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存在的兩百多年的歷史上，世人所熟知的改革莫過於明中後期的張居正改革，其改革範圍涉及了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民族等各領域內容，是一場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
如果明王朝後續朝代能堅持張居正的改革，明王朝後期再度中興也未嘗不可能。
改革前的背景：
從明王朝自1368年建立以來，到張居正改革時的1573年這兩百多年裡，明王朝已從朱元璋的時期的廉政之風變成了嘉靖年間的朝綱混亂、貪贓枉法盛行的局面，大明王朝千瘡百孔已經岌岌可危。
政治上：
明王朝皇城的主人嘉靖皇帝貪圖享樂把大明朝政交給了當時的奸相嚴嵩父子，使得其掌握了朝政達20年之久。在其父子倆權傾天下的20年間，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在朝局中形成了“政以賄成，官以賂授”的官場風氣。還有因為明初設立的衛廠機構，在這兩百多年裡宦官的權利越來越大，其權利大到可以出任京營和各鎮的監軍，能夠控制明朝的部分軍隊。隨著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使得當時的政治十分混亂和黑暗，朝政動盪不安。
土地兼併之風：
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在明朝中後期時，土地兼併的情況十分嚴重，主要原因是皇族和王公大臣享有的政治特權。在當時以奪買、投獻以及請乞為主要手段瘋狂掠奪土地，使得大明王朝應該納稅的土地有差不多一半被皇族和大官僚地主所隱佔，且並不納稅。這極大地影響了明王朝的國家收入，而對應的全國規模龐大的農民只掌握有很少一部分土地，使得絕大部分農民只能租用官田為生，生活條件非常艱苦。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在明初朱元璋時代，每年的稅米有2430萬石，麥470石，而到了正德年間則下降到了稅米2216萬石，麥462萬石。直到嘉靖時期，稅米已經大幅度下降到了1822萬石，麥同樣是462萬石，可想而知因為土地兼併帶來的稅收下降有多嚴重。
而此時在大明王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時代，張居正出現了。當時明穆宗去世前把政權交給了當時的大臣高拱和張居正，叮囑這兩位能臣輔佐年幼的明神宗，自此明神宗繼位。在後面張居正與太監馮保聯合推倒高拱成為內閣首輔大學士，取得劉太后信任後開始執政改革，歷史上著名的張居正改革就此開始。張居正的改革橫跨了政治、軍事、財政領域，規模之大細節之詳細讓人歎為觀止。
張居正改革
政治上：
為了改變明王朝吏治情況，張居正著力整頓吏治，加強內閣權利，專門為此創立了“考成法”， 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意思就是要求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賞罰分明,堅決服從上面的命令。目的就是為了裁撤朝廷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提拔和重用“廉能官員”。
其中的詳細內容有：要求官員定期向中央內閣告知地方政事。極力提高內閣實權，為此提出了“惟以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的考察核心，並勒令地方各級政府建立“考成簿”的規章制度。
使得“月有考，歲有稽”，對於官員所承擔的事情責任都有明確的任務規定和時間期限，分為三本賬簿。一本都察院和六部作為底冊底冊，一本在劉科，一本則在中央內閣。而且內閣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官員執行情況，完成與否按規定處罰與獎勵。
由此帶來的成果就是在張居正當政的十年期間，其裁革的冗員佔據了當時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其成效之大令人歎為觀止。可以說“考成簿”這項制度把事情考慮得非常細緻，從而保證中央政令能夠得到貫徹實施。
《明書》曾記載：“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而且張居正還提出要嚴格選用各級地方官員，要求做到不限資格、不看虛名、不看出身、只看其是否有治理國家之才能，藉此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正因為在這樣的嚴格要求和指導下，大明王朝得到了一大批有真實才華和能力的人被髮掘和得到重用，其中就有戚繼光、王崇古、張學顏、李成梁和熊延弼等人。
尤其是戚繼光，為我國沿海抵禦倭寇立下了汗馬功勞，是我國的民族英雄。得益於政治上的改革和整頓，在此條件下，大明王朝的朝政煥然一新，使得多年來的朝廷腐敗局面大為改觀，極大的提高了朝堂的風氣和行政效率。張居正當時的考成法歸納起來有三點：
第一：就是要注重考核工作的實效，著重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就是要注重上下級相互監督體系，層層完善官員的督察與監察制度。
第三：就是要注重對己有制度的推陳出新，抓好貫徹落實。
可以看得出來，張居正的“考成法”放在如今也是非常的適用，其跟我國如今的很多制度也有著相同之處。
經濟上：稅制改革
在明朝中後期，全國土地兼併嚴重，由於明初朝廷對於開國功臣大肆封田地，加上明王朝建國以來兩百多年的時間裡地主豪強對於土地的不斷兼併，使得明初的耕地面積為八億五千畝耕地縮減為正德年間的不到五億畝了，差不多少了一半。對於稅收的影響可想而知有多大，正因為這樣，使得明王朝的稅收大幅度減少。
而且因為明朝半數的土地都掌握在皇族及大官僚地主手裡，農民因為土地與官僚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嚴重。具體表現在農民所掌握的少數土地跟掌握大多數土地的地主豪強一樣都是按照人丁多少繳稅，這對於農民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張居正針對明王朝的經濟稅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丈量土地
萬曆八年十一月，改革前張居正衝破當時官僚階層的層層阻擾，對明王朝的耕地進行了仔細的丈量，在丈量過程中總共查出了兩億多畝被隱瞞的土地，在此基礎上，公元前1581年張居正推動了整個明王朝歷史上最重要的經濟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種情況為“攤丁入畝”。張居正把原本按照人丁攤派賦稅徭役的制度方法改為按田畝計算，也就是把原來的均瑤、裡甲、雜泛和其它供應費用，悉數編為一條，拆銀繳納，攤入田畝徵收。
這就是所謂的“以一縣之役，課一縣之田。”田賦按畝徵收，極大的保護了少田者和無田者的基本利益。而且一律以銀兩的方式進行全國範圍內徵收，分為夏秋兩季徵收。這就是所謂的賦役併為一條，計畝徵銀。但這一部分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實行的地區並沒有多少，只有在浙江台州等地才有人實行過。
而全國大多數地區實行的是“一條鞭法”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種情況，把原來按戶和拼丁派役的方式改為按丁、按糧(也就是土地)派役，或糧六丁四或丁糧各半等等此類形式，再和夏秋兩稅合編為一條。
一律以銀兩方式徵收，也就是將部分搖役銀合併入田畝中，其它剩餘的仍由人丁負擔，這就是極不徹底的“攤丁入畝”。而在當時，全國範圍內實行的就是這種方式，可想而知在當時實行“一條鞭法”在全國遇到的阻力之強。
雖然阻力很大，但改革之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一條鞭法”的實施不僅有效的消除了在改革之前貪官汙吏徵收過程中對底層農民的剝削，而且還保證了舊有收入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政府收入。同時也對那些少地或無地的農民減輕了丁役的負擔，使得農民與官僚階層的矛盾不再像以前那樣激烈，也扭轉了嘉靖以來政府的財政頹勢，明朝“一條鞭法”制度的實施，在中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針對張居正經濟改革的貢獻，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
“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一條鞭法，……是銀力兩差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裡甲之值年者，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後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雜役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而《續文獻通考》也總結道：
“大抵歷代立法各有因時制宜之深意，而奉行不善率以病民，吏胥縱其奸，而閭閻受其困，雖復處除之詔屢頒，其及於民者能幾何矣？苟無治人，雖以三代之良法，不足以致治。”（《續文獻通考》卷15）
軍事改革
當時的明王朝可謂是內憂外患，內有政治危機和社會矛盾，外有強敵騷擾進犯，如北方少數民族對明王朝北部的侵犯和蒙古部落的虎視眈眈，加上東南沿海的倭寇騷擾，明王朝對於邊防急需改變現狀。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張居正著手改革軍事，其認為：“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
基於此認識，張居正提拔和重用驍勇善戰的李成梁和戚繼光等著名將領，任命戚繼光總兵薊州，打擊和防禦東南沿海倭寇，往北則修復破敗不堪的城牆，使得對於抵禦外敵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
“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明史戚繼光傳》）。
同時任命李成梁防守遼東，防禦蒙古和震懾建州女真，這對於當時隱患重重的明王朝邊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得明王朝邊防危機得到了極大的緩和。與此同時，張居正還著重改善和修復與蒙古及女真族的關係，得益於張居正的這一系列操作，邊防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
總結：得益於張居正執政期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使得朝局的腐敗得以扭轉，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邊防穩定安寧，使得瀕臨滅亡的大明王朝再次有了“中興”的景象，如照此下去，大明王朝再延續兩百年也並非不可能。
參考文獻:《明書》
《續文獻通考》
《明史戚繼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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