人操心。而美國猶太人站在美國立場上尋找美以共同利益的動機使得他們在很多問題上往往比以色列政府看得更遠，看得更準確。他們跟以色列政府“對著幹”的思路恰恰給以色列提供了舉足輕重的思維補償。
1973年10月6日，埃及敘利亞發動偷襲，以色列損失慘重。
戰爭接近尾聲時，以色列包圍了埃及的一個軍。憤怒的以色列人要發動總攻，滅之而後快。又是那個“基辛格”跳出來擋在裡頭不讓以色列人“痛快”。為此基辛格與梅厄夫人大吵大鬧，“蠻不講理”地呵斥梅厄夫人：“我就是不許你們消滅這個軍！”當然，現在我們知道基辛格的這次“幫倒忙”是何等正確！因為這個軍留下來，所有人都給自己找到了臺階：美國人趁機把埃及拉進了自己的陣營，薩達特有了跟以色列談判的臉面，以色列則由此瓦解了阿拉伯反以統一戰線。一舉三得，你不能不佩服多元思維的厲害，但你也可以想象當年梅厄夫人的憤怒。
回到尼克松跟基辛格的當年的那場對話上來，有一個細節格外令人沉思。在基辛格反對宣佈全國哀悼日時，基辛格：“但是我覺得你也應該想想這個國家裡的反猶主義勢力。要是我們讓我們的政策被猶太人操縱了的話……”
尼克松：“被極端派猶太人操縱……”
基辛格：“被極端派猶太人操縱而宣佈全國悼念日的話……”
有意思的是，基辛格在這裡是如此地進入角色，甚至忘了自己也是一個猶太人，還得讓尼克松來提醒現在的政策確實是被“猶太人”操縱的，只不過不是“極端派猶太人”而是“另一個猶太人”。
這裡的悖論也許就是所謂“猶太人操縱美國”的全部秘密所在吧。
如果基辛格不能忘記自己是“猶太人”的話，他就永遠沒有機會成為那個“操縱政策”的“猶太人”。反過來，如果一個“猶太人”操縱了美國的政策，那麼他就一定不是“猶太人”。而猶太民族的力量，恰恰在於對這些“不是猶太人的猶太人”的包容能力。基辛格也許從來沒有給以色列國“幫過忙”，但他依然是猶太社區裡的核心人物，至今有關猶太民族命運的重大決策，事先仍然找他商量，只是做這種商量時他不是那個不是猶太人的“基辛格”，而是一個被大家親切地叫做”Dr. K”的猶太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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