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本書能用白描般細緻流暢的筆觸，用紀錄片般冷靜而溫情的語言，為我們呈現中國近十年來轉型期間日復一日的變化，這便是《尋路中國》了。
彼得·海斯勒，《紐約客》駐北京記者，這本書講述了他駕車漫遊中國大陸的經歷，總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城牆、村莊，還有工廠。
“何偉”是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字，一個外國記者，用這麼一個樸實無華的中文名字，帶上了他的兩樣工具，租來的車與手中的筆，記錄了這飛速發展背後的真實種種。
（一）
在這本《尋路中國》裡，海勒斯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看似熟知而其實可能從不曾仔細觀察過的中國。如果中國是一個寬闊的多面的立體的存在，那麼，這次，我們得以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隨海勒斯切入這個變動中的古老國度。
海勒斯的有意思在於，這個我們熟悉的中國，在他筆下，漸漸的陌生化起來，你看到了一個完全不是你所理解的中國，而這種陌生化之中，你又會覺得無比真實。
（二）
長城，這個彷彿承載著中華民族所有驕傲、榮譽、信念、精神的的特殊之詞，背後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作為一名外國記者，他自駕出行，驅車萬里，自渤海之濱，沿著長城向西，循著那張中國地圖中曲曲折折的“動脈”、“支流”，橫跨中國北方。
彼得·海斯勒冷靜的描寫了他當時看到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一路上的搭他車的人，有最樸實的農民，也有追趕著社會節奏企圖改變自己現狀的進城打工妹，還有在搭車途中提出借作者車開的退伍老兵。
他沿著長城一路向西，然而當年，他所看到的，只能遺留下來的原始風貌，滄桑之後的斷瓦殘垣、衰草連天，甚至有些時候只是一個普通村民眼中隔著童年與成年的一堵小土牆。
長城，除了旅遊景區之外，最尷尬的境遇還是保護與探索的姿態，專業的文物研究者少人去研究，只有民間寥寥幾個個體保存了文獻，認真審視了這些荒涼的磚塊，默默充當起解說者、研究者、保護者的角色。
（三）
中國北方的長城多達數百段。在過去，這個地方給中原帝國惹下的麻煩最多。中原帝國在其他幾個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東有大海，向南有叢林，向西有喜馬拉雅山，唯獨北方大草原是個廣袤的大豁口。在古代，這一地區居住的是遊牧部落，專門襲擊周圍相對定居的鄰邦城池。
作為對策，漢人通常會修築起一道道的城牆——據史料記載，最早的防禦工事修築於公元前656年。其後的兩千多年的時間裡，許多朝代都修建了類似的防禦工事。不過，修築的方式有所不同，用於描述這些防禦工事的術語也各不相同。先先後後用過詞語有十多個，我們現在把它們都理解為“長城”。
其中有兩個朝代，尤以修建長城聞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在他的統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的防禦線。他所統治的秦朝，因為強徵勞工修建這一工程而聲名狼藉。
不過，秦朝修建的城牆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牆卻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權。在北京地區，他們最終用石料和磚塊建起了防禦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規模地修築城牆。（事實上，1923年沒人能月球上看見長城，現在仍然看不見。） 這個村子的全名是“寧息胡虜”，意即“平定胡人”。
古時候，“胡”是漢人用來指稱北方遊牧民族的字眼。它並不專門指稱某個部落或某個民族，但卻帶有貶義——那個詞語可以涵蓋所有的外來者。後面那個“虜”字，更是生硬，意指“蠻人”。
（四）
也許是這位外國記者沿長城而行的旅程，對中國的觀察與思考的行為。2011年的時候，《尋路中國》火了，榮登當年圖書排行榜年度十大好書第一名，引發了大家思考，換個角度看中國。
近年來，一些坍塌或受損的長城正得到逐步修繕，但長城保護的現狀仍然不盡人意。到了今天，長城保護依然是道難題。
2019年，國家文物局主持編制《長城保護總體規劃》明確了長城保護的重點是秦漢長城和明長城。秦長城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臨洮；漢長城東起遼東，西至甘肅玉門關。
遺址總長近3700千米。明長城東起遼寧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遺址總長8800餘千米。
《長城總規》將長城牆體遺存保存現狀分為五個等級：較好、一般、較差、差、消失，其中，保存現狀差即瀕臨消失的和已經消失的，約佔總數的51.2%。
除去風雨侵蝕、地質災害等自然因素，長城被破壞的原因主要是旅遊開發、城鎮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居民生產生活和不當干預等人為因素。
正如彼得·海斯勒走過的路，長城的分佈範圍很廣，保存的環境特別複雜，而且多數位於經濟欠發達的地區，這是長城保護面臨的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
對於長城的保護和開發，尤其是旅遊開發，在今年疫情後的進程也許更慢了。
希望下次《尋路中國》作者彼得·海斯勒下次再走一次長城，有不一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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