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们或许在为小行星是否会撞击地球而恐慌，抑或为四年一遇的一天而兴奋。
这两种情绪也缠绕着2月底的这两个国际知名电影节。
巴黎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凯撒奖落下帷幕。
柏林时间2月29日，第70届德国柏林电影节奖项揭晓。
前者因为罗曼·波兰斯基新片《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及最佳改编剧本奖而引起场内嘉宾离席、场外民众抗议。
当然从影片入围开始反对的声音就一直存在。
根源还是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事件。
后者从不满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人选杰瑞米·艾恩斯的早期不当言论开始。
再到开幕前几天证实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鲍尔曾为纳粹德国宣传部高官。
这使得政治色彩浓郁的柏林电影节也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之中了。
罗曼·波兰斯基与法国凯撒奖
2019年9月，电影《我控诉》入围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而且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和费比西奖最佳影片奖。
当时就有媒体人很是不满，英国文化记者安妮塔·辛格愤怒地表示：“主竞赛单元的21部电影中只有两位女导演，红毯专门为罗曼·波兰斯基铺开。威尼斯电影节做的‘真好’！”
这句话里有对“性别配额”的不满，更有对有“性侵丑闻”的导演入围的指责。
由于波兰斯基还在美国法院的通缉之中，而且意大利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所以导演并没有到场参与首映及领奖。
这部电影于2019年11月13日在法国上映。
而就在11月9日，法国女演员瓦伦丁·蒙尼尔在《巴黎人报》指控波兰斯基在1975年于瑞士格施塔德的别墅中暴力强奸了她。
当时她只有18岁。
波兰斯基的律师对这发生在44年前、而在影片上映前突发的指控表示强烈抗议。
而这位控诉者说正是因为这部《我控诉》即将上映促使她决定公开。
她怀疑这部讲述20世纪法国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错误关押的电影，其实是波兰斯基在“粉饰”自己的历史。
除了发生在1977年的性侵案件外，这些年波兰斯基还被多位女演员指控其在1972年、1973年、1983年性侵过当时还未成年的自己。
当然这些指控都因为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无法立案侦查。
关于1977年的案件过程以及波兰斯基逃离洛杉矶的经过，导演玛莲娜·齐诺维奇与HBO曾在2008年制作了名为《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和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纪录片。
其中采访了事件的当事人以及案件的律师、检察官，披露了大量细节。
这部纪录片还获得了当年圣丹斯电影节“美国纪录片最佳剪辑奖”，想了解详情的可以前往B站观看。
2009年，罗曼·波兰斯基委托其律师向美国法院提出免罪申请，要求重新审视当时的判案过程。
而就在当年9月他因出席电影节颁奖仪式前往瑞士，苏黎世电影节将为其颁发导演终身成就奖，结果在机场戏剧性地被瑞士警方逮捕。
后来因为美国检方没有出示一些关键材料，瑞士当局以“技术性错误”为由，宣布解除对他的软禁，于2010年7月12日重获自由。
这一过程也被同一位导演于2012年制作成了纪录片，名为《罗曼波兰斯基：罪者出列》（Roman Polanski: Odd Man Out）。
其实在2017年，罗曼·波兰斯基曾同意担任法国凯撒奖的主席，最终在妇女团体组织的强烈抗议声中，波兰斯基担任主席的任命被撤回。
在某次采访中，他曾说到这件事情。
他说自己已经认罪，而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瑞士被监禁和软禁的时间“已经比当时法庭承诺的多了四到五倍”，而且“在过去的30年来，萨曼莎·盖默（当事人&受害者）一直在请求结束这个案子。”
再次回到2020年的凯撒奖，法国媒体称赞布拉德·皮特婉拒凯撒荣誉奖的举动。
而这位凭借《好莱坞往事》摘得最佳男配角的男神在昆汀的安排下，和小李子在电影中用喷火枪干掉了“曼森家族”，以免1969年发生在波兰斯基家的惨案发生。
2月16日，凯撒奖组委会成员集体辞职也是对这部影片入围的一个回应。
组委会这么做是立场鲜明、政治正确，而评委会给予这些奖项，是坚持专业、公平公正。
上述两者的冲突或对立，我们或许无法在现场感受，但豆瓣短评几乎还原了某个现场。
仔细想想，柏林电影节的遭遇似乎也是同样的问题。
阿尔弗雷德·鲍尔和柏林电影节
柏林电影节是冷战的产物（当然很多电影节都是），所以政治是压倒性的主题。
1950年，美军驻柏林信息部旗下的电影办公室负责人奥斯卡·马泰（Oscar Martay）倡议美国出资办柏林国际电影节，以强化其意识形态渗透软实力。
西柏林的风声刚传出，东柏林就宣布在每年夏天举办国际青年电影节。
阿尔弗雷德·鲍尔（Alfred Bauer）成为西柏林被选中的人。
他德国乌发电影公司、德国电影局顾问、英国电影局顾问的经历以及电影史学家的身份，让他最终全权负责柏林电影节创办事宜。
虽然当时就有人指出他和纳粹政府的密切关系，但美国人马泰力排众议，最终鲍尔从1951年首届电影节主席一直做到1976年退休。
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视作柏林电影节的精神象征，象征着它开放、包容与博爱的核心价值。
1986年，鲍尔因病去世，翌年柏林电影节为了纪念他而设立了“阿尔弗雷德·鲍尔银熊奖”，由主竞赛单元评审团选出当年参赛片中最具“电影艺术新视角”的作品获得此奖。
关于鲍尔身份问题的调查一直没有停止。
直到2020年初，《德国时代周刊》通过梳理德国国家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大量史料，再次提出这一棘手问题。
这篇报道中拿出了当年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德国宣传部对鲍尔做的内部调查报告，类似政治审查的文件，确认他“是冲锋队的热心成员，对党对国都是忠心耿耿”。
而且他在电影局供职的三年并非1950年所说的“普通顾问”，而是戈培尔的高级幕僚，参与了对大量电影人的监控和压迫。
他在战后用尽办法抹去战时经历的凭据，摇身成为“用艺术创作弥合意识形态伤痕”的艺术家代言人。
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因为鲍尔的曾经纳粹身份决定停颁鼓励“电影艺术新视角”的奖项，似乎没有人提出异议。
尽管反对纳粹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而电影艺术新视角是针对艺术作品和专业水准。
而众所周知的威尼斯电影节，指导其创办者或可称为“威尼斯电影节之父”的正是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当时还颁发“墨索里尼杯”。
这个人还奠基了罗马电影城、成立了电影管理总局。
当你开着大众汽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会想到是希特勒提出了高速公路的概念，并且主持德国大众汽车厂的奠基工作吗？
如果想到了会不会把车扔到高速公路上呢？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样的类比，认为汽车、高速公路与艺术品不一回事儿。
的确，很多技术性的、物理性的或者科学性的看起来都不带有个人风格、不体现发明创造者人品。
如果你知道牛顿造假、盗版、侵权、迷信、拜金、精神病患者、炼金术士的一面，你会抵制“万有引力”吗？
再想想上述两个电影节面临的问题。
表面看起来是人品与作品的关系的争论，但往往在人品好的时候才会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评判，而人品不好的时候往往也会一票否决作品。
其实还是意识形态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较量，当然也不是较量，因为意识形态本身也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属性。
再想想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个曾经犯过性侵罪但已经认罪并伏法的人是否可以得到道德上的原谅，以及一个曾经服务于纳粹政府的人之后能否代表开放、包容与博爱。
我们习惯看到电影中那些有缺陷的、曾经犯过错误的人通过艰辛的努力、克服重重阻碍、战胜各种困难，最终成为平凡生活中的超级英雄，我们会为他鼓掌、欢呼、热泪盈眶。
但一转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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