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道路其實可以從一本書開始說起。這本書是我的大姑媽送給我的，她有點理想主義，在老家開了一家書店，書店的名字很有詩意，叫“故鄉書房”。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她的經營理念十分超前，借書的人，不需要身份證，也不需要押金，全靠讀者自覺，看完書主動把書還回來。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殘酷，不到三個月，她的書店就開不下去了，因為絕大部分書都有借無還，不知所蹤。書店關門時，只剩下一本書——路遙的《人生》，她把這本書送給了我，在一個暴雨的黃昏，我似懂非懂讀完了，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
（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劇照）
五年級的時候，我讀到了第一本詩集——《雪萊詩選》。那時，我母親在鎮裡的服裝廠上班，廠裡大多是年輕的女孩，有一些女孩有文藝情結，閒暇時喜歡讀書。母親便給我借了一本《雪萊詩選》，她不知道雪萊是誰，我當然也不知道。這本書，我看了很久，一直壓在枕頭下面，每天看上一會兒。讀的時間久了，我也開始寫起了詩。
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學的道路，除了家庭的影響，還跟我的一個小學老師有關。他叫徐朝暉，是我五年級的語文老師。徐老師很喜歡寫詩，得知我在寫詩，送了我整整一箱子雜誌，這裡面有1988年、1989年、1990年三年的《詩刊》《星星詩刊》和《詩歌報月刊》，另外還有一本週國平主編的《詩人哲學家》，這一箱雜誌對我影響特別大，尤其是《詩歌報月刊》，裡面很多迷人的詩句，我至今記憶猶新。
初中的時候，我通過同學認識了隔壁村的一個農民作家，他叫吳永仁，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上過《人民文學》的文學培訓班。我那時候痴迷寫詩，產量奇大，幾乎每天都能寫三五首，寫完之後，我總是特別興奮，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可是每次他都會劈頭蓋臉地把我的詩批評一頓，所以回家的時候，我總是垂頭喪氣。
鎮裡的文化站是我常去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圖書館，很小，裡面的書我基本上都看完了。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份新創辦的報紙，這是一份內部的報紙，上面有一版專門發表學生的習作，於是，我便給編輯臧正民先生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指點。在他的鼓勵下，我的作品開始發表了。
（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劇照）
後來，我的寫作慢慢從詩歌轉向了散文和小說，《外婆家》中有四篇散文（《水像一個手勢》《風像一件往事》《十二月》《灶屋》）的發表，頗有點傳奇色彩，這四篇散文屬於年少之作，最早的一篇成稿於十七歲，最初發表在《宜興文化報》上，發表之後，我自己感覺挺不錯，就想投給《無錫日報》讓更多的人看到，但一直沒有收到錄用的消息。後來，我投給了《新華日報》，也石沉大海。我是個越挫越勇的人，又把這幾篇作品投給江蘇省作協主辦的《雨花》雜誌，一個多月後，果然收到了《雨花》雜誌的回信，我激動萬分，打開信封卻發現裡面裝的不是錄用通知，而是一封鉛印的退稿信。
但我還是沒有放棄，我給這四篇文章取了一個大標題——《屋溪河以北》，然後寄給《人民文學》的主編韓作榮先生，剛把信投進郵筒，我就開始後悔了，覺得自己不知天地高厚。讓我沒想到的是，作品竟然很快就發表了，不僅發表了，還獲得了“新世紀散文獎”，獲獎的作家中有陳忠實、謝冕、李存葆等文學前輩，後來，還入選了很多年度散文選本，陳子善先生在編選“中國現代經典美文書系”時，又選了這幾篇作品，再後來，還被翻譯成了俄文、匈牙利文。
也就是從那以後，我的創作熱情十分高漲，在《十月》《花城》《山花》等重要刊物發表了大量的作品。有一年，我在廣州遇到了韓作榮先生，跟他當面道謝。他笑著說：“我是在一大堆自由來稿裡發現了你的作品，文采斐然，印象很深。”這份知遇之恩，我永生難忘。2013年，先生去世時，我難過了很久。
每個寫作者，對文學都有著自己的理解。我覺得“氣”是最重要的。
都說文無定法，但在“法”之外，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氣”。我特別認同兩句話，一句是“文者氣之所形”，另一句是“氣盛則神出”。那麼，“氣”來自何處？“氣”如何才能盛呢？我覺得歸根到底還是情感，情感濃烈到一定程度，氣自然就會旺盛，寫作的過程，就如同火傳於心，輕易而自然，一發而不可收拾。近年來，我的散文寫作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以往追求的是濃烈的效果，如國畫中的積墨法，沉鬱斑駁，而如今，我追求的是分寸感，類似於空靈的水墨畫，但不管怎樣轉變，詩性的語言和豐饒的細節始終是我不變的追求。
（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劇照）
我覺得對於一個作家來說，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嗓音對歌手一樣重要，好的語言應該入口即化，同時又回味無窮。我喜歡的作家，比如像契訶夫、福樓拜、老舍、汪曾祺、蕭紅……他們都特別講究語言。所以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會像揉麵一樣不停地、反覆地揉語言，揉出語言的勁道來。
語言首先當然要準確，正如圍棋大師吳清源所說：“棋下得最好的時候，每一個棋子要落在它應該落的地方。”這個世界上，沒有兩片樹葉是完全相同的，語言也是如此。作家要對語言之間的細微差異瞭如指掌。
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語言，我喜歡在方言中尋找靈感，不過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很鮮活，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閱讀障礙，所以怎麼用、用到什麼程度，是非常考驗人的事情。比如我們老家形容美食有兩句話特別有意思，一句叫“鮮得眉毛都掉了”，另一句叫“打嘴巴都不肯放”，這個大家都能明白。但有些方言比較生僻，比如我們老家把“竹椅”叫“蟹巴椅”，我有一個小說翻譯成英文時，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就專門寫郵件問我什麼叫“蟹巴椅”，我當時就意識到這裡產生閱讀障礙了。
語言是作家手中的武器，作家應該成為語言的守護者。我記得，卡爾維諾曾說，我們的語言正經受著瘟疫的侵襲，他認為：“文學，也許只有文學，才能幫助人們產生防止語言瘟疫傳播的抗體。”語言的蒼白、語言的平庸確實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突出的問題，一個有追求的作家，要盡力反抗這樣的語言。我希望能不斷地突破自己，寫出準確、新穎而富有活力的句子，使我們的母語綻放出的光亮。
（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劇照）
除了語言，我還特別注重細節。有人說，文章的大意思是由無數的小意思凝聚而成的，我很認同這一點，我覺得細節就是文章中自由呼吸的氣孔。在散文《灶屋》裡面，我曾寫過一個細節。看一個家庭主婦是不是賢慧，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看她用過的抹布乾不乾淨。乾淨的抹布應該是什麼樣子呢？它放在鍋蓋上烘乾後，就好像蘇打餅乾一樣。我的一個朋友以前每次洗完碗，總是將抹布隨手一扔，自從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每次都會洗得乾乾淨淨。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文學是慢的藝術，好作品是修改出來的。在別人看來，這或許是一個漫長而又枯燥的過程，但我卻樂在其中，我覺得句子碰撞發出的清脆的聲響，非常的迷人。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從“意思”到“味道”的過程。當我們寫完初稿的時候，只能說我們的意思到了，裡面有火氣，還有雜質，只有通過反覆的修改，才能像熬湯一樣，熬出醇厚的味道來。
在交稿之前我還有特別的一個儀式——反覆地朗讀。我覺得好的作品必須要經得起朗讀，所有的藝術問題說到底都是節奏問題，一切都要服從於節奏，要讓情感的節奏和語言的節奏統一起來，節奏對了，氣息也就通暢了，讀起來就會很舒服。
文學是用來柔軟、撫慰、滋潤心靈的，一個作家的起點就是真誠，我們必須對這個世界懷著巨大的善意，去珍視生命中的微光。當我們用最大的真誠寫下這些美好的句子，讀者就會喜歡你的作品。我始終相信一個作家的真誠，讀者是完全能夠感受到的。（完）
本文整理自3月15日盛慧直播速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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